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羅傑-埃伯特接到蘭斯的電話時，顯得十分意外，而他也沒有掩飾自己的意外，“我不認為我們是朋友，我也不認為你應該在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全文字閱讀】?.`”

　蘭斯從馬克-戈登那裡要到羅傑的電話號碼時，早就做好了這樣的準備，所以一點都不慌張，“請不要誤會，我打這個電話，就是希望能夠和埃伯特先生成為朋友。陌生人和陌生人建立起友誼，總是需要一個人先邁出一步，不是嗎?”

　羅傑無法反駁，卻是輕笑了起來，“但為什麽是這個時候?”現在是頒獎季，最敏感的時間點，事情顯然沒有那麽單純。

　“為什麽不能是這個時候?”蘭斯的反問坦坦蕩蕩，彷佛沒有任何附加利益牽扯一般，這讓羅傑呵呵地輕笑了起來。不過，蘭斯這樣的說法顯然沒有辦法說服羅傑，因為真正的內幕，每個人都心底有數，嘴巴上的否認不能算數，“我是一名電影愛好者，同時也是一名電影從業者，我的一舉一動都和電影息息相關，當然，許多附帶影響是我沒有辦法否認的，我也不打算否認，但我必須堅持，我的所有行為都是以電影為出點的。比如說這通電話。”

　“蘭斯洛特，滴答滴答。”羅傑沒有給蘭斯面子，直接就開始倒計時了，顯然蘭斯的話語並沒有吸引他的興趣。

　蘭斯卻也不著急，只是按照自己的步伐繼續說到，“我最近正在拍攝一部商業電影，但顯然，作為新人導演，我還有許多不足，所以我需要一些朋友的意見。”

　羅傑挑了挑眉，他必須承認，蘭斯這番直白的話讓他起了一點點興趣，“所以，你是在給一名影評人打電話。還是再給一位朋友打電話?”這是很大的區別。

　“我在給一位身為影評人的朋友打電話。?.?`”蘭斯鑽了一個語言的空子，這讓羅傑撇了撇嘴，可是蘭斯的話依舊沒有說完，“同樣。我還給一位身為導演的朋友打了電話，一位身為攝影師的朋友，一位身為職業運動員的朋友，一位身為對衝基金經理的朋友，一位身為律師的朋友。一位身為經紀人的朋友，一位身為記者的朋友……”蘭斯的話讓羅傑嘴角的不屑緩緩沉澱了下來，“正如我說的，如果要提起附帶影響，這個社會上任何一個行業都無法擺脫;如果要提起敏感時期，那麽我也不確定什麽時候才是合適的時間了，也許二月十四日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蘭斯這是在狡辯，但卻是十分機智的狡辯，帶著蘭斯特有的睿智和幽默，羅傑忍不住就輕笑了起來。那眼底泛起的笑意泄露了他內心的真實情緒。

　正如蘭斯所說，頒獎季人人都應該明哲保身，但卻人人都沒有辦法做到。重點從來就不在於明面上的規則和框架，而在於看待作品的心態。“所以，朋友，你今天給我打電話，難道沒有什麽後續嗎?”

　蘭斯雖然一直保持著從容冷靜，但此時此刻總算是輕輕吐出了一口，“呵呵，下周五。我的作品會在伯班克的那間地標院線舉辦一個小型觀影聚會，也許你可以到場，然後給我一些意見，讓我知道我的優點和缺點。我也許可以獲得一些靈感。對目前正在忙碌的這部作品做出一些改進。”

　羅傑不由莞爾。

　“上帝之城”的小型觀影聚會，羅傑準時到場，同行的還有蘭斯的另外一名好友勞倫斯。

　這是一場十分專業的觀影聚會，除了羅傑和勞倫斯之外，有兩名記者，三名製片人。數名演員，甚至還有兩名攝影師，其他全部都是資深專業電影愛好者。?.?`而且，“上帝之城”的劇組沒有任何成員出現——甚至就連派拉蒙影業都沒有派出任何直系相關人員出席。即使是最挑剔的學院評委，也無法說出任何不妥來。

　在頒獎季沸沸揚揚、熱熱鬧鬧的環境之下，“上帝之城”的小型觀影聚會根本排不上號，就連“美國周刊”、“娛樂周刊”這樣的八卦雜志都懶得投去視線，看起來只是再普通再簡單不過的一場觀影聚會。

　但是這場專業觀影聚會結束之後，羅傑-埃伯特卻在“芝加哥太陽報”上撰寫了一篇專業長評。

　此前“上帝之城”在聖丹斯電影節上映時，羅傑就已經分別用四星評價和四星推薦為這部電影送上了難以想象的讚譽，但那一次羅傑僅僅只是撰寫了一篇簡評而已。這一次，羅傑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長評，又一次給予了四星滿分評價！

　“在年初的聖丹斯電影節上，一位籍籍無名的導演帶著一部巴西電影橫空出世，伴隨著翻騰的憤怒能量，‘上帝之城’講述了一個裡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幫派故事。這是一部充滿了熱情、洋溢著躁動、充斥著緊張、張揚著恐懼的電影，輕而易舉地就將我們代入到南美洲那片炙熱而不安的土地上，並且宣告了一位具有出色天賦和激/情的新導演出現了:

　蘭斯洛特-施特雷洛。

　請記住這個名字！有人將‘上帝之城’與斯科塞斯的‘好家夥’相提並論，這絕對是實至名歸的。‘好家夥’在故事的開頭，旁白就說，自從他記事起，他就想要混黑幫;但‘上帝之城’的旁白者卻似乎是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故事生在裡約熱內盧將窮人從市中心隔離出來而專門建立的貧民窟，這片區域漸漸展成為一個充滿生機、色彩、音樂和亢奮的地帶;同時，這裡也漸漸展成為一個缺失法律、缺失道德的地帶，暴力遮掩了頭頂上那一片天空，彷佛將這片區域隔離了出來，形成一片無邊無際卻又狹窄拘謹的世界，永遠逃不出去。

　在電影開頭那個能夠體現出導演精湛技術的段落中，一夥人在一起聚餐，一隻活雞逃了出來，將鏡頭帶到了故事旁白者阿炮的身上，然後阿炮無意之中現，自己站在了兩夥持槍者的中間:一邊是幫派，另一邊是警/察。

　鏡頭圍繞著他旋轉起來，背景更迭，青少年阿炮縮水成了一個小男孩，在貧民窟的空地裡踢著足球。他說，想要讀懂他的故事，就一定要回到最開始，他的哥哥和朋友們組成了少年三俠，過著那種有人稱之為罪惡、也有人稱之為生存的新生活。

　在這一組鏡頭之中，導演展現了精湛的技巧——旋轉的鏡頭、閃回、色彩從貧民窟的強烈明暗對比轉到足球場髒兮兮、亮堂堂的黃色——提醒我們，這是一部少見的視覺上充滿生機和創造力的電影。

　施特雷洛和攝影師海登-亨特一起，運用快剪切和靈活的手提攝影，推進劇情時既能保持度又不乏應有的細節。有時候，這種手段會讓電影看上去僅僅只是一團忙亂，但‘上帝之城’就像是我們身臨其境一般，視線所及之處都是危險或者機遇。

　跟隨著阿炮的視線，我們逐漸看到了這座上帝之城的全貌，在這裡，包括家庭在內的所有社會結構都因貧窮而被破壞。這裡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地位都取決於幫派。混幫派的人，死亡率極高，所以領的年紀也都小得驚人，並且還在持續進一步低齡化，苟延殘喘就是生命的唯一價值。在一個令人驚訝的段落中，獲勝的領以他最不可能想到的方式被殺，被他最不可能想到的人殺死。我們看到，從本質上來說，他並非死在某一個人手下，而是死於那種犯罪文化。

　但‘上帝之城’之所以出色，就在於電影不僅僅只有冷酷和暴力。阿炮也捕捉到了上帝之城中一些狄更斯式的味道。混亂的生活中也讓我們看到了一些有綽號、有個性、有個人標志的人物。類似班尼、類似牛排、類似奧圖這樣的角色，類似帥奈德、類似小霸王、類似紅毛這樣的角色，總是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感觀，將這片無主之地的故事勾勒出宿命的悲愴和戲謔。

　電影根據保羅-林斯的小說改編，部分故事更是來源於真實。我們可以看到，阿炮獲得了一台照相機，當成寶貝一樣，以他一個孩子的有利位置拍著照片，並且找了一份送報紙的工作，請求一位攝影師把他拍攝的照片衝洗出來。結果，他卻驚訝地看到了自己拍攝的幫派領出現在了報紙頭版。

　‘我被判死刑了’，他心想。但情況卻恰恰相反，幫派竟然都很喜歡這拋頭露面的機會，紛紛拿出武器帶著姑娘來找他拍照。這些情節中都跳動著真實的脈搏，這一點也體現在新當選的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inacio-lu1a-da-si1va)對‘上帝之城’的點評和讚揚之中，他認為這是一次很有必要的改革呼籲！

　從真正的暴力層面上來說，‘上帝之城’並沒有斯科塞斯的‘紐約黑幫’那麽強烈。但兩部電影存在某種可比性，在這兩部電影中都存在著兩座城市:一座是安居樂業、得到法律保護的城市;一座屬於那些被拋棄者、那些因為絕望而走到一起的城市。住在這些地方的人，他們的故事很少有機會被人看到或聽到。

　‘上帝之城’對他們既不剝削也不蔑視，不為虛假的效果而刻意製造情節，不包含愚蠢的愛情線。它只是用一雙充滿激/情的、睿智的眼睛，注視著自己知道的這一切。從這一點來說，它比‘紐約黑幫’更加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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