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宮，書房，宇文溫正在“備課”，對收集起來的資料進行整理，因為坐的是高腳坐具――椅子，所以翹著二郎腿，還優哉遊哉的晃腳。

　　前日，政事堂通過了《欽定大周商律》，宇文溫很高興，面上沒什麽，心情很激動，結果在離開政事堂時，一不留神把門檻踢爛。

　　也虧得他的靴子宛若“防砸勞保靴”，裝著鐵製靴頭，所以腳趾才沒有遭殃。

　　那麽問題來了:堂堂天子又不用下工地，穿個“防砸靴”是為什麽?

　　防刺客。

　　要是有人敢近身行刺，老子一腳把他踢得倒地不起！

　　宇文溫如是想，他一直提防刺客，畢竟當年自己就是弑君的刺客。

　　所以即便有侍衛跟隨，他覺得自己也要有所準備，畢竟齊王高澄都能在戒備森嚴的王府裡被廚子砍死，他沒道理一點防備都沒有。

　　宇文溫收回些許發散的思緒，看向案上的資料。

　　吵了半年，杞王宇文理的議案幾經修改終於通過，而專門《商律》也擬定好了，但這隻是熱身，宇文溫還要搞事，一搞就要搞大事，非得把官場搞得雞飛狗跳不可。

　　那就是對大周律進行修訂，增加一些新內容。

　　自古以來，中原歷朝歷代的律法，基本上可以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刑”，若用兩個字概括，那就是“刑罰”。

　　所以，歷朝歷代的“某某律”，基本上都和刑罰有關。

　　若以後世的名詞說，這些“某某律”可以歸入刑法。

　　至於民法，沒有，也不會有什麽完整的商法，所以古代律法往往重刑事而輕民事。

　　現在《商律》(商法)有了，《民律》(民法)該不該有呢?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民法是什麽，宇文溫不是法律專業出身，無法做出準確解釋。

　　他大概知道民法是保護公民(及法人)民事權利、民事財產的法律，說直白點，就是保護私人財產和權利的法律。

　　現在，法律體系的建設中，既然有了《商律》，就該有《民律》，否則不公平。

　　宇文溫考慮過這個問題，但當他仔細一研究，發現要立《民律》，比立《商律》困難多了。

　　甚至比登天還難。

　　原因很簡單，封建王朝的社會土壤，根本就不可能讓《民律》(民法)這種“雜草”長起來。

　　如果要立《民律》，可以說要將整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社會秩序甚至統治秩序掀翻，宇文溫覺得自己要是敢這麽做，等同於在大朝會上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自己不是人，是猴。

　　甚至隻是放出立法的風聲，過不了多久，就會有諫官抬棺上朝死諫:皇帝發瘋，這麽下去必然禮樂崩壞，不勸不行了！

　　抬棺死諫這種事要是發生，等同於宇文溫被當眾打臉、聲望驟跌，因為隻有暴君或昏君才有這種待遇。

　　大象年間，天元皇帝宇文S施政昏庸殘暴，就有鐵骨錚錚的樂運抬棺死諫，宇文溫可不想和宇文S這鳥人享受同等待遇，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

　　畢竟有句話說得好:領先時代半步是天才，領先一步就是瘋子。

　　宇文溫明白，立《民律》一事難如登天，因為現實之中沒有《民律》存在的基礎，原因很複雜，但也能概括出幾個來:

　　其一，儒家思想強調“重義輕利”，這種價值觀讓義和利對立起來，認為義高於利，認為獲取財富必須遵守倫理道德，甚至主張義可以取代利。

　　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就愈發深入人心。

　　無數人舍生取義的事跡被傳為美談，而在義面前，正人君子恥於談利，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人們的權利觀念極為淡薄。

　　那麽，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個人對私人利益和個人權利的主張。

　　其二，“古代”有“禮”，禮和法結合成為禮法。

　　禮法規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所包含的宗法，又規定了貴賤上下、長幼有序等等，禮法存在於各個階層，社會是宗法社會。

　　上至朝廷，下至村落，禮法(宗法)約束著民事行為。

　　族人之間有利益糾紛，自然有宗法來調解;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糾紛，自然有宗族出頭;宗族和宗族之間有利益糾紛，要麽是官府“春秋決獄”，要麽就是宗族械鬥。

　　所以，在宗法社會，官府對於發生在民間的婚姻、財產、土地、財物糾紛，可以通過鄉裡鄉親、宗族的乾預予以平息，這讓地方官省了許多事，避免了許多訴訟。

　　於是，官府強化宗法族規，讓宗族來處理這種糾紛，個人權益很難獲得律法保護，民法的生存空間很小。

　　宇文溫自己琢磨出一個結論:在“古代”，禮就承擔著民法的職能。

　　其三，封建時代講究“家國一體”，君權、父權、夫權充斥各個階層，強調家族、宗族，所以社會的主體是宗族以及家族、家庭(戶)。

　　至於個人，屬於“家(戶)”這個倫理實體，對於律法而言，個人是被忽視的。

　　歷朝歷代，統治者的立法重點主要在於維護統治上，統治者更習慣於運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調整各種社會關系，以刑事責任代替民事責任，對於私人之間的權利關系一直忽視。

　　千年以來的傳統，深入人心的觀念，根深蒂固的“禮法”，使得當前社會根本就沒有《民律》生存的土壤。

　　即便宇文溫再狂妄，也不可能挑戰整個封建社會秩序，強行制定什麽《民律》，可以說這是必然會失敗的行為。

　　他之前推動《商律》立法，好歹有甜頭使得新興利益集團衷心擁護，不需要動員就會主動站出來“呐喊助威”，若宇文溫在《民律》問題上硬來，只會大失人心，在政治上眾叛親離。

　　但是，這不妨礙宇文溫“搞事”，把在《商律》擬定過程中已經“預熱”的官場搞得雞飛狗跳。

　　他要繼續保持諫議院的“熱度”， 同時在堅如磐石的封建律法堡壘上挖出一道縫隙來。

　　蒸汽機、火輪船、火車的相繼出現，必然導致生產力快速發展，引發經濟變革、社會變革，千百年來被土地、宗族束縛的人們，已經有了新的選擇。

　　他們不需要依附於土地(地主)、宗族，也可以在新興的商埠以及越來越多的大都會務工謀生，甚至在這些地方成家、落戶，融入新的生活方式。

　　歷經二十年的發展，另類的“城鄉二元製”社會已經慢慢成形，在新興的商埠以及大都會，人們的生活狀態已經和傳統生活大為不同。

　　那麽，這些已經在經濟上擺脫土地、宗族的人們，應該獲得法律的保護，避免再被宗法束縛，又被人用宗法“拉回去”，繼續受製於土地和宗族。

　　宇文溫認為，戶數逾百萬戶的脫產(脫離農業生產)務工人群，在教育、婚嫁、財產分配等領域，應該擁有自己的“自主權”，其權益必須獲得法律的保護。

　　所以，宇文溫的入手點就在這一個特殊人群，在已有的諸如《流動人口管理條例》等行政管理辦法上做文章。

　　不需要挑戰整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社會秩序，隻是就事論事、特事特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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