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炩沉默不語。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強悍武力鏟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穩定社稷，平息戰火之後，國策難道就正確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國祚就能得以延續了?沒有好的國策，沒有人尊奉律法，奸侫會層出不窮，社稷會持續動蕩，戰禍會綿延不絕，國祚會徹底斷絕。曾炩心中知曉的策略，的確是很好的策略，但是太過激進，肯定得不到太多的支持。

　　當然，這個支持僅僅是知識分子的支持，大漢百姓肯定是非常讚成的。但是，他將來的統治還得這些知識分子幫忙，至少不能被他們否定。雖然他在北疆實行的是新式教育，但是世界觀的巨大差異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

　　這不僅是現在他曾炩面臨的問題，更是將來他取代大漢之後更需要面臨的問題。

　　拯救社稷僅僅是振興社稷的開始。

　　拯救社稷的終極目標是振興社稷，中興社稷，複興華夏。要想中興社稷複興華夏，僅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動社稷中興的學術思想，需要富強社稷的治國策略，需要威臨天下的律法。這些雖然他開始做了，但是還很不夠。

　　蔡邕和陳群非常專注地看著曾炩，等待著他的回答。

　　曾炩的這個答覆太重要了，如果曾炩因為董卓的前車之鑒而墨守陳規，不願意改變現有的國政策略，那將是難以想象的局面。因為結果很明顯，將來即使曾炩憑借強悍的實力穩定了社稷，大漢還是逃脫不了敗亡的命運，國祚的滅絕已經不可避免。

　　一棵從根子開始腐爛到頂的大樹，無論怎麽培土施肥，怎麽削減枝葉，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刨去這棵枯死的大樹，重新種下樹籽，從根子開始保護它，直到它長成蒼天大樹。當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們一樣也能做成。但問題是，如果曾炩不願意改製，沒有堅定的決心和一往無前的勇氣，那就什麽也做不成。曾炩掌控著大漢國最強悍的軍隊，而且這支軍隊也只有曾炩能控制，如果他不乾，將來別人就算想乾，也會被曾炩以大漢叛逆的罪名一刀砍了。

　　蔡邕抬頭看看陳群，使了個眼色。

　　陳群輕輕咳嗽了一聲，小聲說道:“老大人所說的這三件事，是社稷中興的根基，直接關系到社稷中興大業能否成功。”

　　“因為學術思想的不同，治國策略也大不一樣，什麽樣的學術思想決定著什麽樣的治國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輕禮治國，儒家重禮則以德治國。治國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導致了國家律法的不同，具體國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賢提倡以民為本，有的先賢提倡以君為本，有的認為富國強民要農工商並重，有的則認為要重農抑商。”

　　“從本朝來說，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黃老之學，本著以民為本的主旨，采取無為而治，清靜守法，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的治國策略。具體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國，皇權和相權分開，財賦政策靈活自由，賦稅低，官府乾預少，自由放任。所以這一時期國富民強，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發生了變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遠擊匈奴後，繼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沒有得到大臣們的支持，而國庫也越來越枯竭，於是他立即開始改製變法。”

　　“孝武皇帝首先從學術思想上動手。大儒董仲舒上書，要求尊儒隆禮，

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隨即尊崇儒學，罷黜百家，結束了黃老之學在本朝學術思想上的主導地位。然後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學術為基礎，以君為本，大肆修改律法國策，繼而結束了本朝清靜守法的時代。“以德治國”隨即取代了“以法治國”。具體到朝廷來說，就是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內廷權重。皇帝獨攬權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製約，為所欲為，皇帝的意志成為律法，實現了極端的人治。具體到財賦政策來說，就是重農抑商、增加賦稅、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甚至征收算緡錢，重擊商賈。”　　“主公執掌北疆之後，大力發展工商，北疆取得了飛速的發展，這讓我們所有的身在北疆的官員和百姓知道了這樣的策略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很清楚，要是這樣的政策得不到朝廷的認可，將來很可能被人取締，那樣的結果，想來主公也不願意見到吧?”

　　“從春秋、戰國，到秦，到本朝，凡權力鬥爭最殘酷最激烈的時候，都和學術思想、和治國策略有關。比如戰國時期的秦國商鞅變法，雖然這一時期秦國的權力鬥爭最血腥，但商鞅的變法卻成功幫助秦國由弱轉強，莫定了始皇帝統一天下的基礎。反觀我們的孝武皇帝，他的改製卻讓大漢國由盛轉衰，並造就了兩百年前的王莽篡國之禍，今日的社稷敗亡之災。”

　　“我們要拯救杜稷，要中興社稷，首先就要從社稷的根本開始拯救，那就是學術思想。現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經學，以古文經學為官學。”

　　“學術思想改變了，治國策略隨即改變，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這個治國策略對學術上來說，就是不再獨尊儒學，而是兼習法學，黃老之學和荀、孟之學等等諸子百家的學術。對律法政策來說，就是一改舊日的以德治國，而是外禮內法，隆禮重法，禮法並重。”

　　“學術思想的改變需要一段時間，等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這種改變後，隨即將“德主刑輔”改為“以法治國”。以民為本，以法治國才是我們最終的治國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樣，都要遵從大漢律法，這樣才能重建盛世，中興社稷。”

　　“以法治國的策略具體到朝廷，就是皇權和相權分開，皇室和朝廷分開。具體到財賦政策就是輕徭薄賦，農工商並重，鹽鐵放開，與民休養。”

　　“老大人所說的官學、國策、官製正是保證社稷中興的關鍵所在，也是大漢國祚得以延續的根基。中興之路非常長，非常艱險，需要君臣上下齊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陳群稍稍停頓了一下，語調低沉地說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製中興的一個契機，但也許我們會失敗，也許我們都會和商鞅一樣，死於非命，所以請大人務必慎重，懼重又慎重。”

　　陳群的解釋，讓曾炩也了解了一些這個時代的人對當今社會狀態的認識。他說的也還算有理，但是還是不夠。不過，作為這個時代的人，在各種局限之下，還有如此認識，已經難能可貴了。

　　在皇帝看來，皇帝就是社稷的統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來，皇帝不過是個象征，忠於皇帝和忠於大漢是一樣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統治者。

　　孝武皇帝改製皇權至上，孝宣皇帝改製失敗，皇權還是至上，光武皇帝變本加厲皇權天授，其實就是皇帝告訴士人，我就是大漢，大漢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漢的士人們不賣這個帳，他們不斷地從學術、從國策等各個方面頑強的向皇權發動挑戰。

　　古文經學已經產生了大約兩百多年，而古文經學的發展，正是王莽篡漢、社稷動蕩的一段時間。古文經學發展非常快，後來今文經學為了維護皇權，和古文經學明爭暗鬥，到孝章皇帝的白虎觀大議時，到達頂峰。此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論迅速轉化為朝堂上皇權和相權的爭鬥。一百多年來的事實證明，這也是大漢國開始迅速走向沒落的開始。

　　到了孝桓皇帝、孝靈皇帝朝， 皇權和相權的爭鬥變得血腥而殘酷。兩次黨錮之禍讓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但同時也摧毀了一部分士人對皇權的膜拜和尊奉，堅定了另外一部分士人用武力改製的決心。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洛陽之亂，給士人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和平改製的機會，但這個絕佳的機會稍縱即逝，董卓的突然出現徹底擊碎了士人們幾百年的夢想。他們憤怒了，悍然反擊，終於導致了這場傾覆社稷的浩劫。

　　今天的事實是，自己支持的天子只是北疆的天子，而袁紹等諸侯卻是在洛陽另立天子，和自己對抗。其實，袁紹等人也是被自己逼到了懸崖邊上，如今只有破後而立一途，所以他們乾脆下定決心把社稷推倒重來，重建大漢江山。天下大亂，給了黃巾軍東山再起的機會，鋪天蓋地的黃巾軍橫掃州郡，無人可擋。沒有了強大的朝廷和統一的指揮，這場叛亂的平定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大漢崩潰的浩劫終於不可避免的到來了。

　　曾炩在心裡面一直也是在謀劃著改製的問題，但是他擔心自己的策略太過激進，得不到貫徹，所以一直沒有提出來。但是，他早就將自己的一些想法寫了下來。

　　在聽到陳群和蔡邕的話之後，曾炩覺得，他寫下來的那個策略，應該會被二人認可。而蔡邕在北疆也有著很高的威望，爭取更多的認可應該不難。

　　曾炩想了想，決定將自己的那些打算讓他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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