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的設想能不能實現，但我覺得這會是一次很好的實驗，相對於城市來說，農村想要實現民主，這條路更艱難，但若是能成功，那對於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來說，就會是一個質的飛躍。　　高坡村試點農村合作社的事，我會一直關注，但也僅僅只是如此，人力有時而窮，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們能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終有一天，兵王相見，才是一切的結束。

　　“紅旗，香港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你還在憂慮什麽?”

　　馬蓮娜對於我的憂慮很不解，不知道我在憂慮什麽。

　　“阿蓮，你對於反革命這個罪名怎麽看?”

　　這個時候，全國上下正是清算反革命分子的高潮時期，或者說，是我們黨秋後算帳的時期。按常理來說，這也沒什麽錯，但是，你不依照法律，弄出一個反革命的罪名，這就有點太不嚴肅了。

　　什麽叫反革命?

　　這完全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擴大化，而且這會造成一個灰色地帶，到時候只要任何人有反對意見，就可以往上面套。

　　我們這個國家幾千年來，講究什麽中庸之道，其實最是胡扯！

　　法律是什麽?

　　法律最要不得就是模糊！

　　如果人為可以控制法律的上下限，那這還算什麽法律?

　　我擔憂的不是反革命罪名會帶來多大的後遺症，而是我們黨如果從一開始就不能有一個明確的原則，告訴人民法律才是一切的保障的話，那對於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就是一個大傷害。

　　我們不能因為他是一個壞蛋，就隨意地給他按一個罪名，殺了他，這樣不行。今天是一個壞蛋，那明天要是一個被冤枉的好人呢?

　　說白了，就是標準。

　　我們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對待每一個人，不管他是壞蛋還是好人，都要一視同仁。

　　人治對於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來說，其實是最大的危害，人治帶來的一個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是以客觀事實為轉移。

　　人走茶涼，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就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幾千年來的毒瘤，現在就是切除這個毒瘤的最好時機。

　　“反革命罪名?這很好啊，這些人都是壞蛋，死不足惜。”

　　馬蓮娜的態度如果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看，沒有一點錯，不是就一個壞蛋嘛，殺了就殺了，考慮那麽多幹嘛。但從國家層面上來看，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考慮，這叫做程序正義，你必須按程序辦事，不能嘴上隨便一說，就執行了。如果這樣的話，那還要法律幹什麽?

　　“阿蓮，做任何事都要符合客觀規律，經濟發展是如此，政治發展更是如此。如果我們不按客觀規律來辦事，那必然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

　　“我們完善社會制度，是為了什麽?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為了杜絕像蘇聯人那樣出現一個鋼鐵大帝。”

　　“一個人即使是神，也不是萬能的，總有自己欠缺的地方，那這個時候怎麽辦?只有一個辦法，靠制度來解決。”

　　“阿蓮，說實話，如果我們黨能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一個融入世界的態度，一個謙虛謹慎的態度，我根本不擔心我們的經濟發展問題。接下來的半個世紀，對於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來說，簡直就是一個黃金時代。”

　　“我們有充足的勞動力，我們有廣闊的市場，我們有各種原材料，這意味著什麽?這意味著僅僅只靠我們自身，

我們就能成長為一個巨大的經濟體。”　　“有需求，有消費，有市場，有資金，有技術，這簡直就是完美的一個經濟體。我們有什麽理由對我們國家的經濟前途感到沮喪呢?除非是人禍！”

　　“所以，我們現在最應該要做的就是制度完善，防止人禍的出現。”

　　“古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災是我們不能阻止的，但我們可以阻止人禍。”

　　“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不會因為人員的輪換，而產生巨大的震蕩。蘇聯人的政治模式最是要不得，如果鋼鐵大帝一旦倒下，整個蘇聯會發生什麽?”

　　“混亂，只有混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想要發展，最大的要素就是穩定，尤其是政治穩定，要朝著一個目標，不斷地前進，這才是發展最需要的因素。”

　　馬蓮娜對於我的言論，若有所思，緩緩道。

　　“紅旗，你是說我們要想西方國家那樣，搞三權分立?”

　　我搖了搖頭，否定道。

　　“不是三權分立，是司法獨立。我們制定法律，不是為了讓它成為擺設，或者說，我們不能破壞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

　　我心裡很清楚，一旦有人開啟了破壞遊戲規則的這個頭，那後面的人就會有樣學樣。蘇聯就是這樣，鋼鐵大帝靠著強硬的政治手段，打到了一個又一個的政治對手，一開始，所有人都在歡呼，都在高唱讚歌，但結果呢?

　　我們要避免走上蘇聯人的老路，那就得從一開始制定下遊戲規則，任何人都不能破壞遊戲規則，或者說，不能作弊，不能開外掛。

　　用未來的話說，如果一個遊戲，技術玩家打不過人民幣玩家，那這個遊戲就沒有玩下去的必要了。

　　同樣的，一個制度不靠明面的法律規則來運轉，而是靠台面下的潛規則來運轉，那這個制度還有玩下去的必要嗎?

　　群眾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或者說，每一個人都不是瞎子，你說一套做一套，可以蒙蔽得了一時，但你能蒙蔽一世?

　　這絕不可能！

　　掛羊頭賣狗肉這種事，做久了，必然是要露陷的。

　　我心裡其實是憂慮的，如果我們黨不是靠各種制度來限制敵人的發展，而是靠暴力手段來消滅敵人的話，那這種狀態不可能長久持續。

　　暴力一時爽快，但制度才是長久之計。

　　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如果都只是對上級負責，如果眼睛都長在了腦門上，那光是整天嘴上喊著為人民服務，那這算什麽?

　　我們黨眼下最要緊的事，就是制定出一套制度，來約束權力，讓權力低下頭來，看看人民的要求。

　　1951年，是一個重要的開端，這一年，我們將全國解放，這一年，我們將從戰爭狀態轉入和平狀態，這一年，也是我們開啟新時代的起點。

　　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種子，到最後能長出什麽樣的果實來，一切因素都在現在。

　　在我的想法中，我們的步子要慢一點，再慢一點，我們就像是蹣跚學步的嬰兒一般，這個時候需要的不是快，而是穩，每一步都要走得很穩才行，要不然就會跌倒。

　　中央的步調是越來越快了，這從新聞報紙上就能看出來，一項一項的決定不斷地推出，各種要求盡快步入社會主義的聲音越來越高漲。工業上，公私合營;農業上，集體農莊;教育上，思想改造，這些動作越來越激烈，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不斷滾動的大雪球，越到最後，越無法控制。

　　歷史上，一號首長親自點燃了這把火，這也讓我們直接進入到了蘇聯模式。

　　我不知道，如今的一號首長會怎麽做?但我知道，一道堤壩，一旦裂開了一條縫，帶來的後果就是有無數道縫隙會隨後出現。

　　我知道，在歷史上，學習紅寶書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思想的浪潮開始拍打我們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我們雖然高喊著唯物主義，但做的事情卻很不唯物主義。

　　三十多年前，一群熱血青年高喊著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 帶來了一場中華大地幾千年來都從來沒有過的思想地震，也鑄就了我們這個紅色國家的基因。

　　現在，我們也在高喊著口號，只是這個口號越來越偏離德先生和賽先生了。

　　我們該怎麽辦?

　　我們此時正站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上，向左，就是個人崇拜，向後，就是後退妥協。

　　風暴似乎在慢慢形成，一旦風暴來臨，帶來的會是什麽?

　　是狂歡，是激情，是熱血！

　　一場絢麗的煙花過後，留給我們的會是什麽?

　　我們還要繼續走上蘇聯人的老路嗎?我們該何去何從?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腳步慢下來?

　　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這句話中國人喊了幾千年，是時候來實現這一點了。

　　如果一號首長選擇向前踏出一步，這將會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飛躍的一步。

　　我期待著來自中央的聲音，我也期待著我們這個新生的紅色大國能夠踏出他邁向新世界的第一步。

　　如果我們的理想依舊如三十年前一樣堅定，如果我們的熱血依舊如三十年一樣熾熱，如果我們的初心依舊如三十年前一樣純真，那我相信，我們會邁出我們想要的那一步。

　　我叫新紅旗，我此時此刻才算是真正地有些理解了，當初那群熱血的青年，為何要喊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

　　那是因為他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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