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龍八部》淺談名著電視劇的改編

何謂“名著”?西方文化語境中，西方“經典名著”在開始時，極富宗教色彩。公元4世紀，“名著”表示一系列的文本和作者，特別是指《聖經》和早期基督教神學家的著作。隨著時間的流逝，“名著”，按照通常的美學觀念就其本質而言，是由歷代作家寫下的作品中最優秀的、具有典范性的部分組成。堪稱經典的作品必定是“書中之節”、“精中之精”。名著首先是個性的存在，別出機杼，作品本身意蘊豐厚耐看。但名著也經受了歷史記憶的篩選，具有超越時空的審美價值，是一個時代文學藝術成就的標志和審美趣理想的尺度。名著揭示了作為人類真正特性的創造性潛能的不斷發展。

名著文本在一個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過程中起著積極作用。但是，長期以來，名著背負的多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歷史立場、精英主義者的人文訴求。名著始終處於彼岸，大眾難以企及。然而，當代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審美泛化現象的出現、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消費社會的初步形成等)決定了文學經典“一枝獨秀的局面不複存在”。特別是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國日益成為一門“顯學”，其多元、異質的思維方式逐漸對當代中國文學名著研究產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

戴錦華總結“如果說，作為90年代知識界自我想象與社會再定位的陳寅恪、顧準，作為‘世紀末自我救贖’的知識界苦難歷程書寫的‘反右’書籍，經歷了一個由精英話語到大眾流行的過程，那麽金庸小說則相反，它經歷了一個匿名流行到經典命名的過程。這固然並非一個直接的雙向互逆過程，但這兩種不同方向上的流動，除卻向我們提示著具體而繁複的社會文化情境，同時還向我們暗示著所謂精英知識界與大眾文化生產並非截然分立、涇渭分明的不同文化階層或營壘。

在現代文化中，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反向吸納”正成為其發展自身的重要基礎，它利用雅文化的各種材料、形式和主題，熟練、快速並帶有強製性地將其改造成符合大眾文化交換邏輯和快樂原則的文化產品，以促進其“流行化”和“通俗化”為最終目的。近年來，在古裝電視劇創作領域所風行的經典改編正是這種現象的表征。四大名著接連被搬上熒屏，製作觀念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驚人的變化。

最初《紅樓夢》、《西遊記》創作周期歷時幾年，原著中的文化精神得到嚴謹的探討和忠實的再現。情節結構上的稍許變動都會引起學界乃至大眾的抨擊和質疑。隨後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進一步貫徹大製作、精品化的創作策略，並把營銷眼光拓寬到海外市場。84集大型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在香港、台灣及東南亞、日本等地，都是在主流媒體熱播。台灣是在中視播出，日本則是兩次回放。創作人員在努力挖掘原著豐厚文化內涵的基礎上，更為注重改編的通俗化。《三國演義》在人物台詞處理上，既有口語化的現代改編，又有對華彩古文的全面保留，力圖彌合大眾與精英品味之間的鴻溝。《水滸傳》借助全國范圍挑選扮演“潘金蓮”的女演員，進而成功吸引大眾注意力。無錫“水滸影視城”的建成和開發更是開創了中國古裝電視劇衍生經濟的成功典范。

改編名著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眾對嚴肅文化的消費習慣，娛樂化的電視觀看逐漸代替了反思性的經典閱讀，熒屏上名著人物故事盛行的背後是傳統文化解讀的擱置和簡化。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指出國家和社會的相對分化是大眾文化發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促進文化共享的關鍵因素。在改革開放的新歷史背景下，現代中國也進入到國家與社會有所疏離、公共領域逐步形成的發展階段。以往政治一元文化格局下的排他原則正在被大眾文化的包容原則所代替。大眾文化以經濟為本位，其生產、流通和消費已經徹底擺脫傳統體制渠道，進入市場化的階段。審美的欣賞滿足與市場的交換行為被置於同一層面得到重視和操作。大眾文化具備追求娛樂和消費的意識形態的同質性，同時發展出嚴密細致的分類系統，也就是說，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大眾文化體現出多元文化趣味的訴求。與其相適應，文學名著的改編也遵循了類型化的製作模式，在藝術樣式上更具包容性，盡力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審美品味。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進入新世紀，古裝電視劇經典改編的范圍愈加擴大，觀念愈加開放，策略愈加“流行化”或“通俗化”。首先，經典的認定標準不再高不可攀，以往不曾進入文學主流的“通俗文學”也隨著時空的阻隔化身為現時的經典。如“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張恨水，近年來成為電視劇改編的新熱點。《金粉世家》、《秦淮人家》等一系列電視長劇佔據了各大電視台黃金檔期，在商業化和藝術性之間找到了新的平衡點。

筆者以金庸的《天龍八部》所代表的古裝武俠劇為例，這類作品以虛構的俠義江湖為敘事空間，以迷幻激烈的武打動作創造視聽奇觀，以明星陣容塑造角色認同，在正邪對立的基本故事框架中演繹極致的愛恨情仇。這些基本特征具有可複製性和獨特性，已經成為古裝武俠劇立足市場的“消費點”，其確立首先秉持了中國民眾對於俠文化的審美傳統。“俠”，根據考證，是音轉於陝西的方言“人廷”，意思是輕財重交的民間武士。字型則取自“鋏”，此字是劍的別稱。俠士因手有三尺青鋒，心唯重義輕利，而不受俗世柴米之苦，不被規范體制所束，自由放蕩、快意恩仇，從而在中國文化中成為一種象征，是對正統儒家倫理義理的一種質疑甚至是反叛。傳統審美心理的趨同促使古裝武俠劇從港台而廣泛傳播到大陸，乃至海外的漢文化圈。獨立反叛體制的遊俠義士，超越日常生活的英雄偉績和情感世界，使大眾在精神消費中得到了想象力的釋放和心靈的直接愉悅。

將名著改編成電視劇，不僅是將以文字作為表意符號的文學作品，變成以聲音和圖像為表現手段的電視作品。而且應看到兩者間的不同。文學靠了語言的魅力，可以調動起人們豐富的想象，而電視劇不可能將文字所描述的全部細節，特別是細膩的心理描寫和評論性語言盡數變成屏幕上的圖像。但是它可以發揮自身的優勢，盡現動態的生動的形象體系。文學名著的改編能夠提升電視劇的文學基礎和文化內涵，深厚的大眾審美心理基礎和現代的視聽媒體再現也促進了嚴肅文化在現代社會的有效傳播。

改編自名著的電視劇本身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如名著的高超的藝術價值和魅力，可有效的保障劇作質量。名著的普及效應和人們對改編效果的心理期待，可明顯的增強其傳播作用。這都是提高收視率的重要前提。誠然，改編名著也同時具有不可小視的局限，好比是帶著腳鐐起舞，舉手投足間不可隨心所欲忘乎所以。否則就會被指責背離了原著，減弱了藝術魅力，有損藝術形象。

畢竟，一部浩瀚巨著簡略為熒屏上的戲劇故事;藝術想象中的典型人物化身為直感可見的演員形象;華采駢儷的文學語言轉化成直白簡單的日常對話;傳統文化脫離原有的語境，經歷大眾文化的改造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品格，最終成為大眾消費的即時對象。“大眾文化對雅文化產品的改造和變形，增加了自身的文化豐富性和象征資本， 進而達到在大規模生產場中的資本增殖。”

對於許多作家而言，文學藝術是一個充滿個性理解的獨立世界，承擔的是對人性的形上之思，對世界本質的思考。從韋伯的“審美自律性”開始，到齊美爾提出的保持心靈的豐富性只有遠離日益物化的現實世界，再到阿多諾的“藝術通過自身的存在而實現了社會的批判”，均是強調藝術是拯救人類精神的烏托邦。而對於憑借大眾傳媒工具的電視劇而言，它所代表的是大眾美學，其個人性與獨立性顯然減弱了許多，甚至於有論者認為大眾媒介的美學不可避免地是媚俗美學。事實也確乎如此，精英文化的立場、極端鏡頭的運用、複雜的隱喻修辭、優美的詩意等在電視劇中難以見到。因此，電視劇改編的特殊性常常使得原著與之在文化立場上發生難以協調的衝突，即便如普遍讚賞的電視劇《水滸傳》中的大量奇觀化的打鬥動作與場面設計，將古典小說的含蓄優美的韻味消解。

《天龍八部》的改編顯得有些複雜，就文本選擇而言，兩者的文化立場是契合的。作為大眾文化的典型讀本，金庸的武俠小說裡充滿了很多大家熟知的模式，如復仇、奪寶、情變模式等等。同時值得需要我們注意的還有情節背後隱藏的文化意韻。事實上，作品的文化意韻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一方面，對於情節發展具有闡釋性，從文體氣脈的角度支撐著情節的發展與走向，另一方面，表明作者本人的性情和文化選擇，折射出時代的精神取向。因此，怎樣把握與處理文本中潛在的文化意蘊，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