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清涼殿內，宇文溫整理完書案上的資料，喝起冰鎮酸梅湯，夏末的天氣炎熱異常，他的心情和外面樹上的知了一般焦躁不安。

　　冷飲下肚，感覺涼爽不少，宇文看著自己整理好的資料，不知不覺走神。

　　先前，平章、杞王宇文理提出要立法保護工商業者的正當權益，於是政事堂會議為此進行了辯論，並且投票表決。

　　表決結果是不通過。

　　於是宇文理再來第二次，又敗。

　　接著是第三次。

　　立法確保工商業者正當權益、並廢除一系列歧視商賈的議案，一直未獲政事堂會議通過，正、反雙方持續了大半個夏天的“拉鋸戰”，一直“打”到現在。

　　朝野之間，關於這項議案的爭議很大，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不少，所以成了整個夏天官場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要不是宇文溫為了“捧”諫議院，任由這項議案走程序，並且表態暢所欲言，該議案早就實施了。

　　現在搞成這樣，原因是宇文溫要身體力行，尊重自己構建的新制度，讓大家都看到他講道理、願意和各方協調的態度。

　　宇文溫最喜歡和人講道理，哪怕這道理是歪理也無所謂，隻是他沒想到已經過了二十年，那幫老頑固的腦子依舊不開竅，這讓他很不爽。

　　政事堂的投票是不記名投票，所以宇文溫不知道是誰反對，但他不想知道是誰反對。

　　宇文溫既然選擇“放手”，沒有提前和相關人員打招呼，就是要以理服人，靠制度博弈取勝。

　　既然現在大家腦子都不開竅，那就繼續講道理。

　　道理是什麽?

　　一組組數據，一個個事實，火輪船、火車、電報都已經出現，時代不同了，還抱著“重農抑商”觀念不放的人，遲早要被事實打臉。

　　宇文溫這半年來仔細研究過“重農抑商”的起源和發展，知道這一觀點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

　　在戰國時期，因為農業生產水平低下，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這一政策說白了就是為耕戰服務。

　　戰國時代，秦國商鞅變法，強調重農抑商，讓國民除了耕田就隻關注打仗，想要出人頭地，就得靠戰功來換，而要打仗，就得有充足的糧食。

　　然而“商”的發展，會干擾到秦國的耕戰大計，影響糧食產出，影響軍民立軍功改變命運的決心，所以必須抑製。

　　極度強調耕戰的秦國笑到最後，雖然秦歷二世而亡，但重農抑商的政策、政治觀點，為歷代統治者所沿用。

　　宇文溫認為，重農抑商的政策，在“古代”是合適的，因為生產力低下，糧食問題很突出，而且這政策能以較低成本維持朝廷對廣大疆域的統治。

　　但是，時代不一樣了，蒸汽機出現，生產力快速增強，已經接近脫胎換骨的臨界點。

　　農業依舊是重中之重，但這種時候再強調抑商、賤商，就是不合時宜。

　　生產力的高速發展，讓農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沒必要二選一，應該是“全都要”。

　　重農重商(以實業為主的工商業)，兩條腿走路，社會發展才會繼續加速，這點，宇文溫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員看不出來。

　　那麽，為何宇文理的提案會陷入“拉鋸戰”呢?

　　宇文溫認為，這是因為恐懼。

　　人對未知事物，總會有本能的恐懼，所以官員們對於取消“抑商”、“賤商”，商賈大翻身後形成的未知局勢，本能的產生恐懼，然後就是下意識的排斥。

　　他們無法面對工商業大興後，四書五經上的知識再無法有效治理國家的可能;他們無法面對商賈變成良民後，各種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場讓自己相形見絀的可能。

　　基於對於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懼，讓官員們本能拒絕宇文理的提案，他們不想讓商賈從“牢籠”裡出來。

　　讓商賈變成平民(地位上)，那就意味著商賈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機會(非科舉途徑)，而相比富商，尋常官員如何有財力在疏通人脈的競爭中戰勝對方?

　　大部分官員都是聰明人，都知道國家離不開工商業，也知道按照現在的情況，工商業大發展利大於弊，但涉及到自身利益，誰都不糊塗。

　　朝廷可以不抑商(不抑製民間工商業)，卻不能不“賤商”(繼續讓商賈在地位上處於卑賤狀態)，如此一來，才是官僚們眼中的兩全之策。

　　然而，不在法律上廢除對商賈的歧視性規定，不在立法上保證商賈的正當權益，無法確保商賈產業、財富不被人隨意收取，若連這點面子功夫都做不好，如何能讓工商業者們安心?

　　宇文溫能想到，若商賈們對未來不看好，那麽他們賺來的錢，更傾向於用來購買土地，為日後“轉行”當地主做鋪墊。

　　而不是將其用於擴大規模、擴大生產，開更多的分號，雇傭更多的工人，賺更多的錢。

　　現在，之所以工商業發展勢頭十分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宇文溫的大力支持，商賈們對於他的信心很足，大家都知道，隻要他在位，朝廷就不會抑商，就不會把商賈當肥豬殺。

　　可他終究是會死的。

　　他死了以後，新君繼位，是否還會繼續這一政策呢?

　　大概率會，但到了孫輩，就很難說了。

　　宇文溫記得西漢時的文景之治，朝廷為了恢復國力，選擇與民生息，將傳統的什一稅改成三十稅一，對於商賈的限制也放寬，所以工商業發展迅速。

　　到了漢武帝(孫輩)時，因為連年用兵，國家財政很快告急，朝廷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再次抑商、實行鹽鐵專營，並且開始“殺豬”。

　　殺豬的辦法是收稅，名為“緡稅”，即財產稅，按財產總數的一定比例收，如果有人隱瞞家產，告發者(告緡)有重賞，此為告緡令。

　　緡稅的目標是有錢人，誰有錢?商人群體。

　　有商人不想交那麽多， 被人告發，然後田地、宅院、牲畜、奴婢(全部家產)悉數充公，

　　告緡令一出，朝廷財政瞬間“回血”，但後果和竭澤而漁差不多，因為各種告密行為可以讓商賈有口難辯，於是商賈們等同於被一鍋端。

　　告緡令的“戰績”，《漢書》有記載:中產以上(商賈)大抵破產。

　　商人，在朝廷眼中，不過是養肥了就能殺的肥豬，哪怕你是做實業發家的，亦是如此。

　　宇文溫不希望這樣的歷史重演，因為時代不同了，到了他孫子那一代，工業時代差不多要降臨，若還玩封建王朝定期殺豬的把戲，讓工商業的發展出現瓶頸，後果就是有可能錯過蛻變的機會。

　　新舊勢力的交鋒，要麽是政治妥協，要麽是軍事決勝，宇文溫當然希望是前者，所以他再煩躁也耐著性子，看著侄子在政事堂會議上“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漫長的拉鋸戰，不是單純的浪費時間，正、反雙方的不斷交鋒和妥協，使得宇文理的提案內容已經和一開始有了許多不同。

　　這樣的妥協和交鋒，最後能夠有什麽樣的結果，正是宇文溫所期盼的，比起強製推行，這種經過各方妥協的政策，生命力才會長久。

　　https://

　　天才本站地址:。手機版閱讀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