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廳。隨便處理一下公文，就該休務回家了。

在案幾上隨手一翻，卻發現一封來自新任鞏縣知縣王安石的書信。展開來看，原來是最近京西路工商業進行大手術，王安石有不同意見。

之前，迫於巨大的財政壓力，各地的工商業基本都操控於官府之手。特別是像酒樓和邸店之類的服務業，稍微大一點的縣以上城市，幾乎全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開的店，只要官方覺得利潤可觀，都會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收歸官有。

這些官有的酒樓和邸店，大部分讓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潤。大一些的店，贏利能力稍強，便由官府經營。這樣做最大的害處，對經濟的束縛不說，是官府為了保證利潤，強行讓境內的富戶輪差衙前役，用家產作保經營酒樓和邸店。商業正常增長一切都好，一旦出現虧損，或者利潤下降，便由輪差衙前補足差額。

這跟徐平前世的國有經濟不一樣，這些酒樓邸店被官方直接當作提款機，過分一點的地方不按前幾年業績，隨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潤。達不到，便直接用經營的衙前人家的家產充帳。在很多地方，直接變成了對境內富戶額外收稅。

宋朝天量的財賦收入，除了禁榷專營，還有一大部分就是這樣來的。

這樣的後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業的畸形繁榮，服務業的破敗。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幾個京府，大部分的州縣，城內服務業不發達。甚至於出現，城外偏遠地方的酒樓邸店，由於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內還繁榮的怪事。

在京西路試行的工商業改革，徐平借鑒前世經驗，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經營的酒樓邸店，一律賣出去，官方收稅。

一般原則，縣一級保留一處官方經營的酒樓，和一處官方經營的邸店。州一級則按等級，保留二到五處。超出數字的，把小的賣掉擴建大的，形成規模化的經營。官方所有的這些商業，不再使用衙前，而是雇專人經營管理，制定獎懲制度。

宋朝現在問題是，在城鎮是官有經濟佔的比重過大，官府對利潤的搜刮過甚，讓工商業發展不起來。通過向民間讓渡小型工商業，來刺激經濟的活力。

與向民間開放工業和服務業相對應，通過三司鋪子和各種民間會社經濟，把畸形繁榮的商業的主導權，從一些大商戶的手中奪過來。他們借助官方力量實行行會壟斷，在獲得超額利潤的同時，打擊壓製了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達的不同意見，竟然是覺得對民間放權讓利不夠。他以鞏縣為例，認為已經有了驛館，官方的人員往來住處和酒食供應有保障，再保留官營的酒樓和邸店各一處沒有必要。如果把這個市場完全放給民間，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這封書信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不相信這是王安石提出來的意見。在印象中可不是這樣，王安石變法是把民間的工商業全部收歸官有，走得比自己更遠。

中國歷史與歐洲有著完全不同的軌跡，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經濟中不管是農業還是工商業，官方都佔有巨大份額。宋朝是一個頂峰，王安石變法直接把工業、商業和金融業幾乎全部收歸官有。同時在鄉村推行保甲法，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鑒他前世新中國剛建國時的做法，在這個時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實際上已經做過了。那次變法的問題，是把經濟權力收上來之後，

沒有用這些錢發展社會生產，而只是讓國家掌握了經濟命脈。龐大的改革，真正與發展有關的，只有農田水利法等了了幾項措施。生產發展不了，改革必然被舊黨反對，這種反對有社會基礎。如果徐平記得他前世整套的工業技術，完全可以提前幾十年做王安石變法的事。農村分田之後實行保甲法，利用工農業剪刀差，最快的速度發展工業。到徐平年邁的時候，說不定就可以開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極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發展中國本土的收益。那樣的結果，就是在中國建了個地上神國，其他地方全是原料產地。把經濟的大部分收歸官有，在這個時代，並沒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當文明大潮衝擊全世界的時候，會讓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發展進程都是一樣的。蒙古人打下了亞歐大陸的絕大部分土地，當時很有可能，大多數人也認為他們那一套奴隸代理製能夠千秋萬代。實際上只有幾百年，這一切便消失在歷史長河裡。

用封建社會指代一個歷史時期，來分析歷史，應該是大致準確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國這種，從秦朝之後便就告別封建，必然是另一種形態，另一種進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個生產力是相對的，與人的欲望有關，而不是絕對的。歐洲人認為歷史有一個明確終點，是他們一神製文明的慣性，只是他們那樣認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見讓徐平詫異，是因為他現在的看法跟歷史上學來的不同。他提出這種意見來，就說明這個時候他的思想跟司馬光那些人沒有什麽差別。徐平不知道，歷史上發生了什麽事情，讓王安石後來的思想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想來想去，徐平決定給王安石回一封信。

這種思想，要從春秋時期的齊國名相管仲說起。當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遠的時間，徐平說不清楚，也沒有必要。思想發端付諸行動從管仲，到百裡奚，再到桑弘羊，漢武帝時的鹽鐵法最終大成。簡單來說，就是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執國柄。鹽鐵不只是對特定商品的專賣制度，而是為了讓政權掌握經濟命脈，由政權直接掌握一部分經濟活動。

國進民退，國退民進，徐平前世經常聽到的這一句話，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講了兩千年。從洋人的制度出發來發議論完全不得要領，這是中國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即政權要想穩定則要掌控天下權柄。鹽鐵握經濟權柄，察舉製和科舉製握文化權柄，唯一的問題是還沒有找到握軍事權柄的辦法。征兵製和府兵製都因各種原因難以為繼，新的軍事制度不能解決問題，最終成了禁軍的各種怪象。軍製改革，說穿了，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將校培養制度，由政權握住軍事權柄，從而可以放手發展軍事力量。

為什麽要把一部官府掌握的經濟實體放到社會上?因為政權只要握柄即可，全部掌控超出了實際能力，不能夠推動生產發展。王安石的變法證明了這一點，他從最開始的想讓朝廷掌控工商業和金融業，從而推動發展，最後變成只求掌控，不求發展。

各州縣都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官營經濟成分，就是要讓朝廷握住經濟權柄，能夠主導經濟發展，而不要反過來被經濟操控。當經濟繁榮過去，面臨困難的時候，再利用這個權柄把社會的經濟實體收到官營來，利用官方利量推動生產發展，帶動下一輪繁榮。

天命不在，治亂循環極大影響政權的合法性， 那麽政權就要操控治亂循環，而不能被動面對。要操控就要有一個把手，這個把手就是從鹽鐵論發展起來的官營經濟。

王安石剛剛開始在地方做官，還沒有機會進入朝廷中央衙門，還做不到從全局來看待經濟問題。他現在的看法，還是傳統的與民爭利，利不在民則在官的看法。

鹽鐵論一直有支持的一派，也同樣有反對的一派。歷史上的極端情況，便就是到王安石變法，盡收天下經濟權柄入朝廷。他的思想被拋棄，宋朝之後的政權放棄了鹽鐵，財政主要依靠賦稅收入，後果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面臨社會危機，政權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經濟能力，只能夠眼睜睜地看著天下大亂。

經濟的生產和分配，說到底還是生產滿足人民欲望的問題，眼前的和長遠的。政治就是順民意，從民欲，其他一切都只是工具和手段，當作信仰就本末倒置。

政權要治理天下，就要執國柄。如果失去了抓手，太阿倒持，後果不堪設想。稅賦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效率遠不能與直接執經濟權柄相比。

經濟、軍事和文化思想，政權持此三柄，便就把握住了天下大勢，很難撼動。而後才能夠從容施政，示公義於天下，得天下民心，建立起牢固的認同感。

根據自己的經歷，徐平再回頭看歷史上的王安石改革，從記住的幾條主要內容，便就看出他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三者的重要性。只是現在他還沒有成長起來，再一個性格和經歷的原因愛走極端，徐平不介意自己主動引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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