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禎也覺得氣氛有些不對,站起身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夜色,緩緩地道:“先帝迎天書,東封西祀,鋪張有些過了。天聖十年,事事都因循前朝先例,積弊已深,現在是不改不行了。如今朝廷年年虧空,上上下下又粉飾太平,這樣下去,如何是個了局?自我親政以來,屢次三番下詔廣開言路,無論士人布衣,只要所言有利於時政者,都不吝惜賞賜。可只有李淑等了了數人,忠心王事,上了改革時政的奏章。唉——”
徐平站在身後,也不知道該怎麽接口。這個年代說改革,實在是要去過刀山火海,徐平還真沒那個決心踏進去,就連能夠全身而退都一點把握都沒有。
其實不管什麽時候,大的政策改動都是驚天動地,要冒無數風險。
因為這杆旗一旦立起來,就只能進不能退,退了就無葬身之地。改革與反改革的,鬥得你死我活,就是因為牽扯太多。
趙禎自登基以來,太后垂簾聽政十年,雖然不表露出來,實際上憋了一肚子怨氣。這也是為什麽一親政就把宰執全部換掉,一定要廢掉皇后,就是要把這股氣發泄出來。
出了氣之後就是朝政,太后的政策要廢掉,立起自己的權威。從去年開始,幾次三番下詔要臣民上治世良方,一次比一次懇切。
可下詔有什麽用?真以為高人在民間哪!系統性的改革必須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氣才能推行下去。現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來的官僚系統,怎麽能夠有實際性的效果呢。
實事求是地講,呂夷簡並不反對改革,他一向並不跟皇上唱反調。可現在朝政局面就是他當政多年出來的結果,他哪裡知道該怎麽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呂夷簡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實權,只要不動到他的實權,怎麽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麽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不動呂夷簡的實權,哪裡去找人幫自己做事。這是個死結,不鬥個你死我活解不開的。
徐平舉目四望,上沒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沒有自己的根基團隊,拿什麽鬥呂夷簡?他還沒天真到以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權沒那麽強大不說,這位皇帝也沒那麽堅強的意志,遇到了困難,不定什麽時候就會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呂夷簡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幫中下層官員擁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個邊遠州軍去了,哪裡還容得他在京城發聲。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眾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呂夷簡,他不會私植黨羽,更不會搞小幫派的串連。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會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張的人,雖然私下裡他可能跟這些人話都沒有說過。
王曾之後,范仲淹以下,再也沒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擔當。徐平的歷史再不好,也知道慶歷新政,知道君子黨與小人黨,知道范仲淹和呂夷簡鬥爭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後的王安石變法,新黨和舊黨的鬥爭甚至賭上了天下的命運。
如此風起雲湧的社會變革大潮,一浪一浪洶湧不滅,絕不是因為一個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異想天開,而是歷史的必然。
往深了說,從太宗時代統一全國,又經歷對契丹和交趾以及後來的對黨項的幾次戰敗,整個國家就進了休養生息的狀態。說是儒家獨尊,實際上是用的黃老之術,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靜無為,與民休息。
前朝宰相呂端的那句“利不百,不變法”,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到了真宗後期,這種政策傾向越來越無法維持,劉太后垂簾聽政的時期,不過是強行給這種政策續命罷了。
到了現在的皇上親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變不行了。就連被認為變革最大阻力的呂夷簡,實際上也不反對變革。
這是歷史的大勢,沒有人可以阻擋。
現在惟一的問題,是沒有足夠份量的人領導變革,也沒有人知道該怎麽變革。
政治思想不是憑空出現的,必然是有學術思想做基礎。這個時候,這個學術思想顯然還沒有出現,無法指導政治實踐,所有的人都處於茫然中。徐平也無法憑空造出來,他前世學到的那些要跟這個時代相結合,還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沒有古今通用永遠正確的絕對真理,任何理論都必須與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越緊密,就越能指導國家與社會走向正確的方向。反之,脫離了社會實際,一切都將成為空談,誇誇其談談的理論只會禍國殃民,甚至走向敗亡。
每當清靜無為的政策進行不下去的時候,儒家便就成為備選。西漢的時候如此,這個年代也是如此。范仲淹這些人正是以儒學複興為號召,從學術上入手,行社會變革之實。
這個時候,正是新複興的儒家向實際執行的黃老思想衝擊的時候。表現出來,便是范仲淹與一群儒家新興士人跟呂夷簡為首的舊官僚的鬥爭。
徐平不是儒學大家,但在官場浸淫這麽多年,讀了這麽多書,又有前世記憶,如果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
但徐平還是不敢冒然加入戰團,因為新興的儒家的還沒有上位,內鬥已經開始。范仲淹能夠超脫於這內鬥之外,成為各方共主,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夠如此幸運。
新儒家的內鬥,其實還是沒有超出先秦的格局。主流是韓愈尊孟一派,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悄然興起的還有自成一家的新學派。
孟子講性本善,一切由此而起,落到政治上就是寬政愛民,其他都是補充。
荀子講性本惡,向服務帝王的方向一變就是法家,向講究禮製的儒家方向一變就是三綱五常。因為人性本惡,必須要有強勢的規條來約束,這是根本。
小眾的是所謂性樸論,即人生來本是無善惡的,一切在於後天教導。這便要求廣興學校,教民向善,刑罰寬嚴適當。
而在這些觀點之外,又因為孟子講“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提倡“以意逆志”,讓後人可以在經傳上別開生路,甚至“六經注我”,一些本與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孟子升格運動。而根本上,卻是為了變革做學術理論準備。
徐平最少知道,在他前世的那個時候談起儒家,最後實際上是披了孟子的皮,行了荀子的實。這兩派誰勝誰負?有前世的歷史記憶徐平都不敢貿然下結論。
實際上這個時代最講究三綱五常的司馬光,在思想上是尊荀子的。他視為死敵的王安石,思想上卻是尊孟子的,孟子也正是在王安石當政的時候地位急速上升。但歷史就是這麽滑稽,到了最後視王安石為仇寇的文人,卻是尊孟子,又講究三綱五常。
哪怕就是到了後世,初期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也是人生來是自私的,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切的政治經濟模型都圍繞此展開。選舉政治的本質是統治階級的共和,而不是廣泛的政治權力,搞錯了這一點的都會撞得頭破血流。
而另一面,則是“六億神州盡舜堯”,堅信人民是偉大的無私的。
最終的發展,兩方衝突碰撞,最後發現沒有哪方是對的,甚至把這最基礎的理論根本換一下也心安理得。最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又知道哪個是對哪個是錯?
現在正是爭論那個最基礎問題的時候,一個數千年都沒有解決的根本問題,徐平又怎麽會貿然加入進去?他現在需要的是不下水,就在岸邊靜靜看著。
沒有理論支持的改革,最終會成為一場鬧劇,徒惹人笑。而要想形成能夠支撐改革的理論,又哪裡是那麽容易的?怎麽可能三言兩語講清楚?
惟有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實踐中慢慢摸索,摸索出理論來。但徐平的所謂摸索,偏偏就與呂夷簡的維持現狀走到了一起去, 政策方向上無法擺脫開來。
人家都是以為自己掌握了宇宙至高真理的人,一旦執政,就天下太平,怎麽能夠容下徐平這樣慢慢來?現在火力沒到自己身上,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春天夜裡的風還是有些涼,趙禎站在窗口,迎著吹進來的風,眉頭不展。
過了好久,才沉聲問道:“你從天聖五年出仕,在地方任職六年,政績多有,難道對當前的朝政就沒有看法?沒有覺得有必要改弦更張?”
徐平道:“天下都知道要改,微臣也知道要改,只是不知道如何改。”
趙禎搖頭:“朝政萬千,總有不合時宜的地方,為何不見你提出要改什麽?”
徐平有些無奈:“自微臣入京城任職,三司施政無一刻不在改。從改革茶法,到改革錢法,到改革吏治,這些都已經與先前不同了。陛下所說的微臣沒提出改什麽,不過是因為微臣沒有彈劾過大臣,沒有歷數過前任的過失,沒有奪人耳目。但這些有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