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三章政爭

　明堂之爭爆後，三雍宮的建設隨即擱置，但為了不影響重建長安城的進度，天子下旨，拜司隸刺史太史慈為為營都大監，董昭為營都副監，於秋收後開始征調民夫建設未央宮和修繕長安城牆。 。

　三雍重建關系到禮製問題，禮製問題又和漢祚的命運息息相關，持“今禮”和“古禮”兩種觀念的大臣們各不相讓，朝堂上的爭論日複一日。

　從爭論雙方的官吏來看，堅持“今禮”，堅持九室明堂製的大臣們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門閥世家，如蔡邕、劉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們態度明確，沒有絲毫妥協的余地。這些人裡面，蔡邕是一個例外，對於蔡邕為何要堅持“今禮”，曾炩很是不解。不過，在聽了趙松的解釋後，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堅持“古禮”，堅持五室明堂製的大臣們多為北疆系，陳群、張昭、張紘、趙商、棗祗等人也是據理力爭，至死不讓。

　兩系大臣再次針鋒相對，朝政受到了嚴重干擾。

　曾炩在此事上的態度非常慎重。三雍畢竟不是一座建築，它代表著禮製，是大漢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種明堂制度關系著社稷的長治久安，不能隨隨便便做出決定，朝堂上的爭論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設，從孝武皇帝開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歷時一百多年，間經歷了無數次的爭論。很多大臣、儒士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興後，三雍建設也數次反覆，直到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見確定禮製的難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禮”，在三雍建設采取五室明堂製，那麽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禮》為基礎。

　《周禮》原名《周官》，相傳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經學大師劉歆始稱其為《周禮》。《周禮》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體現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漢時冬官篇已亡，漢儒取《考工記》補之。

　如果采用“今禮”，在三雍建設采取九室明堂製，那麽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禮經》為基礎。

　傳說《禮經》為周公製作或孔子訂定。近人認為這是春秋戰國時一部分禮製的匯編，成書應在戰國初期至葉，即是漢時“五經”的《禮經》。《禮經》分《士冠禮》、《士昏禮》等十七篇，詳盡敘述了上古貴族生活各種主要禮節儀式。

　《周禮》為古經學家所推崇，《禮經》為今經學家所重視。“古禮”和“今禮”之爭，五室明堂製和九室明堂製之爭，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今、古經學之爭的延續。

　今日朝廷的官學是“新經”，是馬融、鄭玄等一批經學大家歷經數十年，數代人的研究後，融合了今、古經學兩家之長的新經學。在“新經”，鄭玄大師第一次提出了“三禮”之名，認為“三禮”應該並重，要互相取長補短。

　所謂“三禮”，就是《周禮》、《禮經》和本朝經學大師戴聖所編的《小戴禮記》。《禮記》是秦漢以前儒家各種禮儀著作選集，大都為孔子七十子後學所記，有《曲禮》、《檀弓》、《王製》、《禮運》、《庸》、《大學》等四十九篇。《禮記》反映的基本內容多系先秦古製，亦錄有一些孔子言論或其弟子對孔子思想的揮，但也有個別篇章為秦漢儒生所撰。

　“新經”雖然提倡“三禮”並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鄭玄大師曾在《駁許慎五經異義》有過精彩駁論，他認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遠遠早於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說，鄭玄大師有明顯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傾向。

　本來，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現代科學，十余年下來，倒也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經學畢竟是在大漢朝有了數百年的底蘊，其影響力不是曾炩所倡導的現代科學所能比擬的。對此，曾炩雖然感到很無奈，但是也沒有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難題。

　今、古經學之爭是一個讓曾炩頭痛無比的事情，這種學術上的爭論，甚至將原來的北疆系都分成了兩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來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鄭玄的一幫弟子和曾炩在討伐董卓之前就來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堅決的古經學的信奉者。而來北疆比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則是傾向於今經學。

　其實，“新經”對古經學本身就有明顯的傾向，這是因為今經學自光武皇帝後，經過兩百多年的展，已經和讖緯之學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圖讖起兵，稱帝後崇信讖緯，宣布圖讖於天下，讖緯之學遂成為本朝重要的學術思想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權威。流傳在世的《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和《春秋緯》等“七緯”也成為儒士必修的典籍。讖緯的流行，導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要依讖緯來決定，而對儒家經典的解釋，也要向讖緯看齊，這大大推動了本朝經學的神學化。與此同時，讖緯也導致了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等思想在本朝的嚴重泛濫。

　讖緯說白了，就是人為製作，是憑空臆想出來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測者利用，拿來散布改朝換代的預言，這在最近十幾年表現的尤為明顯。“代漢者當為塗高”等讖緯一度傳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張溫、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後，曾一度奏請朝廷禁絕讖緯，收繳讖緯書籍，但因為今經學勢力龐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設采取五室明堂製，以《周禮》做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礎，在“新經”更傾向於采納古經學的治國理念，那麽，今經學將遭受持續的長久的打擊，而讖緯之學自然就會成為當其衝的打擊對象。這等於公開砸碎了研習今經學的門閥、世家和士人們的“飯碗”，斷絕了他們的仕途，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他們當然要誓死捍衛。

　讖緯之學流傳了兩百多年，對古經學家的侵蝕也非常厲害。這從古經學的鼻祖劉向、劉歆父子的著述就能看出來。而劉歆為了幫助王莽篡國，更是公開宣揚符瑞讖緯，所以很大一部分古經學家也研習讖緯。馬融、鄭玄、蔡邕、盧植等古經學大家都是讖緯學的高手。但是，在對待讖緯學的態度上，以馬融、鄭玄為代表的和以蔡邕、盧植為代表的古經學家們卻完全不一樣。馬融、鄭玄精通讖緯，認為讖緯有害於經學和社稷，應該予以禁止。而蔡邕和盧植卻予以認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還著有《明堂論》，他在書說得非常詳細，認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統一是建立在天人感應的學說上，對九室明堂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肯定。

　這就是蔡邕和朝諸多大臣旗幟鮮明地反對五室明堂製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確定，不能久拖不決，天子下旨，讓鄭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鴻儒名士，請他們於年底前趕到長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開辯議，以便朝廷決定采取何種制度重建三雍。

　現在天子猶豫不決，無從取舍。蔡邕等公卿大臣堅持九室明堂製。陳群、崔琰、郗慮等大臣堅持五室明堂製。還有一部分大臣立場不堅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處在搖擺之，其楊彪最為典型。

　以楊彪的資歷和聲望，他支持那一邊顯然會對朝廷的決策產生重要作用。關西楊家是今經學世家，到了楊彪這一代，因為古經學漸漸複興，楊彪也開始研習古經學，他算是一位兼學今、古經學的大家。

　楊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製，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對。同宗楊奇、楊懿和很多楊閥的門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經因為此事內訌了。崔烈的兒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習今經學，而崔琰卻師從鄭玄，學的是“新經”，家族內部生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兄弟反目，翻臉了。楊彪老於世故，他不願意讓此事影響到楊閥的團結，於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風了，總之不上朝了，也不說話了，閉門不出。

　以內閣總理、大元帥曾炩為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場完全可以影響朝廷決策。但北疆武人和過去一樣，在有關政事，尤其是這類牽扯到學術、禮製、國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貫的沉默態度。這其還有個很有趣的現象，當朝堂上的爭論生後，幾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頭看書，有的還到和自己關系親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虛心請教。

　說句實話，對於“今禮”、“古禮”的爭論來由和其背後所蘊含的對國祚命運的深遠影響，他們的確不清楚。雖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關系到本朝禮製，但這個禮製對國政策略，對社稷興亡有多大的作用，他們並沒有清晰而正確的認識。

　這些年，曾炩、太史慈、呂布、關羽等人無時無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習，增加學識，同時，他們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機會學習。但會讀和理解是兩回事，理解了，掌握了的精髓，再把這些精髓運用到朝政實踐又是另外一回事，這其是有天壤之別的。

　像張溫、皇甫嵩、盧植、朱俊這些出則為將，入則為卿的大臣，本來就是鳳毛麟角，他們算是人龍鳳，一代也出不了幾個。他們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過州郡，參予過朝政決策，從政了很長時間，有豐富的治國經驗。他們奮鬥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後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個戰場上征戰，除了太史慈、關羽等少數人外，很少有人得到過治理州郡的機會，對政事，尤其是事關財賦收入的比如田製、賦稅、鹽鐵等具體事務，更是一無所知。所以他們即使讀了，但他們沒有實踐的機會，沒有經驗，要想在朝堂上立足，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陳群、張昭、張紘、國淵、棗祗、趙商這些人，因為很早就參予治理州郡。他們學以致用，十幾年來，他們在穩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過程， 在張溫、崔烈等一幫老大臣的指導下，獲得了極其豐富的治國經驗，已經在朝堂上牢牢站穩了腳跟。

　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北疆系和非北疆系激烈交鋒的時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雖然北疆武人也是北疆系，但是大家所處的位置畢竟不同。另外一部分原因卻是因為自身學識有限，想插嘴都無從插起。這件事對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會打仗不行，會讀不行，知道治國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須要有淵博的學識，必須要有豐富的治國經驗。否則到了朝堂上，只能尷尬地站在一旁，像個白癡一樣任人擺布。

　北疆武人最早師從大儒鄭玄。他們很早就開始學習“新經”，曾在無極大學親自聆聽鄭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課，受益匪淺。後來，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許劭、趙岐等大儒來到北疆，北疆武人又開始接觸古經學，他們從大儒王符的《潛夫論》裡，學到了治國策略和治國方法，這對他們影響非常大。

　這次，他們則大開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辯論仿佛給他們打開了一道通向儒學殿堂的大門，他們突然現，原來禮製、儒學、國政、國策、國祚命運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其的精彩和玄奧要遠遠勝過戰場上的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