“天降大任於一個年代，成就一代人的偉大，那一代人可以是你。”講述“南非之魂、黑人領袖”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傳奇一生的影片《曼德拉》，在剛剛過去的7月登陸中國大陸。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曼德拉是為數不多的得到官方與民間，以及不同派別的人普遍認同和尊重的政治領袖。他曾稱，“我二十多年在羅本島獄中生活的精神支柱來自中國！”

如今，與曼德拉有著不解之緣的中國，不但在外交上面臨著美國新一輪以遏製中國為核心的“重返亞太”大背景，國內也在歷經30多年的財富急劇增加後，又面對著百年以來最佳的複興之路。如此，在這樣一個破舊立新、時代交替的“艱難時刻”，中國需要一個魄力與使命感並存、堅毅與睿智兼具的新政治領袖式人物的出現，引領這個曾經幾度輝煌的東方之國，在歷史的又一個轉折關口走向自己新的夢想。

在7月即將結束的29日，中共曾經的“政法王”周永康突然被官方宣布因“嚴重違紀”而遭查處。世界輿論嘩然之余，再次將關注的焦點聚集在發動這場前有未有的反腐風暴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身上。2013年，絕大部分中國人根本不相信今天的中共能調查政治局常委級別的前任高層領導。西方人也不相信，剛剛上任的習近平會有足夠的能量與膽魄擒獲徐才厚、周永康這樣級別的“碩虎”[1]。

外界的關注點大部分被中共反腐的猛烈程度所吸引，然而不少接近中南海的人士卻強調，反腐只是習近平所領導的這一屆新中央最能直接體現政績的一個表象。在其背後，一個負載著宏大藍圖的龐大車輪正滾動前行，這個被中國政治分析家們稱之為二次改革的宏大藍圖並非“改革”二字所能完全體現，它所包含的范圍與深度甚至超出了外界當初的想象。習近平不僅要徹底打破經濟大發展時期形成的官場運行既有模式，建立一整套符合現代化國家治理能力的官吏隊伍和全新的官場模式;更應該被注意的是，習近平正悄然主導一場革新中共執政理論與法理基礎的革命。他將如何去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習非常看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博與深厚;對於經濟的發展，一種“新常態”的提法開始出現，這顯然區別於過往三十多年不計後果發展的經濟思路;另外，軍隊大改革的序幕已經拉開，重塑軍魂成為解放軍當下首要的議題。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文化、軍事，還是政治、經濟方面的新政，習的一切設想與行動，都是在竭力推動中國走向“複興之路”。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對於百年近代史，中國人一直都有很深的屈辱情結。鴉片戰爭讓中國看到它已經遠遠被現代化拋棄。當時的西方強國用堅船利炮打破清政府的閉關鎖國。在中西方文明的猛烈衝撞中，千年輝煌的農業帝國文明敗給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慘烈，促使“變法”、“維新”成為當時的社會共識。從此開始，中國一直在尋找回歸並引領世界現代化的路。

自此，西方文明隨同炮火湧入中國。從95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始，“西風”壓倒“東風”，國學被視為糟粕扔進塵芥堆。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報告，助其打破了一個舊世界，開創了一個新的政治時代。十年文革“批林批孔”，中國的傳統文化再次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破壞。鄧小平推動中國改革前30年，經濟一路飛奔。

“每個人只有一個命運。”這是《教父》中冷酷無情的考利昂老頭子的名言，簡潔而又耐人尋味。“對於這僅有的一個命運，我們應該如何把握呢?”保爾·柯察津的回答也許隻適用於他的時代，但這個問題本身，卻早已永恆—弱者的命運由別人把握，強者的命運由自己把握，而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則由它的領袖把握。

習近平堅定地認為自己是革命後代忠誠的一員，將振興中國和革新執政黨的現代化視為自己堅定的任務和使命。一位紅二代說，“習近平本來也可以輕松完成自己的任期，但他作為革命者後代的強烈責任感促使他選擇了一條更艱難的道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宣布“裸退”，將中共黨權和軍權一起交付到繼任者習近平的手中。習在公眾場合顯得自信和輕松，雖然上台不到兩年，就已初現出一位不畏艱難的成熟領導人的強大氣場。很多曾經熟悉習近平的朋友、官僚，乃至身邊的人似乎都看不懂他，而習近平在這樣位置上所表現出的嶄新形象與言行，自然是旁人難以想象的。他的一言一行，當時看來也許並未有什麽特別之處，但是一段時間之後，你會發現，習的每一句、每一步，不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都有他的計劃和目的。

2012年11月29日，上任不到半個月的習近平在率領新政治局七常委觀看“複興之路”展覽時，就聲明“道路決定命運”，並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這實際上是習在宣告自己的歷史使命。而所謂“複興”的起點不再是仍受製於人的中國，更不是小心翼翼韜光養晦的中國。2014年的訪歐之旅中，習近平侃侃而談，多次提及中國的文明、中國的道路，並宣稱“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圍繞著複興目標，習近平對於如何複興、複興成為什麽樣的國家、複興後與世界的關系已經有了自己的謀略與布局。這位上任時間並不長的領導人，通過自己的言行，向世界宣稱中國將在其領導下，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上兵伐謀，獅子亮牙

自古弱國無外交。文化和軍事，分別是一個國家立足於國際社會所需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外在表現。30多年“馬放南山”的無戰事狀態中，解放軍內部也在被無所不能，無孔不入的金錢所侵濁，人心渙散，軍魂不在。軍中“大老虎”谷俊山和徐才厚的落馬，被外界認為是習近平為了震懾魑魅魍魎，重塑華夏軍威，不得不采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強軍手段。重鑄軍魂必先正軍風，不可能有先鑄軍魂再反軍腐的第二條道路可走。“軍事上的落後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我經常看中國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後挨打的悲慘場景就痛徹肺腑！”2013年12月27日，習近平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有感而發。當天，也是中共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後一天。這段講話被錄入新近出版的《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一書，這場會議的名字，卻至今未對外公布。

在狠打軍隊貪腐之風的同時，習近平也著手軍隊變革。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將軍隊改革納入“決定”，並涵蓋了國防科技工業、武器裝備、人才培養、軍隊保障社會化、國防動員等領域。官方媒體的公開報道中一再強調，這一輪的國防和軍隊改革，是由“習主席親自運籌、親自指揮”。“要把領導指揮體制作為重點，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是重中之重”，《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學習小組”關注到習在上述“一次重要會議”上的講話，並分析:“通過習近平在會上的講話，不難發現，它事關國防與軍隊改革，事關打仗”，“最能全面體現其治軍思想”。

2014年7月底，在甲午戰爭120周年，一戰100周年，八一建軍節之際，解放軍“三軍四海六軍區”的罕見軍演震撼登場。與以往強調武器先進、強調登陸作戰直指具體的軍事目標不同，此次解放軍更加強調的是接近打仗的逼真效果，強調的是中國實戰的決心以及不畏懼亮家底帶來的國際負面效應。有聲音認為從時間點上來說這是習近平在宣示複興中國不同以往的氣象，宣示一雪甲午之恥的決心。同時，媒體曝出，解放軍已經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統籌下，跨越戰區，設立了東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這也是解放軍從頂層設計上直接刷新了軍隊戰備的最新形式。

孫子曰，上兵伐謀。關注中共政情的觀察人士分析，當下中國更強調的是伐謀攻心，解放軍意在用慣性強勢擊潰外界的心理防線。從一上任就提出民族複興，到外出訪問時宣告中國是和平的獅子已經醒來，從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多地對美國說不，到在軍事上越來越展現大國標配，中國的確正在全方位展現主動有為的姿態。

唯其艱難，更顯勇毅

關於軍事改革的難度，習近平在前文所提及的“一次重要會議”講話中，曾引用了《為學》中的名句“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其實不止軍事領域的改革，主題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包含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等15個領域60項改革任務。出身革命家庭、從最底層的官員到如今的國家首腦，習近平清楚中國改革的七寸在哪裡，他也更明白中國如今的發展，讓他面臨巨大的機遇。用習自己的話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習當政時，中國經濟開始邁入現代化，但經濟質量及惠民程度(社會保障)還沒有達到現代化。最主要的是國家治理理念和方式還沉浸在“舊時代”;治軍、社會管理、5千年的文化的現代傳承都沒有系統、規范地與現代化接軌。同時，在習看來，現代化絕不是所謂“西方化”，而是體現“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國不僅要回歸現代潮流，更要建立現代新理念，成為未來現代化的引領者。這應該是習近平改變和治理中國的理念，也是當初他提出“中國夢”這個概念的基調。

習近平曾指出，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相互聯系的，不能孤立地看。他說“以人為本”的改革將“綜合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環境”，同時加強“黨的建設”。從十八屆三中全會至今不到一年的時間，單獨二孩、廢除勞教、新型城鎮化、戶籍、紀檢、簡政放權等領域的改革已經實施或揭開面紗;司法、財稅、文化等領域的改革方案正在獲深改組審議或通過;外界看來頗為神秘的軍隊改革也悄然進行;被多維新聞稱為“第五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展現了習近平正在試圖對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產生的“實踐重過理論”的情況進行改善，破除舊的理論困局，將執政理念從“管理”推向“治理”。這就表示改革實現起來有相當大的難度，如何平衡各領域的力度和進度頗費考量。

十八大後，習近平親自掌舵深改組和國安會，此後又陸續擔任網安、軍改、財經等10多個小組負責人的頭銜。歷史學者蕭功秦公開表示，“習近平代表著中國新威權主義黃金時代的到來”。更多的觀點認為，習近平青少年時代體驗過文革歲月和上山下鄉的苦楚，深知社會無序和個人崇拜的危害，對他而言，法律不是紙上的教條，而是行動的真理。從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依法治國”作為會議主題這一決定可以看出，法學博士畢業的習近平，正試圖結合自身的特點，緊緊抓住“法”這個元素，在法的平台上改變上述中國的舊積弊與打造中國的全面現代化。

分析家認為，今日的中國需要一位敏捷和強有力的領導人，帶領中國應對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難題和挑戰。過往的歷史告訴我們，歷史需要中國在這個年代出現一名強有力的政治領袖，而習近平適時出現在這樣一個歷史中。

早在上台之初，習近平就表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決不是一句空話。”習這句“君子一諾重千鈞”的講話，並未引起外界重視。當時的西方媒體曾冷嘲熱諷“習近平說得很好，我們也希望這些話能夠實現;但是目前來看，我們不抱很大的希望。”一年之後，“必須改變中國的人”、“掌控一切的主席”，“將成為中國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領袖”……國際大媒體不約而同由衷的肯定取代了冷眼圍觀的輕慢。

歷史創造英雄，英雄也創造歷史。習近平上任後，以大改革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治理，以強有力的反腐治理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他的一舉一動傳遞出信心、勇氣和力量。一篇在網絡流傳甚廣的文章稱，“習近平已經贏得億萬人民群眾的信賴。”這種愛戴，絕非過去那種帶有封建色彩的個人崇拜。當年，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讚美習近平為“曼德拉式的人物”，這樣的稱讚是恰如其分還是言過其實，有待今後8年的驗證。但外界已經不得不承認，習近平上台之初的施政宣言，“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努力奮鬥。”並非政客登台表演的走過場，而是一個政治家對自己政治理想的鏗然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