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盡管魯爾危機隨著雙方在國際調節下的各退一步而進入尾聲，但發生在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卻還在繼續，整個經濟局面幾乎失去了控制。進入11月，馬克對美元的比價跌到令人怎舌的400億比1，德國貨幣的價值進入了以重量單位來衡量的新紀元;整個國家物品奇缺，唯一不缺的便是“錢”。當各家的壁爐中開始燒錢來取暖的時候，某個奧地利下士便認為他奪權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1923年11月8日，一個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組織糾集支持者，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發動了一場武裝政變:他們先是在HB皇家啤酒館逮捕了正在集會的幾名巴伐利亞高層政要，而後便於次日向慕尼黑市中心的政府大樓及各個關鍵部門所在地前進，意圖效仿一年前墨索裡尼的“進軍羅馬”行動，通過控制巴伐利亞、進而奪取整個德國的大權。

　　然而，德國的國情卻是和意大利迥然不同。雖然德國在戰後遭受了遠甚於意大利的強烈痛楚，民眾對現任當權的魏瑪集團早就已經是怨聲載道;但魏瑪統治下的德國卻還有陸軍這麽一個龐然大物，而它的地位和力量甚至超過了這個從誕生之初就先天不足的現政府。從久遠的普魯士時代起，容克軍官團就是德語世界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而在經歷了殘酷的4年大戰之後，以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組成的陸軍中樞更是成為了德國的實際統治者，二人所行使的權力已經遠邁先輩，即便是在七年戰爭當中的腓特烈大帝都頗為不及！

　　在這種背景下，盡管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主義者最終在11月革命之後入主了政府，但面對戰功彪炳、儼然以德國守護神自居的陸軍，他們也是只能是奴顏討好、根本不敢有半分的忤逆。而隨著《凡爾賽和約》的簽訂，經受了猛烈摧殘的德國陸軍在國內的地位卻反而變得更加超然:因為德國人民憎恨這份給他們帶來了深重苦難的條約，同樣也憎恨向協約國屈膝投降的民主政府，而國內的右翼勢力更是恨不能對魏瑪共和國食肉寢皮，1920年所發起的那場卡普政變幾乎將共和國高層嚇得靈魂出竅。面對這一形勢，共和國更是只能仰仗陸軍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這便也更加抬高了陸軍的地位。

　　時至今日，德國陸軍早已是魏瑪這個畸形體制下的不服從任何方面的國中之國;那位帶著單片眼鏡、身形腰瘦如蜂的陸軍總司令西克特，擁有完全不遜色於興-魯前輩的潛在力量，他和他的軍隊要想消滅德國國內的任何一個勢力都是輕而易舉。而陸軍之所以現在還支持魏瑪政府，也純粹只是出於維護國家穩定和避免內戰的考慮;如果放任國內那些家夥鬧下去，不僅除普魯士之外的各邦國會變得遠離中樞難以控制，整個國家也將大亂。因此在沒有更好的替代物出現之前，陸軍都是不會去反對這個在意識形態上和他們存在衝突對立的民主政府的。

　　由於沒有陸軍的支持，希特勒的這場政變也就毫無懸念的歸於失敗了。在那些名為警察、實為訓練有素的軍隊的鎮壓下，純粹是一幫烏合之眾的國社黨徒在見血之後登時如鳥獸散;兩天之後，包括該黨領袖在內的大多數政變主謀便都悉數落網，零星的幾條漏網之魚也都倉皇逃到國外潛藏起來。

　　作為熟知歷史的穿越者，方彥自是從周邊眾人的談話當中，得知是誰弄出了這麽一個舉國震驚的大新聞。那名日後將令震動整個世界的風雲人物，

此刻正被頹然關押在慕尼黑炮台監獄的冰冷鐵欄裡，並不斷接受著警方凌厲的問詢。在此之前，方彥也曾有過要在“元首”落難之時雪中送炭、以加強他對自己的親密度的想法，但一來自己家族的根據地遠在德國北部的漢堡，二來自己現在的學業也進入了最為關鍵的階段，顯然不適合立即跑到慕尼黑進行這場政治投資。　　出於這些考慮，方彥便將同希特勒早期接觸的想法給壓了下來。反正他在奪權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自己今後還有大把的與這位德國未來領袖搭上線的契機。別的不談，只要自己能在經濟危機期間大力資助國社黨選舉，那麽在幾年後依舊能夠成為在國社黨內佔據舉足輕重地位的從龍股肱。

　　之後發生的事情也和方彥印象當中的一樣。精明聰睿的希特勒很快就走出了政變失敗的陰影，並敏銳的意識到隨之而來的審判，是將自己的名聲從巴伐利亞傳到整個德國的大好機會。實際上，除了德國的各大報紙之外，世界各國的報紙也都派遣了記者前來慕尼黑采訪這次審判。而在24天的審判結束之後，希特勒已經轉敗為勝，他以自己的滔滔雄辯和民族主義熱情打動了德國人民，使得世界各國報紙都在第一版上登上了他的大名。

　　最終，希特勒發動武裝政變這個放在東方天朝將是夷滅九族的大罪，隻被慕尼黑地方法院判處了5年監禁，並在服役滿6個月即可被保釋。即便如此，許多陪審法官也都認為大法官的量刑過重了。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輕微的判決，除了法庭上的氣勢和道理盡數被希特勒慷慨激昂的話語所奪之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自從魏瑪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經存在的奇葩司法邏輯在作怪。

　　在20年代的德國，一個詭異的現象是:如果犯下罪行的人是那些無時無刻不想著要推翻共和國的右翼分子，那麽他不是像希特勒的同謀魯登道夫一樣被無罪釋放，就是隻被處以極輕的懲罰。1920年發生卡普政變後，政府對705人提出叛國罪訴訟，結果卻只有1個人即柏林警察局長受到了判決——5年“光榮監禁”。普魯士邦下令不發給他年金時，最高法院還下令照舊發給。就算是暗殺凶犯，只要凶手是右翼分子、而被殺者是民主人士，也將得到法院的寬大對待。

　　而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卻以叛國罪被判長期徒刑，因為他們不斷在報紙和演講中揭露了陸軍違背《凡爾賽和約》、在私底下搞那些小動作的的行為。甚至連共和國首任總統艾伯特，也因為在1918年11月參加了反戰罷工和逼迫德皇退位、而以現任總統的身份被扭送法庭接受審理，並被判處了三個月的監禁懲罰。魏瑪共和國乾出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不僅沒有爭取到以陸軍為首的右派支持，反而讓原本支持他們的社會黨人和民主人士心寒意冷，更加動搖了自己的統治根基。

　　發動政變的希特勒，無疑便在這個畸形的法制體系下獲得了最寬宏大量的對待。服刑期間的他得到了貴賓般的待遇，甚至被允許在每天清晨攜帶秘書，到露天草坪上散步放風。眼見國內風頭還不錯的忠實追隨者赫斯選擇了回國自首，並開始在監獄裡幫助希特勒整理由他所口述的一本書。

　　在身處囹圄的這段時間裡，希特勒也對他這次圖樣圖森破的政變認真總結了失敗教訓。希特勒最後得出結論，由於陸軍的存在，任何妄圖通過暴力手段推翻共和國的做法都將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留給自己今後政治生涯的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用和平選舉的方式埋葬這個民主政權， 並在這個過程中贏得陸軍的支持。令他感到慶幸的是，國社黨並沒有在這場政變中直接與陸軍結怨，開槍鎮壓他們的是由退伍軍人組成的綠衣警察;而自己的民族主義思想、和致力於撕毀凡爾賽和約的主張，也正是和陸軍的最終目標一致，這比起軟弱的魏瑪政府更能獲得陸軍的認同。只要自己展示出能夠真正統治這個國家的潛力，那麽陸軍的選擇必然會傾向於他，如此便可實現他夢寐以求的政治夙願。

　　不過對於方彥而言，青年希特勒所發動的這場政變、以及隨後到來的整個審判過程，便也只是他在平日緊張充實的生活中的一味調劑品了。除了為報考米爾維克海軍軍官學校進行緊張的準備、同時和千裡之外的西爾維婭鴻雁傳書之外，身為穿越者的他最關注的還是家族勢力的擴張情況、以及同意大利人之間展開的多方合作。他所想要的並不只是意大利那比法國都絲毫不遑多讓的艦用動力這一個子系統，更為渴盼的還是被利比亞的戈壁沙土掩埋起來的石油: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黑色粘稠液體的獲取，比起技術裝備上的革新還要更加重要。

　　而很快的，始終將家族發展重心放在國內的魯道夫，就又發現自己得到了一個能大量吃進資金的絕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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