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到屋裡又陪了父親一會，看看天色乘著天還沒黑，騎馬來到了州橋附近的白糖鋪子裡。　　劉小乙正在鋪子裡幫忙，看見徐平，急忙過來牽馬。

　　進到鋪子，張天瑞看見徐平，急忙迎上來問:“小官人今天怎麽有空?”

　　徐平沉著臉道:“我阿爹躺在床上幾天了，我怎麽能不來?”

　　張天瑞看見徐平臉色不對，不敢多說，從外面叫了當值的主管鄭天林來到後面房裡，對徐平道:“想必小官人是來問那些陳茶的事情，這是鄭主管一手去辦的，有什麽話可以問他。”

　　鄭天林上來見過了禮，徐平也沒讓他坐，隻讓他把經過說清楚。

　　其實鄭天林也是無耐，不過事情落在頭上，也沒有辦法，隻好把那兩天去收錢的經過詳細講了一遍。

　　因為白糖是宮裡用的，原則上是要由內藏庫付帳。內藏庫由太祖時期的封樁庫而來，開始以每年的財政盈余和平定江南川蜀的繳獲為主，目的也是為了發生戰爭時充作軍費不必向民間征斂，及作為後來收復幽燕時的經費。

　　但作為皇帝的私人金庫，後來慢慢變味，開始有了一些固定的征收科目，並慢慢脫離三司部門的掌控。直到前幾年丁謂任三司使時，覺得如此一大筆財賦完全遊離於中央財政之外，管理很不方便，才想辦法再收內藏庫的權。丁謂雖然是權相，其能力卻是不容置疑的，逼迫前朝真宗皇帝同意三司使和三司副使有對內藏庫儲存情況的知情權。要知太祖太宗兩朝崇尚節儉，內藏庫儲存了大量財富，被好大喜功的真宗皇帝揮霍一空，不得不從朝廷的正常賦稅裡抽成填充，他是很不想被外臣知道自己小金庫的詳情的。

　　此時的內藏庫除了一些歷代的常例收入，比如開采出來的金銀，是山澤收入，歷朝歷代都算皇帝的私藏。比如各地的土貢，也入皇帝的私藏。比如市舶收入，皇帝私藏要抽走大頭。還有一項大收入是每年新鑄錢幣的分成，勉強可以算山澤收入，內藏也要抽走很大一部分。此時這些常例收入已不能滿足皇帝的胃口，還會把一些州軍的稅賦、大多絲織業發達地方的綢絹收入納入內藏。粗略算來，此時的內藏收入大約佔三司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由皇帝完全掌握這麽一大筆財富，使他可以對三司形成居高臨下之勢，進行強有力的製衡。

　　內藏庫的支出大約有以下幾項，皇室人員的消費、文武群臣賞賜、很大一部分軍費、恤災，還有日常的助三司經費。實事求是地講，皇室消費不佔大頭，大部分花銷還是賞賜、軍費和助三司。

　　白糖鋪子這次吃虧的根源，就在最後一項上。

　　內藏庫抽走如此巨額的財富，導致三司的收支常年不能平衡，向內藏庫借貸幾乎成了每年慣例。這種借貸往往都是有借無還，過幾年皇帝就要蠲免。皇帝也不勝其煩，到了前朝真宗皇帝天禧三年，決定內藏庫每年撥六十萬貫錢給三司，不許再借。然而現實情況由不得皇帝任性，每年六十萬貫的錢照常撥出去，三司仍然還是會向內藏庫借貸，一有天災人禍，這個數額就會大得嚇人。

　　鄭天林那天隨著宮裡的內侍去內藏庫領錢，卻都說沒錢給他，只是批條子給他折成其它東西。兩天下來跑了不下十個衙門，最後全部折成了茶，讓他到三司屬下的庫裡去領，說是衝抵三司的借款。

　　三司借錢哪有還的?跑了幾個地方，就領了一堆陳年舊茶回來，連帶裡面還有幾窩老鼠，一起進了白糖鋪子。

　　徐平此時也已大致了解此時的制度，這時的三司就是個怪物，財政、審計、甚至官員的考核無所不包，比他前世的發改委權力還要大上很多。三司使被稱為計相，與中書、樞密院並稱三相，可想而知其權勢之盛。

　　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出了這種爛事，說實話，想抗議你都不知道要去找誰，正常渠道根本走不通。

　　聽鄭天林講完，徐平問張天瑞:“都管，李太尉怎麽說?”

　　張天瑞期期艾艾，不大想說，見徐平臉色越來越黑，才勉強道:“我說了小官人不要生氣，太尉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徐平冷冷地道:“誰沒有苦衷?這樣大的數目，對我們這種人家幾乎就是傾家蕩產！我阿爹氣得病到在床，出了意外我找誰去?！”

　　張天瑞歎了口氣:“太尉的意思，暫時咽下這口氣，茶和三司開的憑條都留著，等過了風頭再去把錢要回來。”

　　“什麽風頭?”

　　此時朝政穩定，沒聽說什麽大事，難道李家有什麽特殊消息?

　　張天瑞道:“小官人不知道，自從前年三司使李仲詢相公改革茶法，以貼射代替原來的三說法，好多茶商大賈失去了厚利，紛紛撓撓，要把貼射法廢掉。此時孫宗古學士不知為了什麽，攻擊貼射法尤為賣力。他是當今皇上的首席講經官，身份非他人可比，貼射法已是岌岌可危。我們此時鬧起來，就不知會被哪一派當了借口。他們都是位高權重的，我們生意人家，何必得罪?”

　　李仲詢即是李谘，字仲詢，此時任權三司使。孫學士即孫奭，字宗古，任翰林侍講學士，判國字監。這些人有名有權，沒一個是能隨便得罪的。尤其是孫奭別看官職不大，但德高望重，名氣尤其嚇人。他自端拱二年以九經第一人及第，受太宗真宗兩朝皇帝看重，新皇登位又被選為首席講經，連皇上在他面前都老老實實的，說的話特別有分量。

　　徐平雖然不大關心朝政，這些大人物還是聽說過的。聽張天瑞講得嚴重，臉色才有些緩和，對他道:“都管坐下，把這些慢慢說給我聽聽。”

　　茶的專賣所得是朝廷的大宗收入，又是關系民生的日常物資，牽涉到方方面面，幾十年間屢屢變更。

　　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由林特和李溥主持，改良了原來的交引法。具體的內容不須詳講，關鍵的一條是朝廷發行茶引作為一種代用券，換取大商人向京師和沿邊運輸錢糧。直接導致朝遷在茶上的收入銳減，而民間也受害，其間的利潤全部被大商戶和交引鋪瓜分，難以為繼。

　　天聖元年，不得已之下再次改革茶法，由權三司使李谘和禦史中丞劉筠主持，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和魯宗道參與，改交引法為貼射法也就是後來說的通商法。核心是茶商直接與茶園交易，官府坐收淨利，算是朝廷和民間兩得其利。但這樣一來，原來在中間上下其手收獲厚利的京城大商戶和專門販賣茶引的交引鋪就無利可圖了，而這些商家大多背後有豪門貴族支撐。自天聖二年起，這些人聯合起來，不斷攻擊新法。

　　這裡面牽涉到的兩派不是豪門就是權臣，徐平聽了也心中嘀咕。不過孫奭這個經學大師攙和進去卻令他不解，這個人專心儒業，立身極正，是不可能有什麽利益牽扯的。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的立場都是由利益決定的，這種專心經術的，往往不通具體事務，容易被人欺騙煽動。他們又自詡清高，經常看不起那些真正埋頭做事的，一牽扯進具體事務裡就容易鬧笑話。

　　有宋一朝，士大夫內部關於改革與保守打得頭破血流，直至最後把整個國家的元氣耗盡，倉皇南渡。如果用利益解釋他們的立場是說不通的，雖然後人總是把這個問題庸俗化，說兩派各自代表了什麽人的利益。其實士大夫與皇上同是統治者，他們代表的就是統治階級，他們黨爭的核心其實是士大夫身份的矛盾。一方面作為統治者要以國家利益為主，另一方面作為儒家士大夫要堅持儒家的理想和倫理道德，這兩者有時候是尖銳對立的。表現在外面，便是貫穿始爭的“義利之辨”和“君子小人”之爭，以後會欲演欲烈，此時不過剛剛露出端倪而已。作為後人，往往是不能理解他們到底在爭什麽，對於此時的人來說卻是有人會拿命去搏的。

　　徐平雖然也不能理解此時那些自詡為君子的保守派，但對爭論本身還是有一個大致中立的看法。在前世，國家也曾經歷過這樣一場事關全局的改革，說起來算是歷朝歷代最成功的，但也幾傾社稷，又怎麽能苛求此時的古人。

　　但那些國家大事離此時的徐平太遙遠，現實是他被坑了一兩萬貫錢， 夠多少人富足生活一輩子的，老爹被氣得病倒在床，怎麽可能讓他理解那些大人物就這麽算了?大事由大人物去想，他隻管現在把錢要回來。

　　沉默了一會，徐平對張天瑞道:“都管，我不管你們怎麽想，我家裡是必須把錢要回來，而且越快越好。我阿爹病在床上，不定會出什麽事，一天也耽擱不了。這樣，如果李太尉不想辦法，我就自己來了！”

　　張天瑞一愣，問道:“小官人想怎樣做?我先說好，茶法牽扯到朝裡多位執政，你報官是沒用的。”

　　徐平冷笑:“那便不報官！從明天起，把收到的茶拉到門口，按照三司給的憑條寫好牌子，價錢也全按三司給我們的價錢。他們折茶給我們，便不能不讓我們用茶換錢！都管說對不對?”

　　張天瑞無耐地點點頭:“小官人說得對，折支的物品朝廷是允許我們自己發賣的。不過，小官人想必也知道，你這樣一斤茶也賣不出去，又何苦?”

　　徐平冷泠地說:“癩蛤蟆趴在腳面上，我不咬他，我惡心死他！州橋是全天下最繁華的地方，每天多少人來人往?我倒要看看，朝廷裡的袞袞諸公還要不要朝廷的臉面?大宋的臉面是不是值不了幾萬貫錢！”

　　張天瑞歎了口氣，再沒說話。

　　其實有一句話徐平沒說出來，提舉諸司庫的馬季良不但是這件事情的經手者，家裡還本就是大茶商，牽扯最深，鬧出去看看他怎麽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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