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關徐平大帳裡，王凱與一眾將領向徐平報過各軍的進軍路線，具體部署，吩咐上了茶來，坐著閑談。此時大軍前鋒已至鳴沙縣附近，即將截斷韋州黨項軍退路，一切順利。

按照原先定好的方略，曹克明帶整編過的本部兵馬由天聖寨北上，許德統環慶路大軍沿馬嶺水北上，兩軍由南線夾攻韋州。徐平帶大軍先攻鳴沙縣，而後出偏師繞擊韋州的側背，配合南線。即使不能全殲元昊殘部於韋州，也逼著他們向鹽州方向逃竄，徹底放棄興靈兩州。而後曹克明部尾追韋州殘部，與鄜延路兵馬一起，殲滅他們於橫山地區。

戰事順利，氣氛就很輕松。閑聊了一會戰事，因為將進入黨項腹心地區，張亢問徐平道:“都護，你一再告誡，此次我們是興義兵，吊民伐罪，彰顯天威，不可與胡虜同。下官只是一直不解，具體可如做呢?漢胡本不同，天下盡知，只是何為漢儀，何為胡風?”

徐平笑著道:“你這話問得要害，不過卻不是一言半語能夠說清楚的。過幾天，我會專門下一章程，入胡地各軍照行。現在一切草率，不能細講，我先靠訴你們一個大意。”

眾將一起叉手:“願聽都護教誨！”

“兩句話。第一句話，天師北上，以仁義之師伐不臣，吊民伐罪。番境有漢人，但大多還是胡人。漢人聞聽王師來，必以手回額，奔走相告‘今見王師，自此我等漢人翻身做了自己主人也’。而胡人聞王師來，必心膽俱喪，委頓於地，曰‘天子之師來，自此漢人翻身做了我們的主子也’。其間滋味，自己體會。莫失漢人之望，莫中胡人之怨。”

眾將一起應諾，這兩句話聽起來差別不大，但細想卻有著天地之別。

徐平又道:“公孫醜問孟子，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何不耕而食?孟子言，君子不耕而食，是以才力而得國君之用，以孝弟忠信而子弟從之。非此二者，而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則近於盜。大軍入胡境，凡不耕而食之人，皆令其至都護府，聽候發落。”

田況皺了皺眉頭:“番境之人多牧牛羊，自耕自食者隻怕至少。”

徐平笑道:“耕僅是代語，凡是用自己的兩手找飯食，皆在此列。市中百工，販貨商賈也是這般。不耕而食，僅指不勞而獲而已。好了，此是軍中，我們說些俗話。漢風胡風之別，關鍵在我們漢人，飯食皆來於土地，一滴汗水一粒米，大家都習以為常。而番人起自牧牛羊，他們已經習慣了不用自己的雙手勞動去獲得財富。普通的牧民一樣辛苦，但由此而起的勢力之人，卻已經從心上習慣了這種作為。所以我們漢人向往的，是有更好的土地，我流下更多的汗水，就能夠有更多的收獲。胡人則不同，便如牧牛羊般，他們所向往的是有更多的人被其奴役，而讓自己過上好日子。所以此去番境，只要把那些不勞而獲的人找出來，能教化之則教化之，不然則流於遠地，過於惡劣的，則加以刑戮，天下太平。”

眾人一起點頭，明白了徐平的意思，不過要從心理上向這個方向靠攏，也不容易。

漢風胡風，爭了數千年，其實真要認識到根本，理由就簡單得讓人發笑。就像徐平前世講社會的階級鬥爭，真正追到源頭是貧富分化。當有人知道那麽驚天動地的事情，最後源頭原來是這麽一件小事，便對整個理論一笑置之，覺得如小孩子遊戲一般。漢風胡風之別其實是一個意思，最早起源於兩個族群的生產方式不同，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風俗，不同的文化傳統。

民族的交流與融合，這種文化的磁撞，最終形成了滔天巨浪。內部由於貧富分化而出了階級之別，外部由於生產方式不同，則出現了文化衝突，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用階級鬥爭去解決外部的文化衝突，會不得要領，最終是付出了極大努力，還是讓外部怨恨，內部同樣怨聲載道。而用外部的文化衝突邏輯對待內部，則很容易出現法西思傾向，極盡殘暴，還不能夠解決問題。

隻講階級鬥爭，不講文化衝突，易犯左傾錯誤。過於強調文化衝突，而不講內部的階級分化，則會犯右傾錯誤。不左不右，執其兩端而得其中，是為中庸之道。

不管階級分化還是文化衝突，都是起自於人們自然而然的生產過程，都是本於歷史惟物主義。不是先有了文化衝突和階級分化概念再去找理由，而是先有這個根才產生這概念。

所以一國歷史，必然是內外有別。對內可以用階級鬥爭為主去分析，因為這是內部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對外則要以文化衝突去看待，因為這是內外交往的主要矛盾。隻強調一面而完全否認另一面，不管是傾向哪一面，要麽不實事求是，要麽別有居心。

歷史的大勢當中，是不能針對兩方，一定要指出一個壞人一個好人的。因為人類社會的這些矛盾，是不斷在變化的。既鬥爭，又融合，在鬥爭、融合中社會不斷前進。有時候以鬥爭為主，有時候有交融為主，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主要矛盾。

漢族文化傳統起於農耕，農耕又有大莊園、小自耕農、公有大農場的區別，每種生產方式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文化。認為農耕的文化就是千年不變的，不實事求是。所以這個年代去接儒家的道統，特別要強調“以意逆志”，合適的認，不合適的改。

胡風則是起於遊牧，也分自由散漫的公社式和殘酷的部落式，文化同樣不同。

農耕文化的自由主義傾向，表現為“雞犬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強調自耕自食，天人合一。遊牧的自由主義傾向則表現為自由散漫，不受拘束，向往大自然。這兩個傾向在民族的交流、融合、碰撞中不是主流，存而不論。

遊牧文化中惡劣的自然環境，朝不保夕的生存處境，出現了一種只顧眼前，不講以後的傾向。同時由於生存條件過於惡劣，一旦得到了改善便容易不思進取，對於自己得到的資源，死也不肯放手，對地位喪失之後有一種天然的恐懼感。而缺少交流，各自依靠自己面對大自然的生存處境，又讓他們對於人與人的關系非常漠然。我給你什麽，你就拿什麽來換，人與人之間只有簡單的利益關系。如果不能交換，則就靠武力搶奪，武力搶奪在他們看來不是一種罪惡。這種搶奪的極致，便是搶人，把人如牛羊一樣做為奴仆。

農耕則相對穩定，雖說是靠天吃飯，但主要還是靠自己的勞動。與遊牧不同，農耕條件下人組織起來，是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人定勝天的。所以便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我自耕自食，不求於人，你讓我做事得給我個理由。不管是完稅納糧，還是參軍打仗，總得說服我，不然不做，不去。說破天去，我自己種地自己吃，什麽都是多余的。而組織起來可以人定勝天，比如修橋鋪路，比如興建水利，都能夠改善每一個人的生活。所以在另一個方面，又有守望相助，願意承擔責任的傾向。這兩個傾向結合起來，便是每一個人都有保護自己，不服別人管的性子，但又有勇於擔當的責任感。歷史在發展，文化在變，但這種精神的內核卻不會變。所以漢人文化既有各過各的互不打擾的一面，又有面臨困境，勇於衝上前去，以大無畏的精神承擔責任的另一面。

如果說，階級分化導致了部落、民族、國家的產生，那麽這種不同的生產方式便就導致產生了不同文化的部落、民族、國家。在部落與部落、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交流與衝撞中，便就發生了遷徒與融合，戰爭與妥協，同時伴隨文化的消失、改變與新生。

可以認為這種交流融合無罪，但不表示這個過程中的集團和個人無罪。不能夠用人類文化交流的性然性，來為這個過程中的人和集團脫罪，不然就是對其他人犯下新的罪行。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可以用後世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上的古人，隨意臧否，不然你已經成為了百年之後人們的笑柄。一個人的言和行，總有其歷史局限性。

客觀、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才能夠指導未來。出於某種目的，掩蓋歷史事實，篡改歷史結果，是對歷史的褻瀆，是對現實的欺騙，是對未來的誤導，是一種犯罪。

歷史的洪流中不應該指出哪方是好人、哪方是壞人，因為各自有各自的立場，有堅持自己各自文化與傳統的責任。一個農耕傳統的人，來到遊牧地區，不做改變，還要堅持自己的文化與傳統，會被遊牧民族看作小偷。而一個遊牧的人，到農耕地區還要堅持自己傳統與文化，則會被視為強盜。一個人如此，一個集團也是如此，行為有好與壞、正義與犯罪之分。在你家裡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到別人家裡去做，還要怪別人不配合就是豈有此理。以此為理由大開殺戒，窮凶極惡，就是惡貫滿盈，罪大惡極！

而從五胡亂華開始的遊牧民族南遷，確實表現出了強盜的作為。你可以認為民族的交流與融合是正常的，但不能夠為其強盜行為脫罪，不然就是一種背叛。肆意殺戮，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十室九空，這種罪行應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以為後人之戒。

一個人要有是非觀，一個民族要有是非觀，一個國家同樣也要有是非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