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內州州衙,徐平聽著劉滬稟報白天見到契丹援軍入豐州的事情。
劉滬講完,徐平問道:“你可曾看得清楚,來的有多少人?首領約是什麽身份?”
“首領當是節度使以上,來的兵馬共計兩三千人,看服色是契丹王庭人馬。”
徐平聽了,點頭道:“兵馬不多,身份高貴,來的多半不是援軍,而是契丹與我們理論的使節。耶律宗真帶著大軍駐於白水濼,想來是看出這一仗不好打,先派人來理論一番。”
豐州西南面的振武縣,現在只是個不起眼的小地方,歷史上可是曾經做過鮮卑北魏的都城,唐時的單於大都護府,振武軍節度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從南面來的道路,基本都在振武縣交匯,那裡有很多古道可以通達多處要地。
本來從雲州到豐州,過振武縣是最便捷的道路。現在被曹克明佔住了,耶律宗真才無奈走北線的白水濼,過九十九泉,沿金河到豐州。走北線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宋軍可以從振武縣攻德州,有古道到白水濼,邀契丹大軍的後路。後路被斷,耶律宗真就只能帶著數十萬大軍到大草原去了。雖然習慣遊牧,帶著數十萬人在草原追兔子也難以接受。
耶律宗真只能帶著最後一點僥幸,派使節來見徐平。能用談判的方式,讓宋軍讓出所佔的地盤,哪怕受一點損失,對契丹也是理想的結果。
想了想,徐平喚過譚虎來,對他道:“速派人去唐龍鎮,請范經略到這裡議事!”
譚虎叉手應諾,轉身出去。
范仲淹帶兵攻下唐龍鎮,斬了叛宋的來守順,族人遷往內地,便駐扎在那裡。他的數萬大軍尋找要地築城,準備長期駐扎,從西北方向威脅契丹的朔州。此戰過後,范仲淹要來九原、朔方一帶為經略使,與契丹的談判他應該參與。
劉滬告辭離去,徐平一個人到了庭院裡,看著天上的一輪明月。
已經是秋天了,正是秋高氣爽的時候,天上的月亮顯得分外明亮。月光透過光禿禿的枝椏灑在地上,斑斑駁駁,好似在地上鋪了一層寒霜。
估計最終還是要打一仗的,只是徐平不知道耶律宗真敢不敢帶著全部三四十萬大軍到豐州。一旦敗了,這三十多萬大軍失去戰力,則徐平從西北方向,高大全統河東路兵馬從代州的東南方向,同時進攻雲、朔兩州,局面就無法收拾。
契丹是真正的帝國,不會跟元昊的部落首領一樣,做事全憑自己喜好。想來耶律宗真不敢這麽冒險,可能會兵分兩路,一路經德州兵逼振武縣,一路到豐州出戰。
如果這樣,仗打起來就有講究了,黨項的十幾萬大軍就有了用武之地。
打到這個份上,若說徐平沒有直下雲、朔兩州,威逼幽州的衝動是不可能的。不過他能控制住自己的衝動,堅持把戰線擺在這裡。
戰爭不只是攻城略地,不只是熱血拚殺,說到底還是兩個帝國實力的比拚。無非是兩個國家的較量,在特定的時間,用戰爭這種形勢表現了出來而已。攻下雲、朔,固然是大功,可以漲自己的志氣,但好不容易從東西兩個方向撕扯開的契丹防線,又聚到了一起。
幽雲十六州大大增加了契丹的實力,但契丹的根本不在幽雲十六州。奪下雲、朔兩州對契丹不是致命的損失,對峙的戰線縮短得到的好處,足以彌補這幾州失去的損失。
看著天上的明月,徐平歎了口氣。到了自己現在的地位,最重要的已經不是過程,而是結果。重要的不是去怎麽打仗,而是要知道從哪裡停止。不懂見好就收,
把戰線越拉越長,最終會讓後面無數的矛盾集中爆發起來,一發不可收拾。契丹派使節來談什麽?耍嘴皮子當然不是目的,而是要各自摸清對方的底線,後面的戰事要從哪裡開始,到哪裡結束。都不能一下滅掉對方,只能這樣打打談談,談談打打。
三日之後,耶宗真和劉六符得到了徐平的答覆,雙方在雲內州和豐州的中間青塚會面。
秋風已起,草木枯萎,遠遠看去前面一個巨大土堆,上面似還有青色。
范仲淹駐馬,看著遠方的青塚,吟道:“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千余前宣帝南征北討之後,還要賴此一女子撫綏蠻夷,統軍之人至此,豈能無愧色?”
徐平道:“對於蠻夷或征或撫,本無一定之規,擇合用者為之。只是朝廷大政,以一弱女子一身當之,有些令人不齒罷了。統兵之人有愧,居廟堂理朝政的人,難道就能夠心安理得?朝廷大政,文武並用,文事不修,武事自然敗壞。文用於內,武用於外,內為根本之基,武以別內外而已。故宣帝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之。”
范仲淹點了點頭,沒有再說話。這涉及到兩人深層的治國之道的區別,不是徐平一兩句話就能說服范仲淹的。這幾年來,徐平對自己的整個治國理論越來越成系統化,已經開始自成一派。儒家系統內的治國理論之爭,不脫《春秋》、《尚書》、《易》這幾本經,其余的沒有這麽嚴重的原則爭論。《春秋》講的就是華夷之辨,內外之別,在這一方面徐平慢慢走到《春秋》這一派的儒生的道路上。一講文武,必講內外,成了徐平的習慣。
文明是一直在延續的,認為自己來自一千年後,就比這個年代的人有見識,那也未必見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點,有一個時代文明立足的根基,不是靠著後世的三言兩語就可以當先知。只能扎根於這個時代,才能真正引領這個時代前進。
跟這個年代的讀書人有不同的認識是正常的,因為兩者立足的事實不同。
徐平前世是被教育漢文明是人類惟一延續數千年的文明,綿延不絕,有格外強大的融合能力。縱然一時挫折,也無需擔憂,縱國滅,漢族文明不會滅。
這個年代的讀書人沒有這麽樂觀,漢文明曾經不絕如縷的危險一直在他們心頭,重興漢家江山對他們來說是一副千鈞重擔。自漢亡,經過短暫的魏晉之後,永嘉南渡,五胡亂華,鮮卑北魏建立,後來的中原王朝都是與鮮卑一脈相承。包括隋唐這兩朝,都脫不了跟鮮卑北魏的關系。本來以為唐朝算是重興漢室了,結果又是五代亂世,掌控天下的依然是沙陀和粟特人佔上風。現在北方的契丹,那一套制度也不是他們自己摸索出來的,實際還是鮮卑北魏的傳統。范仲淹這些人,面對這種局面,沉重可想而知。
其實何止是這個年代,契丹之後是女真,女真之後是蒙古,蒙古之後是明,明朝之後又是女真。除了中間的宋和明,其余全部是跟北魏鮮卑一脈相承,到滿清朝鮮卑的傳統算是到了大成之時。算一算這些朝代的傳承,比宋和明這兩朝還是佔上風的。
在徐平前世,學歷史的本來就有一種思潮,把鮮卑之後的北方民族傳承連起來。從北魏之後算起,把一脈相承的隋唐加進去,而後接上遼、金、元和清,就是遠比以漢族為中心的王朝更替更加久遠的傳承。認為宋朝不是統一王朝,而只是另一個南北朝,一定要把契丹和女真稱為遼朝和金朝,都是這一思想的體現。
漢武帝獨尊儒術,但對天命所歸采用了陰陽家的一套,即五德終始。後來劉向父子又提出一套五行相生,便出現了閏朝。本來劉向父子的原意是把短暫的秦朝視為閏朝,但在後世,統觀歷史的時候,後人以漢族為中心的王朝更替觀,就有人把元和清視作閏朝。但真正說起來,論傳承的聯綿不絕,宋和明相對於北方民族的傳承更替,反而更像是閏朝。
徐平前世的歷史教育是在這兩種思潮的夾擊下進行的,於是一方面強調漢文明的綿延不絕,另一方面又格外吹捧鮮卑北魏一系傳承。夾於這一傳承中的宋和明兩個朝代,被譏諷謾罵的最多。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總有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偏向了哪一面,便就會對歷史形成一種態度。而這種態度,必然會影響對歷史的解讀。
談治國,談理政,必須要以史為鑒。而以史為鑒,自然就有一個讀史的態度,這種態度必然會表現在政治行為之中。
與這個年代的讀書人比較起來,徐平沒有一定要把鮮卑傳統拉進文化體系的包袱,自然也就另成了一派。這一派其實也是後面百十年的主流,因為與契丹一直和平,對黨項的戰事處於上風,文化心理已經變了。徐平這幾年的大勝,不過提前了這個進程,而且大增加了新成長起來的讀書人的信心。
范仲淹在儒生們心中的地位比徐平高得多,但論起思想的前途,就是徐平佔上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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