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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貴》第二十五章 廷辨
慶歷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初五,趙禎禦文德殿,大早朝。

正殿早朝,更多的是禮儀性的,在京官員,無論匣務不匣務,全部上朝。皇帝每隔一段時間在所有官員前露面,表示自己身體正常,國家運轉正常,避免猜疑。在這種大早朝上面,原則上所有的官員都可以奏事。這樣做的制度意義,是表示朝廷大政沒有被皇帝身邊的人把持,真有意外,可以在大朝會上當眾揭穿。當年宮中失火,呂夷簡一定要讓劉太后請趙禎出來露一面,才肯帶著百官離去,便是出於這個原因。

徐正站在角落裡,都看不到兒子站在哪裡,心裡還是無比的自豪。小時候不成器天天鬧騰的那個混小子,誰能夠想到有今天,站在了百官的前頭。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兒子在哪裡,徐正特意打聽過了,徐平的班位在趙元儼和晏殊之後,百官第三位。

趙禎升座,群臣行禮如儀。起居告謝畢,輪班奏事。

前殿一般不議大事,因為這種大朝會禮儀繁瑣,時間緊張,參加的官員又太多,大事議不清楚。議的多是日常事務,大臣上前稟奏,趙禎可與不可,不能決定的由小黃門把奏章收入袋中,帶回宮中處分。政令必出中書敕令,疑難大事趙禎一個人也決定不了。他冒然一個人做決定,手詔被宰相給退回來,不是什麽好事。

明朝之後不設宰相,哪怕後來出現大學士,清朝出現軍機大臣,實際行使相權,也都不是宰相。沒有政令必出中書,只能用敕,軍令必出樞密院,只能用宣命這兩條,權臣的勢力再大,哪怕能決定皇帝的生死,宰相也不是政權決策班子中的一分子,而只是皇帝的下屬。宰相班子是國家實際的治理者,是由制度來保證的。

第一班宰臣,晏殊和徐平帶幾位參知政事上殿。奏的都是已經決定的事情,主要是徐平將要使要的官員職的升遷,如葉清臣進龍圖閣直學士,李參直史館,諸如此類。

第二班樞密院,呂夷簡帶樞密副使上殿,奏西北的軍事安排。

第三班三司,程琳帶三司副使上殿,奏今年的財政安排大略。

第四班開封府,任布上前奏春節期間開封城內事。

第五班審刑院,宋庠上前奏訟獄。

自西北亂起,前殿奏事只有五班,五班奏畢散朝,不能超過辰時。大朝會禦史中丞要監察紀律,是不上殿奏事的。

最後禮儀性地問群臣有無別事要奏,眾人都已經準備退朝了。

正在這時,排位極靠後的司馬光從人群中擠了出來,捧笏抗聲道:“臣司馬光,請與集賢相公廷對!相公欲一道德,此根本大政,關萬民疾苦,天下興衰,不廷對,何以服百官!百官不服,何以臨百姓!”

趙禎已經要起身了,隻好又坐了下來,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

徐平神色淡然,捧笏出列:“臣願對!”

此話一出,準備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來,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腳。

廷辨是宋朝對政治大事的討論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涉及到國家的根本大政,不然不用。這是一場由在殿內的朝臣全部參加的大辨論,涉及到的人多,討論的事情特別重大,觀點也尖銳,大多數廷辨都會從早到晚。甚至思想爭論激烈的時候,一次不行,在短時間內多次進行。

廷辨這種大事,大多數的官員一輩子也碰不上一次。

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較,這就是執政黨內部關於國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論,議會製國家的議會辨論,一黨製國家統一思想之時的大討論。

一道德,就是統一政治立場,確定政治原則,統一思想。這麽大的動作,沒有人反對是不可能的,徐平早有準備。徐平攜西北大勝的軍功回朝拜相,很多人懾於威勢,在榜文帖出來自己沒有做好準備前,沒有站出來罷了。今天不廷辨,早晚一天會廷辨,要一道德這是不可避免的。此時官職尚低微的司馬光第一個站了出來,並不出徐平意料,歷史上王安石一道德,就是他反對得最激烈。

一道德不是逼官員站隊,如果最後搞成官員站隊,一道德實際上就失敗了。這就是思想的大辨論,不辨明白,強行推下去是沒有用處的。歷史上王安石變法,在一道德的時候實際上是失敗了,他強行推下去,立新學,以新學取進士。讓滿朝官員站隊,與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不相同的就貶。最終的結果,是造出了一個舊黨,最終上台來鬥他。

政治立場、政治制度、政治原則、施政舉措不是憑空來的,都有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就是文明的特性。如果沒有找出這個邏輯,就說明文明還沒有真正地確立起來。

這個年代決定著政治的邏輯,就是韓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論。

當天命破除,人必然會問我們為什麽會是這樣,為什麽要這樣看待事情,為什麽要這樣做,為什麽不可以用相反的辦法做。這是人的必然,離了天命,人要從自己找邏輯。

文藝複興歐洲文明從神權中解放出來之後,也同樣經歷了這個過程,一場關於人性的大討論。自由、平等、博愛等等這些名詞,徐平前世聽起來高大上,覺得洋人怎麽會這麽厲害,是怎麽想到這些的。中國的文明怎麽這麽落後,就不去想這些問題,盡是搞些仁義道德天理倫常之類虛假欺騙人民的東西。但是自由、平等、博愛等等這一切,真地引入中國來了,縱然精英再是引頸高呼,這就是文明,愚昧的人們醒來吧,我們不要野蠻,我們要變成文明的民族。大多數的人民卻無動於衷,精英痛心疾首,一切都是文化的錯,我們落後愚昧的文化,什麽時候才能掃除乾淨,走向文明。

人民對引進來的文明麻木,一部分精英失望了,認為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愚昧與落後深植入骨子,永遠不可能變成文明國家。還有人在堅持,試著分析其實洋人並不是按照這一套來行事的,就跟仁義道德一樣,不過是欺騙愚弄底層人民的把戲。

人民不愚昧,也不會被欺騙,你欺騙他們,他們反抗不了,心裡卻還是很清楚。你逼著他去做這做那,要去這樣想,不要那樣想,他們無法反抗,無非閉嘴罷了。或許在深夜聚在一起閑談的時候,發上幾句牢騷。

這種相互誰也理解不了的現象,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自由、平等、博愛等等這一系列關於人性的學說,仁義道德這些關於人性的學說,其實都不是為了愚弄底層人民的,而是文明要發展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人性是善還是惡,是利他還是利己,是趨利避害還是見義勇為,是自私自利還是勇於承擔責任,等等一切人性的兩面性,跟社會矛盾中的階級分別一起,組成了每一個政權的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政治的邏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洋人的自由、平等、博愛、信用等等這一套文明邏輯引入中國水土不服,不是因為自己文明的愚昧與落後,不是人民愚昧麻木不仁,而是因為這一切,祖先早已經進行了思想大爭論,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記憶。只是這些文明記憶,隨著那一次文明巨人的倒下,被掃進了垃圾堆,埋藏了起來。文明擺脫了那一次的傷害,打開這個寶庫,就是無盡的財富。

徐平前世每談到社會問題,那位洋秀才總喜歡甩出一個洋人的名詞,什麽利維坦,什麽社會達爾文主義,諸如此類,一臉不屑:你個土鱉知道這些嗎?好好看一看,洋人是怎麽看待社會問題的。什麽時候你個土鱉,也能夠做一回文明人。

一個土,一個洋,名字就已經代表了時代的價值取向。

當徐平穿越千年,努力讓自己的思想跟這個時代同步,去重新思考文化典籍,才真正明白那些是什麽。自己被人罵土,不是因為文明的落後,不是因為祖先愚昧,而是他們走得太遠,又跌倒在了血泊中,文明被封印到了記憶深處。

什麽是文明?一個是階級鬥爭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則,另一個是對人性的思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則,這兩者加起來,就形成了文化和政治,構成了文明的主體。

作為一個上過大學的人,徐平知道在數學中有一條大數定理,巨大數量的隨機,最終會表現出規律性。也聽說過混沌這回事,隨機會表現出有序。

有人覺得人性是善的,有人覺得人性是惡的,有人覺得人天然是自私的,有人覺得不是這樣的。這些關於人性兩面的想法各人不同,這個問題兩人一樣,那個問題不一樣。但是巨大的人口,漫長的時間,終分的交流碰撞,最終會形成共識。這種共識不是決定了這個問題上我是對的,那個問題上你是對的,而是最終形成了一個包容原則,出現了社會文化上的規律性,這個規律性就是文明。

中國人口眾多,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獨立思考的人口多,形成這種包容原則也就早得多。這些關於人性的議題,由此生發出來的同性戀問題,家庭問題,倫理問題,種族歧視和種族平等問題,這一系列議題,都放在性情之爭的這個大筐裡。他們在文人的一篇一篇文章裡,在官員一次一次的奏對裡,在朝廷施政的發出去的命令裡。

洋人討論同性戀,討論家庭,討論倫理這類問題很熱鬧,中國人卻覺得不理解,因為自己的祖先已經討論過了。甚至就連男人穿女裝,諸如此類,都在文明的記憶裡。再一次出現風潮,不過是文明還在退化,沒有重新站起來罷了。

從漢武帝以天命一道德,漫長的歷史時期,張角的黃巾大起義,魏晉談玄,後來的佛教興起,儒學再興,等等這一切,都是文明前進的腳步。直到巨人倒下,才止步不前。

寫《道德經》的老子是什麽人?史官。孔子幹了什麽?《春秋》編史。大多數的先秦諸子,大多都有接觸史書記載的經歷。文明不是由這些偉人創造出來的,而是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創造出來的,他們只是忠實地記載了文明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規律性。他們的偉大不是創造了文明,而是看到了文明,並記下來留給後人。

今天,徐平將要在這裡,面對司馬光這個大宋第一頑固派,以及後面會一個一個站出來的官員,從人性,社會,全部的問題進行辨論。

他今天要在新的一年第一個大朝會上,而對百官,以最激烈的廷辨,來一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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