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加裡-史密斯的一篇傑作《遊騎兵之死》。

文章的主人公派特?蒂爾曼曾是NFL大聯盟最好的球員，在911之後，他披上軍裝，走上戰場，在阿富汗的一場戰役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亡有著道不清說不明的疑點，他的家人試圖尋找真相，卻遭遇了重重阻礙。

事件發生後，相關報道難以計數，但對於傑出的寫作者而言，再多的文章都無法成為阻礙他采訪寫作的理由。經過跨度長達兩年半的持續努力，作者用扎實有力的調查得出了一個殘酷而令人歎息的事實:派特?蒂爾曼是被戰友誤殺的。

與加裡·蒂爾曼另一篇文章《再見，阿加西》一樣，《遊騎兵之死》發表於《體育畫報》。但它的價值遠超體育的范疇，以個體的命運沉浮，映射出了911事件對全體美國人的精神衝擊——這裡想說的是，傑出的非虛構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偉大的報道都散發著人性的光芒”，而從不會受到報道領域的局限。正如作者在文章開頭所說:“每個人都能從派特的故事裡，自己體會到人生的炎涼、恐懼的滋味，以及我們生活著的這個國家的現狀。”

——地平線·

遊騎兵之死

文/GarySmith譯/詹涓

如果有一天，上帝允許，拉塞爾·貝爾會給他兒子講述這個故事。這一天，兒子的心臟病和腦病痊愈了，他指著孩子臥室書架上的一幅相片，照片上的男人正在房頂上做著一個倒立，他深深吸一口氣，然後說，麥維，照片裡的這個男人，他活著的時候那純粹，通往死亡的路卻那樣混沌，麥維，這兩者，我都見證了。當你的心臟停止跳動一個小時，醫生從你的脖子到肚臍，打開了一個那麽大的口子時，我向這個男人祈禱，因為……是啊，因為如果他沒有死，也許你也不可能來到這個世上;如果不是他教會我如何生存，我就不是今天的這個我了。這個男人，他的名字叫派特·蒂爾曼，你中間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名。孩子，從你出生那天起，我就在等著你問我，這個男人是誰?

拉塞爾永遠沒有機會跟兒子講述這個故事了:9月3日，11個月大的麥維裡克·派特裡克·貝爾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所以，拉塞爾只能將派特的故事，深埋在他心裡……

也許，故事最好還是從拉塞爾第一次看到派特的那一天說起，這樣，說教味可降到最低，每個人都能從派特的故事裡，自己體會到人生的炎涼、恐懼的滋味，以及我們生活著的這個國家的現狀。

與戰友聊天時，蒂爾曼很少談及他在NFL的種種榮耀，寧可傾聽朋友們的故事。

故事的開始，是2002年12月的一天，拉塞爾所在的遊騎兵排“黑羊”在華盛頓劉易斯堡駐扎，一捆捆的綠色粗呢包堆在軍營前，跟著是新兵們散亂的腳步聲。看著這群菜鳥士兵，拉塞爾想找出誰是那個著名的橄欖球運動員，說真的，他甚至一直不知道這麽一個人，直到戰友告訴他:“聽說了嗎?派特·蒂爾曼被分到我們這裡來了。”

也許這是因為拉塞爾從小生活的環境，對NFL並不是那麽狂熱;也許是因為他步入軍隊的大熔爐，接受遊騎兵訓練後，外面的整個世界對他來說已經不複存在。盡管他成長的地方，距離派特位於聖何塞的家，不過40英裡之遙，可拉塞爾之前始終沒聽說過派特·蒂爾曼這個人，更無從知曉他在“9·11”後決定退出亞利桑那紅雀隊，放棄360萬美元的合同，隻為應征入伍。所以，22歲的一等兵拉塞爾對此事並不熱衷，他靜坐在一邊，聽著別人七嘴八舌。

“我只會當他是個普通人。”一個“黑羊”的戰友宣布。

“他本來也沒什麽特別的呀，我會叫他去做俯臥撐。”另一個在附和。

“這家夥簡直傻透了，竟然連橄欖球都不打了，我才不會這麽乾。”不止一個人表示。

派特的弟弟凱文剛進入了克裡夫蘭的棒球新秀訓練營，也將來到這個部隊。簡直是一對笨蛋兵，拉塞爾這樣想。把派特從一堆新兵中找出來不是什麽難事:一定是那個把龐大的包裹輕巧地扛進兵營的家夥，行李到了他手上，簡直像是幾粒棉花糖。

只有通過了地獄般的考核，才可以稱為“正宗的遊騎兵”。新兵蛋子們最初的兩天很難捱，他們像無頭蒼蠅那樣狂跑一氣，只要軍官大吼大叫，指責他們沒有穿戴整齊，沒有將徽章正確地縫起來，他們就會語無倫次，甚至嚇得襪子都從背包裡抖落下來。蒂爾曼兄弟則不像他們，哥倆不慌不亂。

可是僅憑派特那樣的自信、名聲和堅毅，是不可能走進神聖的遊騎兵隊伍的，任何人走進這裡，都得打醒十二分精神，謹言慎行。拉塞爾自己跑出去偵察了一番，他偷偷將頭探進一個狹小的房間裡，看派特如何接受訓練。走出小房間時他想，老兄，我喜歡這個特種兵。蒂爾曼態度謙卑、彬彬有禮，說話輕聲細語，與人相處融洽;他樂於主動去做雜務;即使是個比自己小四歲的家夥發號施令，他也會不折不扣地做完25個俯臥撐，就因為這個小家夥的肩膀上比他多了一條橫杠。

一周後，派特和拉塞爾已經混熟了，他們開始在射擊場上互相開玩笑，派特的音容笑貌令人難忘——頭猛地向後一仰，臉上隨之擠滿摺子，眼睛眯成了一條線，雙手用力拍著大腿，從喉嚨深處發出一連串尖利的哈-哈-哈哈哈，每每笑到連氣都喘不上來。好吧，現在，拉塞爾可以和一個頂級運動員兼遊騎兵一起談論詩人金斯堡、愛默生了。兩年前，拉塞爾應征入伍時，將自己的日記衝進了馬桶裡;可是在軍隊休假的時候，他還是會躲進西雅圖的一家咖啡館，懷抱著一本書和一本記事簿，喝著咖啡，將自己淹沒在陌生人的人群中。他曾經希望把自己的這一面隱藏起來，如今面對派特，他重新學會了釋放。而派特呢，他喜歡怪人——作家、嬉皮士、隱者、吸大麻的球員，尤其喜歡這些人將內心最見不得人的東西公之於眾。他最愛大聲讀出這些人在書中所寫的胡言亂語、奇聞軼事，宣稱“有人真的是靠這些東西過活”，接著還在書中的留白處寫下幾句辛辣評論。一開始，這簡直嚇壞了拉塞爾，這位文學愛好者從來不在書裡留下任何印痕，可沒過多久，他開始有樣學樣。

派特就是有一種奇特的招數，不管是面對上校、教練還是諾貝爾獎得主，他都有本事填補所有級別與榮譽製造的鴻溝，將任何一次相逢，轉化為兩名普通人之間的平等交流。老天，這家夥對人一向自稱“派特”，假使別人問他，為山姆大叔效力之前做過些什麽，他會說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讀過點書，然後很快轉換話題，詢問對方的經歷。他從不介紹自己的種種榮譽，比如曾經贏得的年度太平洋區十佳防守球員獎，更不會說出他在NFL的經歷。盡管如此，當你和他聊完天，轉身離去時，你仍然會在路上回味這個人，想要更了解他，與他分享更多的歡笑。

還有誰會在凌晨1點跑進大學助理教練的辦公室，追問別人對摩門教有何看法?他是那麽熱忱，以至於到了最後，談話雙方都決心好好讀一本關於摩門教的書，這樣兩人就可以更詳細地探討了。在NFL或美軍裡，誰會手不釋卷，哪怕出門10分鍾都會緊握一本書?為了讓別人了解他的觀念，他甚至會主動為你買一本書，然後發動一場哲學辯論，辯論的結果，也許你會讓他修正自己的觀點，幫助他成長。一個例子，是他對同性戀的看法。少年時代他對同性戀的態度相當狹隘，可是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裡，他突然聲稱，男性進化程度最高的表現就是同性戀。

拉塞爾感覺，大部分人都只是單向度的人(譯者注:在美國哲人馬爾庫塞的學說中，“單向度的人”指喪失了合理地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的人)，終其一生，無非是要實現某個可笑的使命，他們似乎把自己的本性緊鎖起來。而只有少數人能展現自己豐厚的內在，於是，他們便有了發展的無限可能。派特就是後一種人，他是那麽……那麽……要命，甚至連他的媽媽瑪麗有時都受不了他，前一分鍾，母親剛想給他一個擁抱，後一分鍾，她就怒火衝天地甩開手。這是你遇到過的最值得尊重的人物，是你在餐館飯桌上碰見的最彬彬有禮的紳士，可轉瞬之間，他會把黏乎乎的手伸進你的水杯裡。那麽喜歡搞笑又那麽嚴肅，那麽透明又那麽神秘，那麽友善又那麽令人敬畏，那麽開朗又那麽沉默……瑪麗會總結說，那麽矛盾。對於自己的善變和矛盾，派特本人泰然自若，無論你在何時何地，他都能及時出現，展現你需要的那一面。

“黑羊”將要入侵伊拉克的一周前，當時下著雨，拉塞爾趴在泥濘的射擊場上準備資格考試。盡管他已經使用SAW(美國陸軍班用自動槍)一年多，掌握得遊刃有余，可這時候，卻怎麽都無法調整準星，射中那該死的目標。拉塞爾被挫敗感淹沒了，他哀歎命運不公，想著自己生命中的這22年，為什麽總是不走運?媽媽在生下他五個月後離家出走，八年後，從軍14年的父親娶了一位脾氣火暴的軍人。拉塞爾成了後媽的出氣筒，起初憤怒，而後麻木，再然後，他也開始向外界發泄怒火，出去打架，將自己的錯全推到別人頭上。16歲前，他從一個學校被驅趕到另一個學校，然後，他索性輟學離家，跑到了祖母家裡。他先後打過三份工，其間卻沒有放棄自學。漫長的青春期，他一直渴望找到一個偶像，這位偶像，也許將成為他學習的榜樣。

或許他終於找到了偶像。在塵土與雨水中自怨自艾時，派特跪在他身旁，開始鼓勵他。拉塞爾一下子開了竅，原來槍支的準星螺絲松了。找出了他總是射偏的原因，他開始頻頻擊中靶心。幾天后，隊伍整裝待發，將他們的吉祥物從牆上摘下——這是一隻山羊的頭骨，它伴隨著第75遊騎兵團、第二營、阿爾法連的二排走遍了千山萬水——它被放進了一個降落傘包裡，跟著“黑羊”飛到了沙特阿拉伯。此次的任務是捉拿薩達姆·侯賽因，並尋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不，拉塞爾本人不喜歡這一節，可是它意義重大，沒法略過不談。事情發生在沙特的一個帳篷裡，那一天，入侵尚未正式開始，“黑羊”就發生了傷亡。這也許是這場戰爭第一次有人付出生命的代價。當時，戰友們正陸續乘坐直升飛機潛入伊拉克，拉塞爾和派特負責監聽電台報告，他們親耳聽見了這個壞消息:一名直升機乘務長被槍擊，一位戰友也被射傷，子彈擊中胸骨，從肩部穿出。

派特似乎很快從這輕率的表象，探究到了事情的核心:眼前的這個人，只不過是一個被恐懼感弄得有些反常的孩子。於是走了過來，握住拉塞爾的雙手，輕輕地說，“你能把這雜志拿走嗎?現在，我們的兄弟受傷了。我們得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拉塞爾緩緩點頭，他很感激對方，在不傷害他自尊的同時指引自己，讓他找到自己更善良的一面。

這一天，頻頻步入歧途的拉塞爾開始意識到，一個男人，可以既堅強又溫和，這並不矛盾。面對恐懼時，他可以直面它;瀕臨絕境時，他無需叫囂怒吼，而是以一種最不“軍事化”的方式掌控局勢。

“黑羊”開進巴格達，負責機場周邊的清障工作，同時挨家挨戶搜查，想要挖出52張撲克牌上印著的伊拉克領導人。夜裡，士兵們在一幢被榴霰彈擊出千瘡百孔的飛機棚裡睡覺，鴿子糞不時地從破落的房頂掉下來。派特是全排的核心，即使面對一個最自閉的同伴，他依然興致勃勃，設法讓對方敞開心扉。“黑羊”成了一個親密無間的團隊。問題是，拉塞爾太珍惜與派特共處的時間了，他甚至不想和其他無知無識的笨蛋一起圍在派特身邊。他寧肯等到夜裡，等大夥紛紛入睡，或者打遊戲、看色情雜志時，這才會溜到派特和凱文身邊。一個人說，我們來杯咖啡吧，然後——瞧吧——巴格達讀書俱樂部開始活動了，三個男人坐在一起談文學，談一切，談到午夜都不肯散去。派特的眼睛興奮地閃著光，好似回到了孩提時代，那時，他一回到家，全家人就會在前院生一堆火，一起徹夜長談。

2003年3月的一天夜裡，三人俱樂部同樣開到深夜。那天，他們在巴格達南部的一座碉堡裡駐扎，第二天將參與解救二等兵傑西卡·林奇的行動。按照部署，他們將包圍林奇受傷所住的納西裡耶醫院，三人深知，明天可能是一場血戰。穿過一群熟睡的戰友，他們爬到了碉堡頂上，靜靜地坐著，五英裡以外的一座小鎮炮火連天，沙漠的夜空，被155毫米艦炮點亮，有一種奇異的美。

拉塞爾這時還不知道，派特給母親寫了封信，信裡說自己竟然在軍隊裡找到了一位小兄弟，名字叫貝爾。事實上，派特和凱文還有個名叫理查德的親弟弟，他們一直就喊他“貝爾”，當凱文告訴弟弟他們應征入伍時，理查德非常鬱悶，甚至將一箱啤酒扔到了家裡的後牆上，扔完後，那孩子拔腿就跑，結果摔了個嘴啃泥。

在伊拉克的這個夜晚，拉塞爾感覺到了兄弟間的信任，於是，他鄭重地拿出了他的“廁所記事本”，向派特和凱文念了其中一些段落。蒂爾曼兄弟這才發現，拉塞爾寫作很有一手。

那個晚上，派特看著一枚又一枚閃光彈在附近的小鎮發出橙色和白色的異彩時，他搖著頭說:“這場戰爭真他媽的不合法。”這是第一次，拉塞爾意識到派特走在一根搖擺不定的鋼絲繩上，一頭是良知，另一頭是責任。

在伊拉克的這三個半月裡，盡管搜查到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可能越來越渺茫，派特也沒有抱怨過什麽，頂多只有一句:“這些全是狗屎。”可從應征的第一天起，他的個性與名聲，一直讓軍方高層惴惴不安。高層想勸他擺幾個pose，當個帥氣的征兵廣告代言人，別去當什麽勞什子遊騎兵了。派特的家人證實，軍方看過他的心理分析檔案——他拒不參加紅雀隊的集體禱告儀式，還曾經請人代為安排自己與著名反戰人士諾姆·喬姆斯基會面——如果他不是派特·蒂爾曼，軍隊根本不可能吸收他為遊騎兵。準許他入伍，只是出於軍方的不得已。該死，就在他來到征兵辦公室的那一天，還沒在參軍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一個自以為是的教官就命令他、凱文和其他應征者站成一排，怒氣衝天地發號施令，可是口令又前後矛盾。派特站出來說:“停一停，你把我們都弄糊塗了，你這個人怎麽這麽不講理?你這是在把我們當傻瓜，而我們現在還沒簽字，還沒準備讓你把我們當傻瓜訓練呢。”此後，軍方又讓派特接受了數次心理測試，派特起先還覺得很有趣，可很快就感覺到莫名的憤怒。

以為派特純粹是出於愛國主義而參軍的人們都錯了。沒錯，他是熱愛祖

國，世貿中心在片刻間化作齏粉，超過2600人喪生後，他也有一種為美國而戰的迫切需要。但他的理由更為複雜。身為NFL安全衛，擁有巨額合同，他仍想去關心那些不幸的人們，那些痛苦的經歷撕咬著他的心。他的伯父、祖父、外祖父分別參加過二戰和朝鮮戰爭，其中一位胸部中彈，一位被炸掉了手指，還有一個乘坐的飛機被擊中，是最後一個從機艙中跳傘的戰士。可是，與幾乎所有美國人不同的是，派特認為自己可以從自我犧牲中收獲些什麽:他的祖國會提供一個機會，讓他做回自己，充分展現自己。

他渴望有朝一日，可以讓人們聽到他的呼聲，那也許是他對政治的見解。曾經赤足蹈過的火堆，他不希望讓別人重走一遍。無窮無盡的好奇心，想要充分體驗生命的決心，令他不惜飛蛾撲火。他認為生命就是一本書，而自己的這一本，他希望可以無限豐富精彩，吸引人們一口氣一字不漏從頭讀到尾。有一次他對弟弟理查德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所以，如果不親身經歷戰爭，又怎麽能完全了解人類，甚或是自己呢?

只有少數人，年少時就決心要讓世界記住自己的名字。而更少的人懂得這樣一個道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最好的方法是永遠別要求世界記住他們的名字，而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說話。派特曾經對他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室友兼隊友B.J.奧爾福德說:“不要告訴別人你是誰，讓他們自己去發現。”

在1998年的選秀結束後，他被亞利桑那紅雀隊選中。塵埃落定，他與奧爾福德一起坐在聖巴巴拉的一處峭壁之上，凝望著太平洋，喝著啤酒，他突然對朋友說:“人們會知道我是誰的。”

“悠著點吧，派特，你是在第七輪才選上的。”奧爾福德向他潑冷水。

派特看著對方，再沒說什麽。他說的不是橄欖球。

很早時，他還發現了另一個真理:要成為一個卓越的男人，就必須跨過橫亙於面前的恐懼，而想要越過恐懼，最好的辦法是正視再正視，直到成為習慣。年少的一天，派特爬到他家屋外的幾十米高的大樹上，從一根樹枝蕩到另一根，最後，鄰居佩吉·梅爾本聽到一聲巨響，跑了出去，發現他躺在地上呻吟。不止一次，他與同伴開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他會突然讓朋友抓住方向盤，然後爬出車窗，翻到車頂，幾分鍾後從對面的車窗爬回車裡。

勇敢的心。看這部蘇格蘭勇士的大片時，朋友在派特的眼中發現了火花，朋友因此說，他想成為勇敢的心。問題是，派特的智力與個性都不允許他隨意盲從，他開始撥開迷霧，意識到善良與邪惡並非涇渭分明，好與壞往往也有可能互換。

要想成為勇敢的心，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9·11”後，曾經有一刻，真理似乎清清楚楚地站在某一邊，所有人都狂熱地呼喚著戰爭，他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成為勇敢的心。可是，進入侵略伊拉克的第11天，站在這個跟“9·11”恐怖襲擊完全沒有聯系的國家，在炸彈轟鳴中，派特突然明白:那一刻已經不再，所謂的真理就像那棵搖搖欲倒的樹，無法支撐他的信念與自我。

那場他們想象中的血戰呢?根本沒有發生。記者筆下陸軍特種部隊衝進醫院拯救女兵林奇、“黑羊”進行地面掩護，“火光四濺”的場面呢?也沒有發生。實際上，伊拉克的軍隊前一天已經撤離，醫生則留了下來，等著將林奇交到美軍手中。二等兵林奇並不像情報機關和當時的新聞所描述的那樣，被伊軍刺傷或射傷，也沒有因為“害怕極了”，於是倒空了來福槍的彈匣，而是她的子彈卡了殼，自始至終都無法開槍。

唯一的事實是:大學主修市場營銷的派特親眼目擊了政客和媒體如何成功地推銷和宣傳戰爭，無論是否願意，你都會發現自己竟然成了這部戰爭片的主角。

一個多月後，2003年5月，“黑羊”回到劉易斯堡，抖落內衣上的沙土，釋放多余的精力。40名戰士一窩蜂擠進了老地方，在距離營地6英裡的斯特萊庫姆酒吧，準備為一個將要離開的軍官舉行一場告別派對。這時才發現，在他們離開的日子裡，酒吧已經被另一撥軍人佔據。其中一個佔領者向“黑羊”的長官叫了一聲“F---you！”瞬間，酒吧裡椅子翻飛，到處是揮舞的拳腳，這種場面，恐怕只能在黑幫電影中看到。

拉塞爾想當和事佬卻遭到誤解，一下子被人卡住了脖子。就在他還在考慮該不該還手時，一個大叫著的陰影掠過面前，像抓一根鉛筆一樣，將對手一把抓起扔到一邊。這個陰影是派特，他的目的並非惡化事態，而是盡可能避免發生更大的傷害。

斯特萊庫姆酒吧打架事件過去幾周後，派特和凱文離開劉易斯堡，前往遊騎兵學校，在那裡接受61天的煉獄考驗，只有通過嚴酷考查，他們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遊騎兵。最痛苦的那一段日子，足有10天在佛羅裡達的沼澤裡度過，非人的訓練令他們平均掉了16磅體重，讓他們產生幻覺，患了皮膚病，甚至因為營養不良而脫發。即便如此，只有一半戰士能在軍服左肩縫上神聖的遊騎兵徽章。在蒂爾曼兄弟後不久，拉塞爾也成功了。回到劉易斯堡時，派特像老大哥一樣擁抱了拉塞爾。

接下來的幾個月，每天都在做苦工。此時，西雅圖海鷹隊的總經理鮑伯·弗格森，給派特的經紀人弗蘭克·鮑爾打來了電話。當年在紅雀時，正是弗格森選中了派特，他一直聲稱在NFL做了30年經理人，派特是他最喜歡的球員之一，他問鮑爾，派特能否跟海鷹簽約。在NFL的經紀人中，鮑爾獨樹一幟，這是唯一一個可以向每個拿出豐厚廣告合同的客戶說不的經紀人。這一次，他的答案也不例外，“不行，他還有一年服役期。”可沒過幾天，有人告訴鮑爾，由於派特已經在作戰區參加了一次軍事行動，可能會提前退役。

鮑爾打電話給派特。請他回到一個更簡單、更乾淨的戰場，脫下軍裝，奔上球場，到時，會有6萬人齊聲呼喊他的名字。

一周後，他回復鮑爾。不行，他說。他還沒有完成任務。他還沒有體驗真實的戰火。

如今每天，當拉塞爾打開電腦，都會看到派特的照片，疲憊的派特，臉幾乎埋進了西瓜裡，品嘗著生活的最後一點滋味……這張照片攝於派特遇難前兩天。拉塞爾的思緒，被拉回到2004年的春天，阿富汗東南部。在那裡，“黑羊”的任務是挨家挨戶敲開村民的房門，尋找有關敵人及其武器的一切線索。

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警惕。就算村民微笑著叫道，“嘿，美國！”將熱茶遞到你的手中。就算穿著老式美軍作戰服的阿富汗盟軍跳進你的悍馬車，對著你笑得沒有半點城府。每一個感官神經細胞都在急速活動，尋找任何可疑的目標，因為每一個微笑，每一杯茶，每一件軍裝，都可能隱藏著殺機，變成一粒子彈或者一顆炸彈。

可就在這種地方，派特坦然接受了阿富汗人遞來的一塊西瓜，品嘗這難得的水果，西瓜汁一滴一滴，順著他的鼻子流了下來。他似乎沒想到，就在周圍那些泥土和石塊砌成的小屋背後，也許就隱藏著塔利班的士兵。這一夜，拉塞爾與派特、凱文的午夜咖啡長談被注入了新的意義:這是他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夜了。為了紀念這個夜晚，派特找來了一個小煤氣爐，一個法式咖啡壺和一袋他最喜歡的咖啡豆。這一夜，他們開懷大笑，誰也不曾預料，死亡機器的齒輪已經開動——他們的一輛悍馬車的燃油泵發生了泄露。

第二天晚上，飛機運來了一隻新的燃油泵。機械師在次日早晨安裝，但車輛仍然無法起動。他們決定拖著車子走，在崎嶇的道路上走了幾小時，車子的減震器、壓杆和方向盤全部失靈，車子再也無法動彈，“黑羊”被困在馬格拉，一個只有六七間泥土房的小村，全排戰士無奈地看著這個沒用的巨無霸。

這是4月22日，時間一分一秒流逝。“黑羊”排長大衛·尤思洛給FOB(前沿作戰據點)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要求派出“支努乾”運輸直升機支援，套上這匹悍馬，然後……說真的，直升機可以乾脆將它丟進印度洋。

當地人漸漸聚集過來，死死盯著美國大兵。但氣氛很快緩和，在一場擲石比賽中，派特輕松戰勝了村子裡的警察。可他們的厄運很快到來了。FOB指揮官回復說，他們擔心這輛悍馬會成為敵方用來炫耀勝利的宣傳工具，因此不允許就地棄車，同時，他們也無法抽調直升機運走汽車。戰士們抱怨著，狗娘養的。

35個遊騎兵，12輛車和六個阿富汗盟軍戰士一起，坐在一條小溪旁，從清晨等到下午，看著田野裡大片的罌粟花在陽光下發出迷人的光。FOB的指揮官不耐煩了，他命令尤思洛:趕快解決這該死的問題，去附近的曼拉，“黑羊”負責區域的最後一個小村莊。完成清查任務後，趕緊回基地待命。此時，一個當地拖車司機來了，並表示願意將悍馬掛上車子，將它拉到最近的公路，在那裡，可以將破車移交給FOB派來的援軍。

尤思洛將消息發回基地。指揮官同意了，但要求將整排人分成兩隊，一隊護送悍馬前往指定地點，另一路繼續前往曼拉——現在就走。憤怒的尤思洛先是發電郵，接著又通過電台傳遞了自己的不滿，希望指揮官能修正這個決定。因為這意味著他要分散自己的火力，並依靠一位身份不明的當地人。況且白天趕路，日落後才能到達曼拉，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對目標進行充分排查。為什麽不能夜裡動身，黎明時趕到目的地呢?此外，他們在這裡滯留太久，無數人圍在旁邊，知道了他們的目標和行進路線，白天走太危險。他的意見沒被理睬。

唯有服從。他向戰士們傳達命令，汽車陸續發動。派特和拉塞爾與其他14個遊騎兵、4個阿富汗士兵劃歸第一隊，趕赴曼拉;凱文和破車屬於第二隊，幾分鍾後出發，取道另一條山路前往公路。就在出發之前，一個獨腳男人走過來說:在旁邊的小山裡，一位阿富汗醫生有些事情想告訴他們。“黑羊”無法繼續逗留了，他們將獨腳男人轟走，進入漫漫黃沙。

醫生是否想警告他們，將遭到一場埋伏?現在已經無從知曉。拖車司機說，他沒法開車走過這條陡峭顛簸的山路。第二隊隻得掉頭改走和第一隊同樣的路。他們得順著峽谷邊的一條羊腸小道前行，拖車司機認識路，就做了向導。

第一隊由六輛車開路進入峽谷，兩側的山脈極為陡峭，道路非常窄，車子勉強可以通過。拉塞爾的心一下子收緊了。他在軍事教學錄像帶上看過，正是在類似的地形下，阿富汗人20年前粉碎過蘇聯的一支隊伍。“小心埋伏。”他對戰友說。最終他們安然無恙地穿過了峽谷，經過了四幢民房，在這裡，他們走錯了路，沒有走上通往曼拉的正確路途。

第二隊通過峽谷時，也有不祥的感覺。一名戰士說，“這讓我想起了電影《TheLoneRanger》，就是在這種地方，德州的遊騎兵全軍覆沒。”突然，爆炸聲撕裂了峽谷，有人大叫，“IED！”可是他錯了，這不是埋在路邊的IED(簡易爆炸裝置)。更多的爆炸聲響起，大地為之顫栗，敵人是從山脊上，用迫擊炮或者是火箭筒發動突襲。拖車司機嚇呆了，峽谷太窄，後面的四輛車也沒法動彈。隊長格雷格·貝克中士坐在軍用悍馬裡，一邊揮手致意，一邊向阿富汗司機大叫快開車！快開車！——對方沒有任何反應，於是他抄起M-4卡賓槍，用槍托砸碎了拖車司機的車窗玻璃。

如果派特的第一隊沒有走錯路，沒有將車停在路邊，他們也許永遠聽不到爆炸聲。問題是，傍晚6點34分，他們聽見了，於是分成兩人或四人一組立刻折返。拉塞爾暗自咒罵，噢，該死。這還是他和派特第一次真正面對戰火。

派特一路狂奔，很快又跑了回來。18歲的小兵布萊恩·奧尼爾站在原地，看起來不知如何是好，幾個月前，派特就開始照顧這個孩子。“跟著我！”他說。孩子跟著他一起跑。“乾掉那些壞蛋！”一個阿富汗盟軍加入了派特的行列。

拉塞爾看著派特，奔跑在生與死之間。忽然想到，糟糕，派特身上還背著重重的器材呢。NFL選手穿梭在碎石地裡，輕松地跳上高高的岩石，恍如平地飛奔——他的戰友、他的弟弟，現在身陷死亡區。

三四個橄欖球場，這是他要趕回峽谷的距離。與他在一起的是一個孩子、一個阿富汗人。他們跑過了四幢民房，一個女人和一群孩子閂上了門，發出尖叫。

在球場上往往除了肩墊不佩戴任何護具的派特，一面奔跑，一面對一個殿後的中士大叫:我能脫掉防彈衣嗎?這樣，他才能真正跑起來。要求被拒絕。

派特和戰友爬上了一個臨近死亡區的小山，北面的山脊上有人向他們開火。後方，一個電台接線員想要聯系第二隊，說明第一隊的最新位置，沒有人回應。他又想尋求空中支援，還是沒人回應。登上山頂後，派特把兩個同伴安置在大石頭後面，一面承受來自南北兩個方向的射擊，一面還擊。現在，這三個人最接近峽谷內的死亡區。派特重新往回走，來到了拉塞爾的附近，請求中士批準他們繼續前進，吸引敵人自南部山脊的火力。中士點了點頭。最後一次，拉塞爾看著派特跑向山頂，很快消失不見。

此時，第二隊的拖車司機已經開始向前移動，後面的悍馬挪到了前方。這輛車頂部配有一把.50口徑重型機關槍、一把M240B機架式機關槍、一把陸軍班用自動槍，三把M-4卡賓槍，車子開到拐角處，峽谷變得開闊起來。此時此刻，二隊的頭頭貝克看到他右邊的小山上，一把槍正在不斷地開火，開槍的是個大胡子阿富汗軍人。至少，比起山頂上那些敵人，這個目標更容易對付吧。大錯特錯。這正是那個與派特一起的阿富汗盟軍，他與派特相距9到14米，穿著美國軍隊的舊式沙漠迷彩服，正舉著AK-47向山脊上的塔利班射擊。

“目標瞄準！”一個士兵叫道。貝克立刻舉起M-4向阿富汗人開槍。當時，派特剛剛歸位，正打算把行動計劃告訴奧尼爾。阿富汗士兵倒地，當場死亡。

“停火！自己人！停火！”派特和另一個戰友大喊。可連續的爆炸聲和射擊聲讓車上的人幾乎失聰，根本聽不見派特的叫聲。山脊那邊的射擊平息了，塔利班顯然已經撤退。派特和戰友舉起雙臂，來回揮舞，做出了停火的手勢。悍馬車裡的一些人沒有看到，一些人看到了，卻沒明白這是什麽意思。繼續開火。

與此同時，悍馬的司機看見第一隊的車子正在爬坡，意識到山上的人也是“黑羊”的人。“上面是自己人！”他大叫。誰都沒聽見。一枚.50口徑子彈剛從車篷射出，淹沒了他的呼喊聲。一些戰友聽到了司機痛苦的號叫，以為他被敵人打中了，混亂反而加劇。

山頂上，派特聽到年輕的奧尼爾在大石頭後面哭喊。他安慰對方，“嘿，別害怕，我來想辦法，”他說。派特朝峽谷扔去一枚煙霧彈，想讓對方停火。子彈接連從身邊呼嘯而過，事後人們發現，他的防彈背心上已經被子彈打出了很多小孔。然而，悍馬車裡的士兵仍然相信，敵人是在拿迫擊炮開火，炮彈落在了自己周圍，所以才會出現這麽多煙霧。

打頭陣的悍馬繼續沿山路前進，但暫停開火。後來拉塞爾和奧尼爾回憶說，當時悍馬車距離拉塞爾大約30到50米，車裡有人走了出來。但悍馬車中的士兵表示，並沒有人從車中出來，而且他們射擊的距離不可能那麽近。但看到停火，派特和奧尼爾稍稍安心了些——至少戰友已經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兩人站在那裡互相安慰了幾句。

突然，機關槍再次掃射。“停火，自己人！”派特大叫。倒在地上以為性命不保的拉塞爾，聽見派特尖叫，“我是派特·蒂爾曼，媽的！我是派特·蒂爾曼！”這句話，是派特在他27年5個月零15天的生命中，從未說過的話。

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的奧尼爾，突然感覺到派特在痛苦地呻吟。片刻沉默過後，他聽見身旁傳來了流水的聲音，感覺到自己的肩膀變濕了。

奧尼爾轉過身。那不是水。那是一灘鮮血。派特的後腦杓被打穿了。

“噢，我的上帝！噢，我的上帝！”對面終於停火時，拉塞爾聽見奧尼爾的嘶喊，看見奧尼爾一把摘下頭盔，將身上沾滿血的衣服撕了下來。接著，他看見戰友們扛著擔架奔向奧尼爾，隨後抬著一具屍體跑下山。可是拉塞爾不願意去問，這具屍體究竟是誰。

接下來的45分鍾裡，拉塞爾負責清除障礙，他的雙眼掃視著附近的地形，確認敵軍已經撤離，大腦卻是一片混沌。一輛車停在他身邊，凱文坐在坦克炮塔裡。凱文的車子在第二隊殿後，對前方發生的情形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派特和另外兩名“黑羊”的戰友遭遇到了什麽，之前人們發現，排長尤思洛和電台接線員也受傷倒在地上，很可能也是被自己人誤傷。和往常不同，凱文發現人群裡少了哥哥低沉的嗓音，就不停地問派特在哪裡，派特在哪裡，沒有人有勇氣說答案。

“嘿，怎麽回事啊?”凱文終於找到了拉塞爾。這時，一個中士插了進來，輕輕地說:“對不起，真的不想由我來說……可是，你哥哥被殺死了。”

“什麽?”凱文說，“什麽?……什麽?”

突然，拉塞爾覺得身前仿佛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吞噬了一切。他看著一架直升飛機降落，載走了派特的屍體;第二架帶走了凱文。戰士們三五成群，小聲地交換著記憶，想拚湊出慘劇的實情。真相卻無法言說。美國最著名的戰士死了，殺死他的人，是他們自己。

第二天，拉塞爾醒來時，開始漸漸地理清思路。他想，我的天，這種事怎麽可能會發生，這種混帳事?這些戰士都受過嚴格訓練，是他尊重和熱愛的人，是神聖的遊騎兵，怎麽會犯這種錯?是啊，你們的大佬開了槍，你們也順著他開火的方向掃射，這都可以理解。可是你們不是受過訓練，知道在繼續開槍前必須先偵察再等待，確認目標的身份嗎?為什麽還是有這麽多人，不停地掃射、掃射?

可是他畢竟不理解戰友的處境，無法體會剛從埋伏中死裡逃生，隨後又再次聽到槍聲時的恐懼，他們將自己人的槍聲，當成敵軍的第二輪攻擊。一些第二隊的戰士事後說，那時太陽已經下山，光線太差，他們只能感覺到模糊的身影，只能看見槍口裡竄出的火苗。還有些人則感覺，派特當時太好強太好爭鬥，是他將全隊人置於危險之下，盡管他是得到了隊長的許可才佔據山頂高位的。這些人的看法，和派特的橄欖球隊友們大相徑庭，在球員們的印象中，球隊訓練並列爭球時，派特總是身體動作最不出格的那一個。

太陽照樣升起，陽光照在沉默的戰士們身上。拉塞爾從槍手的眼裡，看見了徘徊不去的陰影，他開始為他們難過。他覺得，所有人都在為FOB所做的錯誤決定當替罪羊。

那天，全排人一起回到了悲劇發生的地方。上面下發通知，所有戰士無論軍階，都必須在軍隊的調查會中，就派特的死因作證。深夜，有人抽泣，無人入睡，有一個戰士每次提到當時的情形就暈厥。上司將他們帶進一個大房間，參加所謂的“緊急事件壓力處理小組”，他們先是對其他人怒吼，接著傾訴，哭倒在戰友肩頭。一個中尉告訴他們中的一些人，這起事件每個人都有錯，但沒有人應該為此負責。這些安慰與發泄遠遠不夠。拉塞爾覺得，這支部隊已經毀了，所有人都將背著沉重的十字架，走完漫長的余生。

拉塞爾沒有參加“壓力處理小組”的治療。作為蒂爾曼兄弟最親密的戰友，上面挑選他陪伴凱文，一起飛往特拉華的多佛空軍基地，在飛行的時間裡，他一直盯著那具冰冷的棺材，一路無話。上司命令拉塞爾在“我們掌握了真相前”，不得對任何人談及這起意外，而凱文仍以為是塔利班殺了哥哥，在極度的悲痛和驚駭中，甚至不敢開口向拉塞爾問及詳情。

痛苦無時無刻不在撕扯著拉塞爾。這段日子，他作為美國陸軍的代表出席派特的各種紀念活動，每天都要面對派特的家人和朋友，可是在軍隊封口令的限制下，身為事發時離派特最近的戰友，他卻沒法開口說出自己看見的一切。他想要不管不顧所謂的禁令，為了派特的家人，他情願一輩子掃廁所，可他擔心說出實情的後果。那一天，子彈是從四面八方掃射，萬一他判斷錯了呢?如果他告訴派特的母親，她的兒子是被自己人殺死，他將面臨媒體的狂轟濫炸，到最後軍方卻拿出證據，證實致命的那顆子彈是由敵人射擊的呢?這是他一生中最受煎熬的日子，每天都東躲西藏，避免面對派特的至愛親朋。在派特下葬前的這段日子裡，拉塞爾隻想躲在祖母的屋子裡，猛灌啤酒，長睡不醒，醒來時再喝酒。堂兄將他從床上拖了下來，把他拉到了一個叫陽光體育酒吧的地方。那一天，一個叫塔米·賴特的年輕女人剛巧和他坐在一張桌子前，他沒有談戀愛的心情，卻意外地遇見了一生的最愛。諷刺的是，如果派特沒死，他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這個7500英裡以外的酒吧，也不可能遇到這個他未來的妻子。

在為派特遺體舉行的歸國儀式上，凱文堅持不要牧師或舉行祈禱儀式，已經讓軍方感到非常疑惑。之後，軍方又意外地發現，派特的母親瑪麗拿出了長子早就寫好的遺書，上面明確表示不願舉行軍葬，也不要21響禮炮儀式，他隻想像一個普通人那樣離去。他的屍體被火化，骨灰撒進了太平洋。

派特死後第11天，舉行了他的告別儀式，全美的電視台進行了現場直播，而在此時，美國陸軍的最高將領已經得知，派特有可能是被誤殺。他們封鎖了消息，命令紀念儀式照舊舉行。儀式在聖何塞的一個公園裡進行，十年前，派特就是站在這座公園裡，參加了高中畢業典禮。在儀式上，小弟理查德·蒂爾曼走向麥克風，說道，“他並沒有與上帝同在。他就是他媽的死了。”

風笛手吹奏起《奇異恩典》，音樂聲中，拉塞爾將星條旗交到派特父母手中，他開口說道“代表這個國家……”時幾欲崩潰，是派特母親溫暖的手，令他堅持將致辭念完。接下來的兩周，派特家人朋友在家中院子裡守夜，一邊喝啤酒，一面分享派特的生平軼事，想喚回派特的靈魂。拉塞爾了兩天夜，不斷有人靠近他，請他說說派特究竟是如何離開這個世界的，最讓他痛苦的還是凱文問他的時候，這感覺簡直要了他的命。拉塞爾不停地告訴他們，他看見派特跑上了山頂，子彈從四面八方向他掃射，敵我雙方都開火……說到這裡，他戛然而止，緊咬牙關，將事實連同血沫吞進肚子裡。

是時候重返部隊了。這曾經是拉塞爾最信任的地方，在這裡，他從叛逆少年成長為男人。

他沒有回去。拉塞爾成了逃兵。

所謂的正直誠實，原來也只是一根橡皮繩，能屈能伸。那些軍隊和政府裡的官僚們，他們如何理解戰場上發生的那一幕?而我們中的大多數，為了高高在上的“公家”利益或者唾手可得的個人前途，又是如何習慣於將事實當作橡皮繩，這邊拉，那邊扯，最後編造出一個令所有人滿意的所謂真相?這個故事的主角，他是一個隻為誠實自下而上的男人，人們為他的死因編造的故事，又將掀起怎樣的波瀾?第一次的調查結果，裡面充斥著“大錯”與“疏忽”的字眼，令官僚大為尷尬。於是下令進行第二次調查，巧妙地“修飾”著書面報告，將“榮譽”“自由”一類美好的字眼填進去，以為這樣就可以生動地描述一個士兵英勇戰死的事跡。他們是這樣熟練地玩弄著這根叫做“事實”的橡皮繩，可是難道他們不知道，拉出的繩子，也會製造出反作用力?

尋常的人並沒有意識到，死去的這個前NFL球員，他的血親反應有多麽不尋常。他的弟弟事發時正在死亡峽谷，作為一個大學時主修哲學的戰士，他在不久後歸隊，與其他戰士一起重回阿富汗。他的父親靠與人在法庭上唇槍舌戰為生，在派特死後五周，當軍方承認派特系被自己人誤殺時，他可以一邊對著國防部長或陸軍將軍破口大罵，一面又不斷擲出各種法律術語。而他的母親……

瑪麗·蒂爾曼翻閱了幾千頁的文件，追逐著真相。

啊，是的，母親。這是一個臥室裡沒有電視也沒有衣櫥的女人，也不需要化妝品和時髦的衣服。這是一個生長在軍人家庭，假期穿梭於提康得羅加巡洋艦和西點軍校的女人，每月家人出去野餐時，她的父親、叔叔總是滔滔不絕地講述著軍事史，爭論著那些絕妙的軍事戰略。在聖何塞州立大學主修歷史的她，既崇拜又反對那些戰爭發起者，她曾在芝加哥加入示威者的行列，喊出“反對越戰”的口號。當一名四星上將拋出一本厚達1800頁的報告，盯著她看時，她難道會畏縮?哈，她是一位特教老師，當與其他老師一起觀看教學錄像帶，看到各種殘障孩子的影像時，其他老師發出尖叫掩面而去，只有她端坐在電視機前。

她歷經生活折磨，卻沒有被磨去棱角。

18歲時，銀行家父親因為心臟病突然離世，其後，她與丈夫離婚，如今又失去了一個兒子，而且這個兒子死在一場她並不支持的戰爭中，死因不明。兒子之所以投入戰爭，只是為了堅持他對生命的信仰，追求他的信念，所以，她不能放棄。每天晚上，當她給殘障兒童上了一天課後，她會深深吸一口氣，拖出一個巨大的塑料盒子，裡面是厚厚的卷宗，這是她與前夫強迫軍方提供的各種文件。接著，她打開那台老掉牙的電腦……工作開始了。查找資料，給專家寫電子郵件，打電話給“黑羊”的戰士，向議員遞交陳情書。翻閱目擊證人的證詞，在前後矛盾的語氣下劃線，在頁邊寫下反駁——就像兒子習慣的那樣:

不可能！　　……為什麽會這樣?……廢話連篇……狗屎一堆……

為什麽這麽無能?……我不相信！

身前擺滿了記事貼，母親的眼袋越發明顯，當一個準將跟她複述調查結果時，她重重地敲著桌子叫道，“你是在他媽的耍我嗎?”所有的說法都在變來變去，開火的悍馬車與派特之間的距離始終沒有查清，遠至250米，短至30米;對現場光線的描述前後矛盾;連當時開火的情形也有各種說法，起先目擊證人告訴她，當時機架式機關槍是以每4秒25發的速度連續向派特掃射，可是現在他們又更改了證詞，表明機關槍中間停火近1分鍾。她和她的哥哥邁克在他們家後面的山路上自己做試驗，結果發現，即使是在50米外，邁克仍然能看見她的耳環和襯衫上的三粒紐扣，兩人都搖了搖頭，難以置信。她跑回到電腦前，一下子又擬了32個問題交給約翰·麥凱恩議員，請他在五角大樓提出質詢。

此時，瑪麗·蒂爾曼是個戰士，為兒子而戰。

是的，這是事實，她承認自己和兒子派特·蒂爾曼向來喜歡研究各種陰

謀論，相信權力和金錢足以令事實扭曲。可是，一名軍隊驗屍官告訴她，他沒有在最初的驗屍報告上簽字，因為報告指出派特是被敵軍殺死，但他相信塔利班在那麽遠的距離之下，不可能在派特的前額上打出三個相距如此之近的洞眼，聽到這個，她該怎麽做?她發現這麽多的錯誤同時發生時，怎能釋懷?當她得知士兵的證詞不斷改來改去，一切過失都被一筆勾銷，在派特死後三天，他的軍服和防彈服就被燒掉，甚至連最初的調查報告都被埋到地下時，她該做何反應?而她在讀到一位軍官對蒂爾曼一家的評價時，又應該做何理解呢?那位軍官說:“這家人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相信或者理解死亡這回事。所以，在我個人看來，我覺得我們做些什麽，這家人都不會滿意。”

瑪麗避免電視鏡頭與新聞記者的采訪。她不想這件事變成鬧劇。她隻想說出自己所知的一切，然後任由別人編織出事實的全貌。軍隊給她的兒子頒發了一枚銀星獎章，這也許是給一個被自己人打死的士兵頒發的最高榮譽。派特的家人認為，獎章無非也只是平息他們怒氣的一種姿態，他們的兒子又一次被人利用，當成了宣傳愛國主義的工具。第一次軍方調查由派特所在的營長主持，最後在其團長的領導下，作出了一份109頁的調查報告。在派特家人的堅持下，他們由一位準將領銜，展開了第二次調查。在事件中，軍方懲處了七人，處罰由減薪到降級，再到開除出遊騎兵隊伍，打回普通部隊。派特家人的反應是，罰得太輕了，就算是一個小兵頂撞上司，懲罰也應該有這麽重吧。他們的質疑與壓力，促使軍隊進行了第四次調查，這一次，調查的組織者是國防部的總檢察官。

是的，軍隊最後承認，他們確實違反了規定，拖延了一個多月才告知蒂爾曼夫婦，他們的兒子可能是被自己人誤殺，可那只是因為想要收集齊所有證據。他們確實燒掉了可能會提供彈痕證據的軍裝和防彈服，可那只是因為血染的軍服可能會導致衛生方面的問題，而且會影響其他戰士的情緒。況且他們說，戰士走上戰場，誤傷不可避免總會發生。到底是多高的高層，作出了關於派特事件的處理決定?以凱文的經歷來說吧，派特被殺一個月後，戰友們回劉易斯營報到，他是所有人中最後一個知道哥哥被殺的實情的——如果他不是碰巧與哥哥同在一排，會不會連知情的權力都被抹殺?在後來的一次調查中，一個軍官在作證時表示:“我一直都有這種感覺，無論我做什麽都可以，只要不說出事實就皆大歡喜。有人一遍遍地跟我說，‘這樣做確實很不好，可是你又能怎麽樣?找出實情，然後趕緊畫上句號吧。’”

不斷變換的所謂“事實”，令瑪麗無法接受:“你一直想要在頭腦裡勾勒一幅場景。我的兒子，他究竟是怎麽死的?可是這幅場景卻總是在變來變去。到頭來，我簡直感覺派特死了七遍。有好幾個月，你都會想自己是不是瘋了。他們讚美著他的種種美德，然後一下子把他扔到了車轆轤底下。他們沒有把他當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看。他一直不喜歡被人利用，當作謊言的道具。就算他們夜裡跑進我家，對著我腦門來一槍，我都不在乎了。我不會放棄。”

最後，在2006年3月，總檢察官辦公室命令軍方展開第五次調查，這一次他們想要判斷出導致派特死亡的過失是否已經構成犯罪。如今，瑪麗只能等待。從那一天接到派特妻子打來的電話，聽她哭叫著:“他死了！”兩年過去了。兩年了，她曾經瀏覽幾千頁文件找出前後矛盾，如今思緒已日漸模糊;她的鬥志，她的決心，都開始瓦解，令她在面對悲痛時手無寸鐵無法抵抗。

但是，她不想讓她那個圈子以外的人，知道她有多麽悲痛。因為如果那樣，她本人也有可能被人當成棋子擺布。想想看吧，一個母親獨自待在一間空蕩蕩的屋子裡，在Google的空格裡，她慢慢輸入“Whereismyson?”(我的兒子在哪裡)，然後按下了搜索鍵。在一個孤獨的夜晚，瑪麗·蒂爾曼就是這樣做的。

確實令人吃驚:如果你在Google的空格裡輸入“Whereismyson?”然後按下搜索鍵，你真的能夠找到答案——22800個搜索結果！當然，沒有哪個結果能夠真正回答瑪麗·蒂爾曼的問題，當我們失去了心愛的人或東西時，它也無法解答我們的謎題。可是，它至少能夠暫時給我們帶來安慰，於是，不管怎樣，我們都會抓住這根救命稻草。

我們如此需要這根救命稻草，即使他說的是一籮筐廢話，你也會把它當寶。總統正是如此，在亞利桑納紅雀的一場比賽上，他透過錄影帶向派特和這場全球反恐怖戰爭致敬，他的身影出現在賽場的大屏幕上，此時，距離他2004年的重選還有七周時間。國防部同樣如此，他們的頭頭腦腦在派特死後一周，做了同樣感情洋溢的演講，當時，阿布哈裡卜監獄虐囚醜聞剛剛曝光，他們太需要找一件事來轉移媒體焦點。

即使是拉塞爾也是如此，當他的生命再一次遭遇不測，他隻想抓住點什麽來挽救自己。這樣做合情合理。沒有人想要像拉塞爾那樣，每天靠飲酒為生，喝到大腦一片空白。沒有人想要像拉塞爾那樣，整夜躺在床上無法入睡，最後總算迷迷糊糊睡著，卻總是會哭喊著驚醒，全身被冷汗浸濕。沒有人想要像拉塞爾那樣，感覺被世界遺棄，失去了活下去的樂趣，向自己深愛的女人狂吼亂叫。

因為害怕受到軍事法庭的懲處，在當了兩天逃兵後，拉塞爾還是向劉易斯營報到，他被降了一級軍銜，打掃了幾星期廁所，可是這些對他已經不再重要了。他就是沒法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他的體重減輕了30磅。他不再堅持寫作。無法流淌出語言的不僅僅是他的筆。他發現自己有時會突然變成結巴，說話詞不達意。一次，當一個士官長向全排人訓話時，他想要拿拳頭砸牆，這位軍官吼叫著說:“你們這些家夥應該從蒂爾曼的事情裡走出來，開始自己的新生活了。我不想再聽你們念叨蒂爾曼長蒂爾曼短。忘了它。”而更讓拉塞爾難過的，還是凱文對他的刻意冷淡，凱文認為拉塞爾參與了對他們全家人的故意欺騙。

凱文去了布雷格堡的狙擊手學校，學習這門殺人的藝術，後來，長官們問他是否還願意出征伊拉克。盡管仍然處在痛苦與悲傷的漩渦中，他還是覺得自己承載著兄長的期望，應該完成派特的心願。母親和舅舅飛到了北卡羅來納，哀求他不要去，當他得知，如果去伊拉克，戰友將是那群參與射殺了哥哥的士兵時，他終於作出了決定。找到一位軍官，他說，他不去了。

一天，在劉易斯堡，凱文和拉塞爾的眼神終於交會。他們談了許久，凱文告訴拉塞爾，他真的理解他的感受。後來，拉塞爾將自己當日看到的一切統統告訴了凱文和他的母親。可是在他心底裡的某一塊地方，還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傷口。2005年2月，他最終退役，這時距離派特遇難，過了整整十個月。

八個月後，麥維裡克·派特裡克·貝爾來到人世。他生下來心臟反位，此外心臟還有其他三種致命缺陷。如果我告訴你，麥維的出生，令他父親的人生軌跡重回正途，也許會令你感到如釋重負，可是，這並不是一個美好的童話故事。有一天晚上，拉塞爾感覺實在無法壓抑他的怒火和傷痛，他開始不停地扔東西，又一次向妻子塔米大叫。“你根本不明白！”他叫著。

她哭喊:“如果你還不停手，我就要叫警察了。跟你在一起，我沒有一點安全感。你需要別人幫助。”

“我什麽都不在乎了。”他說。

他取出派特紀念儀式的錄像帶，一遍一遍地看，看了15遍，他一邊痛哭一邊輕輕自語:“我想你，你要是在這兒就好了。”他與塔米緊緊擁抱在一起，不住地抽泣。

他意識到，紀念派特還有更多種形式，他要做的不僅僅是在每次喝啤酒前，先倒上一杯留給派特;不僅僅是戴一枚銀手鐲，上面刻著派特的名字和死期。如果真的珍惜這位故友，就應該像派特教他的那樣，認真地活下去。拉塞爾開始這樣去做了，他給自己寫了個備忘錄，記下了許許多多的人生目標和責任，到哪裡都帶著。他戒了酒。還給派特寫了封信，感謝死去的戰友改變了他的生命。

可是生活再一次重擊他。9月3日，臨近午夜時，麥維裡克開始吐血。三小時後，這個11個月大的嬰兒不幸夭折。

就這樣，拉塞爾的這個故事，終究沒能講給兒子聽。可是這個故事的主角派特，不會走遠，因為他已經成為了人性中最好的一面的象征。我們會聽說有人因為派特，比以往更加相信某些真實的謊言;也會聽說有人因為他，而放棄了從前的信念。我們將看到更多的年輕人從派特·蒂爾曼基金會建立的亞利桑那領袖計劃中走出來，發誓要以派特的名義，改變這個世界。

調查仍在繼續，或許有一天，我們將從官員口中聽到派特之死的另一個版本。我們將會讀到關於派特的書，看到關於他的電影，電影的創作者很可能會親身前往阿富汗，走進那個峽谷，追尋他的靈魂。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想要了解派特是誰，最好的機會，也許也是我們唯一的機會，是好好看看這張半裸的男人在房頂上倒立的照片。他在做些他愛做的事情，原因僅僅在於做這些事情很難，也很刺激，這種感覺，有點像講真話。

(原文載於《體育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