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說道:“這些士族大臣們口口聲聲說是奸閹禍國，其實真正給大漢國帶來最大災禍的正是他們這些士族門閥，大漢朝的錢財都被他們這群碩鼠給全數納入自己的囊中了。正是這個原因，才造成了大漢朝的民不聊生，禍亂四起。就拿今年的黃巾賊叛亂來說吧，他們這幫子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鄭玄的語氣更是氣憤:“可是到了這個地步，他們仍然不知悔改，反倒是把這些原因推到了中官身上。的確，這裡面的確有中官的原因，但是中官絕對不是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中官有多少?中官的親友又有多少?再想想，這些門閥士族有多少?門閥士族的門生故吏又有多少?只要稍稍一想，就知道了這其中的原因。可惜，大漢朝沒有誰這樣想，也沒有誰敢這樣想。

　　曾炩很是驚訝，作為這個時代的人，鄭玄居然把其中的問題看得如此透徹。

　　鄭玄繼續說道:“至於那所謂的‘黨錮之禍’，更是直接由這些門閥士族挑起的。這些門閥士族要全力打壓中官，不給中官活路。人家中官也是人，你要置人家於死地，人家當然不會束手就縛。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中官會留守才是奇怪了。再加上大漢天子想從這些門閥士族手中要回國家權柄，於是和中官一拍即合，共同對付他們利益的觸犯者——門閥士族。這就是所謂的‘黨錮之禍’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鄭玄不過就是那池魚而也。”

　　鄭玄一針見血的指出:在這些門閥士族的眼中，根本沒有把大漢朝的五千萬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他們也不希望大漢天子真正的掌握國家權柄，他們的眼中，只有他們這些門閥士族的利益。他們口中的江山社稷，是他們士族門閥的江山社稷。誰要是觸犯了他們士族門閥的利益，那就是江山社稷的禍害，是人人得而誅之的罪惡之源。比如像是你，你在中山國一心為了百姓，置這些門閥士族的利益於不顧，那麽你就是他們口中的大漢江山社稷的禍害，他們就要整死你。這些士族門閥治國無能，嫉賢妒能倒是大能。這些社稷的碩鼠要是不除掉，大漢朝就不可能有複興的希望，更沒有強大的可能。

　　鄭玄說，這些事情是他在拜馬融為師之後才體會到的。這也是他為什麽從馬融處學成歸家後一直不接受朝廷征召的真正原因。在這些門閥士族執掌大漢權柄的情況下，他是不可能被這些人所容忍的，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既然如此，還不如不接受朝廷的征召，潛心做學問的好。

　　曾炩沒想到這其中還有如此多的黑暗內幕，這和他之前的認識殊為不同。但是鄭玄的分析是具有十足的理由的，不由得曾炩不相信。而從後世得知的零星的認識，更是讓他對鄭玄的見解深信不疑。

　　曾炩非常佩服鄭玄的認識，在受到“黨錮之禍”的直接影響後，他還能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實在是不易。也難怪他會有那麽高的成就，這就是其中的原因。可以說，在整個大漢朝，有如此清醒認識的，絕對是僅此一人。

　　曾炩為自己有這樣的一位老師而自豪。他知道，有鄭玄為他指路，他絕對能免走許多彎路。曾炩知道，他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僅僅憑借他掌握的超越這個時代的科學知識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向鄭玄學習的東西，還有太多太多。

　　今文學派學者的學術活動，隨著儒家經學研究風氣的興盛，逐漸與漢代政治活動結合為一，其具體的表現就是成為漢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

一方面成為官方政策的理論來源，另方面也作為批判及引領政策的知識傳統。　　今文學派成為漢代的官學的發展過程，又隨著博士官的紛紛設立而更加穩固下來。雖然在王莽時期及東漢以後曾因若乾古文經學被立為博士，稍受挫折，但就官方層面而言，今文經學派可謂在兩漢之際都獲得政府的重視。

　　在研究以今文寫作的儒家經典的學者中，尤其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為成就最大者，他的理論性作品中充滿了漢代人的新知識觀點，有濃厚的神學宇宙論及宗教政治學的色彩，可以稱為今文經學者中最能代表兩漢思潮的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基本上，今文經學者與古文經學者觀點相異的論爭焦點，相當大一部份也就在於對春秋學的詮釋、理解觀點之差異上。

　　春秋學的學術傳統與今文經學有重要的關系，這是因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學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學派的理論基礎，由於他的理論為武帝所需，武帝以後，許多政治體制的議題辯論，也都環繞在春秋學的詮釋觀點中，成為今文經博士官學中與政治問題最有關涉的學門。

　　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而作，戰國齊人相傳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傳，側重春秋微言大義的義理發揮，戰國時魯人谷梁赤作春秋谷梁傳則立論較為平實，然兩者皆為今文經學派所側重的經典。最早於景帝時有董仲舒及胡母生因公羊春秋學被立為博士官，武帝時研究谷梁的經文家與公羊春秋派辯論，公羊仍勝，後至東漢宣帝時，谷梁春秋亦立學官，此為今文學派的內部之爭，至西漢末之劉歆在官方搜集而尚未整理的藏書處校閱古書時，發現了許多古文版本的經書，後建議立古文經博士時，始有古文學派的左氏春秋與今文家的春秋學之競爭。

　　自從經學研究成為官方肯定的專業學問之後，就已顯示了政府與學者都將以之為政治措施的觀念來源，而這也正是先秦以來的儒家學派的根本，然而在今文經學家的學術風氣上，尤其以董仲舒的春秋學理論建構肇其端，既重視春秋中微言大義的引申於時政之上，又強調天人感應之神學目的論世界觀，在配合了西漢宗教迷信發達的時代風氣之下，今文經學家的理論遂提供了讖緯迷信之術的發展空間，同時在對政治措施的影響方式上，逐漸與讖緯神學合匯，尤其是王莽與劉秀在奪取政權之際皆公開利用，甚至將若乾讖語編為官書明白昭告，都是使讖緯之術發達的因素，這樣的政治風氣顯然不是歷史的常道。

　　今文經學的這種研究風氣，直至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等融合今古文經學的學風出現後而告中斷，而讖語之術雖經兩漢以後歷朝的明令禁止，卻仍保留在道教傳統中，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神學迷信方式，持續地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歷史。不過，這是後話，此時，曾炩的老師鄭玄還沒有完成這一事業呢！

　　就今古文之爭的意義而言，有好幾個方面。政治上的意義是，因官學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團間的鬥爭;文化上的意義是，開創帝國氣象的政治與神學結合的知識活動，與回歸先秦的義理與考據結合的知識活動之競技;理論上的意義是，漢代新起之天人感應災變的宇宙論，與樸實的先秦人倫進路之世界觀的交戰。就今古文學風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為政治意識型態學而建構的解經體系意義上， 兩者對於兩漢時政皆有實際的影響力量，而其個別學術力量的起落則與官方的抑抬有互動的關系;在作為儒學發展的一個環節的意義上，古文經學派對於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訓詁工作有重要貢獻，而今文經學派則側重地發揮了儒學與政治活動結合的義理詮釋工作;在作為哲學思想的創造面意義來看，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學在哲學觀念的創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較於漢初黃老、道教哲學、淮南子、抱樸子等，整體地說皆有遜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結合天道神學與陰陽五行說，及易學官學結合了兩漢的天文氣象學知識才頗有理論上的創造力。

　　然而，這些不是曾炩關心的，他來自於一個法制社會，相信法律的力量。道德太過飄渺，完全由人的主觀意識而決定，並不是作為治國理論的好選擇。它有它存在的意義，那就是對人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該怎麽處事。但是論道治理國家的時候，再用它們已經不合時宜了。用曾炩的觀點來說，不管是古文經學還是今文經學，都只是用於教育人，而治國，還是用法家的觀點為好。最好的還是後世所制定的成熟的法律。

　　不過，經此一事，曾炩卻是長了不少見識，也知道在這個時代，他還需要注意許多的東西，這個時代的人的觀念，和他原來所處時代的人有著天差地別。如果不注意，他將處於泥沼之中，做什麽事情都會步履艱難。這也算是一個意外之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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