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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軍閥》(391)清洗日資
(三百九十一)清洗日資

 “這樣的機密大事,稍有泄漏,便是天大的禍患,楊總長小心謹慎是應該的。”閻維藩說道,“可以理解。”

 隨著幾下打火機打火的聲音,屋內紙彌漫起一陣淡淡的煙味,喬映霞知道,他沒有機會看到楊朔銘的這封親筆信的內容了。

 兩名財政部特使起身告辭,在確定送走了他們之後,喬映霞從屏風後走了出來,看到喬映霞現身,閻維藩將那份協議交給了他。

 喬映霞拿過協議只看了一眼,面色立時大變。

 “財政部收兌白銀是真的了?你怎麽能答應呢?”

 “東家莫慌,這銀還是咱們的。”閻維藩指了指協議中的幾項條款,“他這麽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銀留在咱們手裡。”

 喬映霞聽閻維藩這麽說,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他深吸了一口氣,定下神來,仔細的看起協議來。

 很快,喬映霞看完了協議,但他眼中的疑惑之色,並未因此而消除。

 “這銀是在咱們手裡,但這樣一來,咱們不成了財政部的管庫員了麽?”喬映霞說道,“禁止在交易中使用實銀,隻許用銀元券,又不許出境,那攢這許多銀有什麽用?”

 “剛楊總長在信裡詳細解釋過這麽做的原因。”閻維藩臉上的表情變得凝重起來,“他想要給咱們這些搞實業的人手裡留下白銀窖藏以備將來之用,不讓這些銀流失到國外,再就是為了對付日本人。”

 “對付日本人?”聽了閻維藩的話,喬映霞驚疑不已,因為他想不出,這白銀和日本人有什麽關系。

 “是的。從現在起,不出十年,我中華和日本必有一戰,”閻維藩肯定地點了點頭,竟然露出了一個惡狠狠的表情,“所謂的勝於廟堂之上,這一次,咱們中華先在經濟上滅了它日本一道,當獲必勝!”

 1935年1月3日,中國政fu財政部發布了《實施幣製改革布告》,主要內容如下:

 一、自本年1月4日起,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工農銀行四家銀行所發行之銀元券為國家法定貨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銀元券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國民緊急治罪法之治。

 二、中央、中國、交通、工農四銀行以外,曾經財政部核準發之銀行鈔票,現在流通者,準其照常行使;其發行數額即以截至1月3日止流通之總額為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酌定限期,逐漸以中央鈔票換回,並將流通總額之法定準備金,連同已印未發行之新鈔及已發收回之舊鈔,悉數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保管。其該準印製中之新鈔,並俟印就時一並照並保管。

 三、銀元券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收換事宜,設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而固信用。其委員會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元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類者,應自1月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銀元券。除銀元本位幣按照面額兌換銀元券外,其余銀類各依其實含純銀數量兌換。

 五、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於到期日概以銀元券結算收付之。

 六、為使銀元券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由中央、中國、交通、工農四行無限制買賣外匯。

 1月8日,中國政fu又公布了一份“新幣製說明”的文件,保證新幣製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中國政fu通過“回答民眾對新幣製的疑問”,強調了幣製改革的幾個重要方面。針對有人懷疑匯兌穩定的可行性問題,中國政fu保證實行穩定匯率,如果匯率相差太大,四大政fu銀行將聯手進行乾預。針對商品價格可能出現的波動,中國政fu保證波動將是暫時的,在短時間內就會穩定下來,並多半會維持在輕度通脹的水平上。關於禁止實銀流通,中國政fu說明了使用紙幣銀元券的好處,建議民眾改變使用實物白銀的習慣,同時中國政fu聲明,銀元券有足夠的準備金支撐,流通上不會有任何問題。

 中國政fu發行紙幣銀元券的政策一公布,英國駐華公使立即發出英皇敕令,要求所有駐華英商和英國僑民遵守中國法令接受銀元券,不得再使用白銀。在中國金融界佔有重要地位的匯豐、麥加利等英資銀行率先交兌庫存白銀給中國中央銀行,總數近3億兩白銀實銀。花旗銀行等在華美資銀行也向中國政fu交兌白銀計1.17億兩。

 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總部。

 在一間會議大廳裡,一場秘密會議正在緊張的進行中。

 “北京政fu成功地在經濟和金融上再一次達成全國統一了。”

 “支那歷史上的紙幣發行信譽極差,因而屢次失敗,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不,這一次是不一樣的,支那政fu這一次發行紙幣能夠成功的關鍵是有了西方國家外匯的信譽和英米的支持,英米的支持是為了限制日本在東亞開拓的戰略目的,支那在歐戰結束後能夠將不平等條約廢除,其中關鍵的原因就是支那的金融與英米掛鉤,實現與英米經濟金融一體化後,這些不平等條約便成為了自由貿易的國際金融資本的障礙,這是英米支持支那的經濟基礎。”

 “你們知道支那這一次拿到了多少財富嗎?到去年為止,支那對外外債是13億銀元,而各國在支那的投資總計有60億銀元,在支那的民間債權、財產、房產等價值90億銀元,這些資產全部從白銀被置換成為了銀元券,這些財富是支那國民生產總值的二倍!是支那貨幣發行量的五倍!也是支那自1840年以來所有的戰敗賠款的10倍還多!這是支那金融界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重大勝利!要知道,在滿洲、蒙古和華北,外國資產以日本為多,英米這樣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卑鄙啊!卑鄙!”

 “支那發行的貨幣與英米貨幣掛鉤,本身就是符合英米的利益的,同時支那發行貨幣收兌了大批的白銀與英米置換成為外匯,也就是他們的紙幣,這些外匯所換取的白銀流入了英米腰包,成為了重要的貴金屬儲備,平抑和控制了英米由於危機和信用破產可能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支那由於發行紙幣購買力增加也消費了英米危機中過剩的產能,這樣的結果對於英米是大大的有好處的。實際上支那把金融控制權交給了英米,英米的貨幣政策的變動,將直接影響支那,而且更給英米以紙幣換取支那的白銀提供方便。”

 “別忘了,日本的國家金融體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國的支持實施得以進行的,日本把對清戰爭賠款強迫支那兌換成為英鎊,日本是在把支那賠付的4000多萬英鎊變成發行日元的儲備,這樣換來了日本的金融體系的建立,這實際上是日本向英國等西方列強上了貢的!也不是日本僅僅通過維新就可以辦到的。要知道對於西方列強,絕對不會願意無條件的讓那些被掠奪的、沒有自己金融貨幣體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能夠建立自己的貨幣金融系統,以此避免他們將來的貨幣金融掠奪取得經濟獨立的,一個國家的維新圖強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自己獨立的金融貨幣體系,支那變法圖強搞了那麽久也沒有把銀本位改革成為西方式的金融體系,是因為支那的金融命脈操控在西方列強之手,控制支那的西方列強不允許支那改革成功!但是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在支那這一次的金融貨幣改革中,日本的損失難以估計,因為日本在支那的大量投資和借款是以白銀計算的,現在支那放棄了銀本位貨幣制度,日本哪怕能要回這些白銀,也無法當做貨幣使用,價值大大降低,而不要白銀要支那的銀元券,肯定是吃大虧的事情。這些投資和借款一旦變成了支那的紙幣,掛鉤在英美貨幣之下,這些借款就要隨著英米貨幣的貶值而貶值,並且也被英米控制了,這樣英美也得到了間接操控日本利益的好處。日本是和支那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支那的貨幣改革卻不與日元發生關系,簡直不可想象!”

 “支那金融體制的建立沒有與日元掛鉤,是支那和英米的陰謀!支那與日本的貿易不再是白銀了,要知道日本的出口以支那市場為主,在日本的海外投資也是面對東亞市場的,日本在支那的白銀實銀收入變成了支那的紙幣,在支那的投資的資本也變成了支那的紙幣,這些都將隨著支那政fu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響,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外匯安全!而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支那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金融體制,支那的金融能力就會發生重大作用,同時支那市場的發展直接給日本產品造成競爭,也會吸引西方投資離開日本直接投資支那,這對於日本經濟和國家發展是有重大影響的!這是支那在扮豬吃虎!真是可惡!”

 這些日本金融界精英們的對話,表明了他們多年來謀求的從經濟上控制中國策略的全面破產。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來,就謀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國的主權,日本寺內內閣在大約兩年的任期中,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貸款,數額巨大。日本的借款都是以“經濟借款”的面貌出現,讓正金銀行、興業銀行、朝鮮銀行等民間金融機構另組“特殊借款團”作為投資團體,由大藏省撥出一億日元發行興業銀行債券作為周轉金。日本以這些貸款希望得到中日貨幣一體化的重大利益,讓日元成為中國實際的通用貨幣,籍此進一步控制中國的主權。而中國迅速完成了國家統一,發展了經濟,在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以後,中國的精英卻利用日本與西方列強的矛盾,利用日本貸款的“民間性質”,成功地與英美等國暗渡陳倉,中國的金融體系不與日元而是與英美貨幣掛鉤,給了日本巨大的打擊。因為如果是中國政fu借的白銀貨幣,中國政fu收兌白銀則必須要給日本一個交待,而“民間行為”需要按照中國貨幣銀元進行結算,而中國政fu換成紙幣銀元券了,這是日本方面必須接受的,因而日本在中國的金融資產被中國的新貨幣改革狠狠的清洗了一番。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是日本對華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敗。

 事實上,日本遭到如此慘重的損失,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為在中國發生的這場金融危機中,日本扮演的並不是什麽光彩角色。而日本金融界對中國下的黑手,這些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們是不會當眾說出來的。

 在美國政fu頒布“購銀法案”人為大幅抬高國際銀價,在國內外大批收購白銀,致使世界銀價猛漲後。1934年世界銀價比上年上漲了26.7;1935年上漲至最高峰。由於海外銀價猛漲,出口白銀便有利可圖,以致造成中國國內存銀大量外流。白銀大量運出,給中國的金融市場造成極大的侵害。面對中國的危機,日本火上澆油,推波助瀾,危中添亂,極力反對第三國采用穩定中國幣製的任何努力,以求到達由日原來整理殘局獨佔中國的險惡目標。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大肆收購、擠兌現銀,偷運出境。日本在中國各地,特別是在華北大批收購、走私白銀,鼓動銀行擠兌,製造金融恐慌。日本人在秦皇島、山海關及沿海和長城各口,分別設立收購站,用日元紙幣高價拉攏由關內運出的現銀,“銀元一千元,即能兌換到中、交洋票一千四百萬”。關於走私白銀的情形,據北京政fu的通報,“日本在華東的崇明、海州兩地大肆偷運白銀,逐日約20萬元左右。”日本走私的重點在華北。中國的媒體也曾揭穿說:“華北一帶,目下藩籬盡失,沿長城各口東起秦皇島、西迄古北口——在某國人把持之下,私運已經成了公然的機密。”“日本浪人在華北各地通過陸路和海路,逐日偷運白銀約十五萬元,即每月達四百余萬元。”日本將走私白銀一部存進國內的銀行,彌補金庫的空虛,剩下的大部分則運往日本本土熔煉為純銀,再運到倫敦市場高價拋售。

 日本偷運中國白銀的情況,英美等國也並非全然無知,美國商務部就曾做出統計,1934年頭九個月,日本運出白銀總數共值7000萬日元,而上年同期僅為500萬日元。“就所知日本存銀及日本登記的白銀輸進比擬之,不應若是之多”,顯然,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國偷運出口的。對此,日本的報紙也絕不隱諱地承認。據《日日消息》報導:“昭和九年玄月,日本輸出白銀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增添了十余倍。從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輸出的白銀約有七千萬日元,而日本年產白銀僅一千萬日元,故由日本輸出之白銀重要是由中國走私之白銀。”在走私白銀的同時,日本又在極力排擠英美干涉中國經濟危機的同時,一再暗示可以向中國供給貸款,以緩和危機。但中國政fu清楚日本的險惡居心,對日本拋出的橄欖枝置之不理,在準備進行幣製改革之時,也沒有和日本商量。

 中國的幣製改革方案公布後,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經,由於中國是在事先未通知日本的情況下公布幣製改革,引來了日本軍政各界的一片譴責之聲。在中國宣布改革幣製的第二天,日本駐中國公使有吉明便往訪中國財政部長楊朔銘,當面責備中國在發布幣製改革前不與日本商量。有吉明在致日本外務省的電報中說:“本使應約往訪楊朔銘。……本使表示日本國民認為此項新制度,對英米方面曾進行充足的商量,而對於日本,則忽然實行,使日本國民對華情感深受影響,因此,使兩國政治經濟關系不免有發生可憂的壞影響之虞。”1月8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就中國幣製改造發表談話,表現“斷然反對”這一舉動。他鼓動說:“此案事先缺少預備,複缺少履行人,又未得各國體諒,恐早晚數個月內,必產生漏洞。”因此,結束改革“實為救中國之唯一道路”。日本顧問本部也公然宣稱,中國的幣製改革是“疏忽具有東亞安寧權勢之日本,搗亂東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國將斷乎排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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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九十一)清洗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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