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收獲的季節，但對冬麥來說，這也是播種的季節。納質院裡忙忙碌碌，一邊收著地裡的各種豆類，一邊忙著耕地種麥。麥是主糧，首先要保證的，到了播種的時候，不管地裡的豆有沒有完全成熟，都要割回來，最少也可以作為優質飼料喂馬。

徐平站在納質院裡的院子裡，看著地上攤開正在曬的大豆，問身邊的張載:“今年忙了一季，收成如何?這豆是開春種下，看起來收成不錯。”

張載道:“依現在來看，收的菽豆不少。不過吃的米麥，還是要勞州裡發給。”

“慢慢來嗎，只要事情做起來，總會越來越好的。”徐平轉過身，“把納質院搬到這裡來，一是在城中佔著偌大的房屋，多有不便，再一個就是讓這些質子有些事做，劃出地來讓他們自耕自食。你在這裡管著他們耕種，推行井田，效果如何?”

“好，非常好！”說起井田，張載便有些興奮。“我前些日子也讀了節帥編的《富國安民策》，裡面講起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此話甚有道理，家富則國安，國安則天下太平。人之欲，首要足食，故一家之政始於烹飪，一國之政在於足食。有道是家不富，則志不寧，何謂家富?衣食無憂也。衣食來自於哪裡?俱是從田土之中來。故孟子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要想天下大治，其余都是苟且小術，惟有平均田地，劃分井田，才是長治久安之法。假使耕者有其田，則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畝無不稼，民力盡矣，地力盡矣，何愁民不富足，民富何愁國用不足！”

後面的這幾句話，是李覯的理論，指出井田製不但是讓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還讓天下無曠土，兩者都做到，則國富民安。張載的井田製思想是自李覯傳承而來，不過李覯重在以志逆意，似托聖人之言闡述自己的理論，而張載則更加注重把這思想納入到理論體系之中。李覯是反孟子的，張載則是尊孟的，有這種分別非常正常。

徐平沒有接張載的話，問他:“秀才，你在納質院大半年，帶著這些質子種了一季的糧食，現在前季已收，下季在種。我且問你，要想產出糧食來，有哪些不可缺少?”

張載愣了一下，顯然以前沒有精細地考慮過這個問題，在心裡盤算了一下，道:“產糧自然不可少了田地，這是根本。除了地，自然還要有人耕稼。地力、人力，缺一不可！”

徐平不動聲色，問道:“除了地和人，還有哪些呢?”

張載掰著指頭慢慢算著道:“還要有牛，沒有牛，全靠人力，耕不了多少田地。除了牛之外，犁、耙、耬，也都不可缺少。還有——”

徐平笑著擺了擺手:“且住，看來這一年，你還沒有想明白這個問題。秀才，要想五谷豐登，民富國強，單單講田地是不夠的。沒有人稼穡，地裡長出來的只能是雜草。但是到了現在，只是有人也還是不夠的。還要有牛來耕來種，還要有水渠水車提水灌溉，還要有鋤頭來去地裡的雜草，還要有車來把收割的莊稼運到家裡來，還要有碾子把谷變作米。凡此種種，都是種地不可或缺的東西。你隻講平均田地，那這些怎麽辦?牛要怎麽養?其他犁、耙、耬之類要怎麽辦?水渠怎麽開?澆地用水怎麽分?想過沒有?”

“學生倒也想過。以井田平均田土，讓耕者有其田是一，還要寓軍令於內政，設田官來管理井田。士不必別選，皆此土之民也，遇有戰事不需別置將，皆此土之吏也。人言井田之製之難行也，

必曰天下之田非無主之物，若要收田地入縣官，則多有田地之家難免心懷不滿。學生不這樣認為，只要使田地多的人家，井田之製也讓其富貴如初，他們又怎麽心中不滿呢?便如古之封建，廣有田地的人家，可以讓他們做田官，別選公田給他，此田收的稅賦便作他們的俸祿，以代替原有的地租。則不費國家的一錢一米，天下之土皆有民耕種，天下之民皆有田官去管。候一二十年，則地價已由公田之稅充抵，田官再擇賢而任即可。如此一來，井田之行天下得利，人人歡悅。”徐平搖了搖頭，笑著沒有說話。

不管是李覯，還是張載，提倡井田製平均田地實際是其次，核心還是在那個寓軍令於內政上。在徐平行新政之前，國用缺乏困在養兵上，而耗盡國力養兵數十萬，卻徒耗糧食對外不能戰，這是大宋從上到下的一塊心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埋首編兵書的有，如張載這樣從故紙堆中找解決辦法，複古改用征兵製甚至兵民合一的也有。

頭痛非要去醫腳，牙痛非要把腿鋸了，看起來有些荒唐，實際上卻是無奈之舉。大宋是脫胎於五代軍閥政權，在軍製和國事上天然有殘缺，皇帝對皇位穩固的心理依賴在軍隊上面。廢掉了藩鎮割據算是去了皇帝的一塊心病，但要把軍事交到政治的下面，讓政事堂同時抓起政治和軍事，他們又不願意。因為這樣一來，宰相的權力太大，皇權受擠壓。

以文製武也罷，文人掌兵也罷，其實都是從軍事與政治相分離帶來的。文人掌兵並不直接管理軍隊，而是通過武將來管理的，而武將帶兵與政治是完全分割的。你就是殺一千個一百個武將，也改變不了軍隊的根本制度，這還是一支跟政治分離的軍閥部隊。

如果說作用，那就是成功離間了武將跟文官。一打了敗仗，文官說武將沒用，武將說文官瞎指揮，總之就是自己沒責任。從武將不許乾政起，大宋的武將就對文官充滿了不信任，不管是不是自己錯了，只要有處罰就是文官打壓武將。

軍隊打了敗仗，誰的責任?當然首先是軍隊的責任，如果連這一點都否認，那就是胡鬧了。但在徐平前世，也不知道從哪裡傳起來的，軍隊不能打不怪武將，是因為朝廷裡文官當政，只要讓武將當政，軍閥當家，自然就能打了。實際上歷史的事實是，軍閥統治別說是建立盛世，就連統一國家也沒有做到過。軍政一體的秦國，也一樣是文官當政。

文官當政，武將管軍，是正常的國家制度，軍隊不能打的原因不在這裡，還是應該從軍隊本身去找原因。募兵製本身沒有問題，軍隊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是正常的發展規律。但事情最怕走極端，從募兵製走向雇傭軍製，讓軍隊徹底跟政治隔離開來，就有問題了。

大宋的皇位心理依賴在軍隊，就越來越走向雇傭軍製，病態地強調對皇帝的忠誠，國家責任反而變得無關緊要了。軍製有不足，根子還是在國家本來的軍閥製的母體上。

這個年代的人，從多個方面發現了這個矛盾，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來解決。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只能從既往的經驗中來找辦法，複古的征兵製、井田製便就被提出來。不管怎麽說，在實行這些制度時，中原王朝對周邊一直是保持著碾壓態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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