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嘛，對於這個扶貧工作，各級各部門都是很重視的。

　其他那些沒有評為貧困村的地方修路，是本著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按照三個三分之一的比例來解決村通公路的修建費用的，也就是政府、集體和個人各出資三分之一的修路費用。

　為了實現讓所有村民都走上乾淨水泥路的目標，縣上已經對這些貧困戶進行了很大程度的減免，由政府負擔了一半多的修路費用。

　經過政府的補助，只要求這些貧困戶象征性地繳納四十元錢一米的修路費就行。

　十八公分厚、兩米多寬的水泥路，一米四十元錢連工錢都不夠。

　那些真正的貧困戶，甚至連這四十元錢都是由集體出的，因為大家都覺得那是應該的。

　可是，對於那些子女條件較好的貧困戶，大部分村民都是反對由集體幫他們出這四十元錢的。

　按照他們家庭的實際情況，這點錢根本算不了什麽，既然已經享受了貧困戶的其它優惠政策，就不能夠再佔集體的便宜。

　於是，村上在向上級申請修路資金的時候，就沒有把那些不交修路款的‘貧困戶’家的道路計算進去。

　結果到了修路的時候，這些原先不交錢的‘貧困戶’看到別人門前都打了水泥路，而自己門前仍然只能走泥水路，心裡又不平衡了。

　就想按照每米四十元的標準把費繳了，也要把水泥路修到自己的家門口。

　可這修路的工程，是需要上級部門層層審批並經過審計的，不可能像自由市場一樣，多又多點，少點也可以。

　但是，貧困戶這個稱號確實好使，他們閑得沒事的時候，動不動就到各級政府找領導，向上級反映他們在村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上面相關部門的同志，對這裡面的情況多少也是知道一點的，對於這些‘貧困戶’的胡攪蠻纏也沒有合適的辦法。

　再說了，對於這些幫扶人員來說，他們一天也不是沒有事做，除了扶貧之外，本職工作是必須要完成的，哪有時間整天來應對這些‘貧困戶’的糾纏。

　隻好給村上打招呼，讓他們想辦法把這件事情處理一下，好讓這些人別再去鬧，免得影響他們的正常工作。

　村上的同志沒有辦法，隻好這裡節約一點，那裡少修一個會車點，相當於是從別人的路上把水泥摳出來，然後鋪在這些人的路基上。

　但這水泥路也不可能修得太薄，十八公分變成了十六、七公分，到了通向那些‘貧困戶’的道路，就只剩下十四、五公分了。

　可這樣還是不夠，材料已經用完了，但修好的水泥路隔這家人的門口還有十多米遠。

　看著工人們都在收拾東西準備離開了，這下這條路經過的兩家‘貧困戶’急了，找到村上要他們想辦法解決這個事情。

　但是村上的人為了這事，早就憋了一肚子氣，大家從自己出錢修的路上給你摳出了一條路來，你還想怎麽樣。

　反正是不管這兩家‘貧困戶’怎麽鬧，村民們都不同意出錢給他們修路。

　最後，這兩家人隻好一家出了三千多塊錢，勉強把那十多米的土路鋪上了水泥路。

　吳總，你說，遇到這樣的‘貧困戶’，真的能夠扶得起來嗎?”

　吳光良以前還真不知道，在利益面前，人竟然會變得那樣的無恥。

　呆了一會兒，說:“李縣長，你們這樣做的話，根本就沒有辦法讓他們真正的脫貧，因為他們這是精神上的貧窮。

　除此之外，你們的幫扶政策也是有很多問題的。

　政策，應該是用來引導群眾奮鬥方向的。

　正確的政策，可以潛移默化地改變一個地方的風氣，讓它符合大部分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而錯誤的政策，卻可以摧毀大家好不容易才形成的良好價值觀和道德觀。

　扶貧，必須要找到他們甘當貧困戶的根源，並用政策的手段來改變這樣的傾向。”

　“道理大家都懂，可究竟要怎麽做，才能夠完全改變他們甘當貧困戶的觀念?”

　吳光良想了想，說:“在我們民生公司的注冊成員裡，是不可能出現這種現象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覆蓋了所有注冊成員的誠信平台存在，如果有人這樣做的話，一旦被人舉報，他因誠信值下降所受到的影響，比他所得到的那點利益大得多。

　而且，所有成員的個人帳戶收支情況，在系統後台可以輕易的統計出來。

　這樣的情況，在圖瓦盧特區更加明顯，因為那裡早已經實現了無現金社會，所有人的收支情況，都會通過平台的統計得以體現。

　所以，如果我們要出台什麽政策的話，平台的統計數據可以提供準確的參考，而不是像你們這樣，連貧困戶的基本收支情況都是一抹黑……”

　李東生舉起一隻手，說:“別說那些沒用的，我們地方政府不像你們企業，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就可以做。

　政府部門做事，是‘法無授權即禁止’，所以，在當前這個法律法規框架下，我們並沒有你們解決問題那樣直接和靈活。

　我隻想問問你，假如你處在這個位置，又能有什麽樣的解決辦法?”

　吳光良說:“魏總以前給我講過一種處理問題的理論，這個理論的思想好像是來自於‘五行生克’。

　按照他所說的理論，這個脫貧的問題可以有很多的解決辦法。

　我們可以先拋開其它因素，把脫貧單獨拿來分析。

　按照你們的標準，貧困戶的人均年收入是三千元以下，也就是說，你們脫貧工作的理想目標是，讓所有人的人均年收入達到三千元以上。

　我這樣來理解你們的脫貧工作，應該沒問題吧?”

　李東生想了想，吳光良說的好像並沒有錯。

　自己這次來走訪那些被幫扶對象，走訪調查表上所登記的信息，大多數都是與被幫扶家庭的收支情況有關系的。

　而判定一個貧困戶是否已經脫貧，最關鍵的因素自然還是他們的人均年收入。

　在確認了吳光良的話裡沒有什麽不妥之後，李東生點了點頭，說:“雖然並不全面，但大體上與這個意思差不多，姑且就這樣認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