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那裡又怎麽了?連這段過度的一月之期都堅持不住了麽?。”

　周淮安隨口問道:這個在另條時空線上做了後唐明宗的虎狼驍雄之輩，卻不知道在這個魔改時代還能給自己多少意外和驚喜呢?

　“卻是有人假冒我太平軍的使者，暨此想要騙門偷城。只是最終還是被那李嗣源給識破了，一番苦戰之後將其擊滅;但是所部難免損失不小，也逐漸要控制不住局面了。”

　李師成卻是再度露出習以為常的苦笑來:

　“如今井陘和飛狐陘易手之後，在上黨趙軍降將張文禮的勸說之下，太行北路毗鄰的趙、磁、刑、洺四州，都已然相繼有地方守將向我軍輸誠了;”

　“倒是其他位於河北腹地的冀、深、易、定四州，還在出外自稱兵馬都虞侯的衙前將李弘規領頭之下，堅拒頑抗並且伺機攻戰真定府(鎮州)。此間內情，便是其麾下投奔而來的一員偏將符習所稱。”

　“所以?”

　周淮安繼續問道:

　“是以據其所稱短時間內，真定府城門四閉而內外失聯了。偶然城外有人抵近窺探，也之聽到過隱約嘶殺喊聲;同時城外流渠內血色數日不絕。”

　李師成這才總結道:

　“興亡皆是百姓苦啊！”

　周淮安再度歎了一口氣:

　“李嗣源或許自有取死之道，但是普通百姓卻多有無辜的，好歹也是日後重新建設國家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人力資源，沒必要無端死傷太多了！”

　隨後他轉頭對著側立在旁的虞候長米寶，及候命的一乾參軍道:

　“擬文傳訊給正在大名府(魏州)主持後續事宜的柴(平)中郎，問他能否能組織處一支偏師來，想辦法靠近真定府所在，好好探明當地的情況並且伺機而動。。”

　“再替我問一問天平軍的曹翔和河陽軍的諸葛仲方，他們的麾下人馬還能打得動麽?能的話，就設法牽製一下冀州和定州之敵;至少不要令其輕易離開防地。。”

　“再讓正在代北的葛從周部，發兵一支從蒲陰陘進入定州境內;已經接管上黨境內的許毅將部，也分出一支部隊自井陘進入鎮州(真定府)境內;設法取得一個前進據點。”

　布置完這些對策之後，周淮安也暗自歎了一口氣。隨著天下一統在即而只剩下幾個邊角之地，無論敵我戰爭的節奏也一下變得急促起來。計劃內穩扎穩打緩步徐進的戰略部署，卻總是被層出不窮的意外和變數所打亂。

　好在之前努力休養生息、種田暴兵積累下來的底子，還算是比較殷實和穩定，就算是幾次三番的追加計劃外預算和額外動員之下，也沒有影響到大體的生產和建設項目。所以，在短時間再打一場大戰的花銷還是可以拿得出來。

　而另一方面，這成德鎮所具有的十一州之地，也許就收復中原最後的決勝之地和為天下一統手尾的大規模作戰機會了;所以無論是正在河北還是周邊的太平軍部隊及其將領們，都未免有些浮躁和激進起來了。

　河北三鎮當中軍隊最眾、最為兵強馬壯的無疑是盧龍鎮;而人口最多也物產最富庶的則是魏博鎮;但是地盤最大而資源最豐富的，反而是原本就坐擁八州之地，又吞並了易定軍和昭義軍的成德鎮。

　所以在短時間內以較大的幅度增加財政赤字和挪用建設項目支援的代價，比較完好的取得成德鎮大部分人口資源在內的遺產;還是相對利大於弊的結果。但前提是不能持續太久，不然影響到其他戰線的進程了。

　畢竟，如今在大都督府內部也不乏，關於太平軍用兵頗繁而幾乎無日不戰的議論聲;尤其是對於西南(南詔)、西北(河湟)還有遼東(新羅)這三條，已經明顯屬於外線戰爭的持續投入，已經出現質疑之聲了。

　畢竟，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人出於自身眼界的局限性，所能見到的就是天下一統在即，而亟待休養生息和生聚實力的現實;而覺得相應的征伐完全可以放到日後，數年或是十數年的準備再作部署和謀劃;而沒有必要如此倉促行事或是急於建功。

　自然也沒有作為跨時代的穿越者熟知歷史走向的前提下，對於有限戰略窗口期的概念使然。只是目前周淮安自起兵蕩平天下以來，所在不斷的勝利和建設成果積累起來的權威和信心，讓人還不至於敢於公開質疑和反駁相應的戰略眼光和長遠布局。

　但是這對於一個良好運作的政權組織來說卻並不是好事情，任何事物都有一個過猶不及的底線和尺度所在;一旦超過了就變成了盲從盲信的慣性和依賴;這對於將來政權的發展無疑是埋下巨大隱患;因為熟知歷史和眼光長遠就不意味著不會犯錯。

　只要是人類都不可能完美無瑕或者說永遠不會出現錯失的。而身為國家層面上的最高領導者，無論是在具體事項還是方針政策上，一旦犯錯之後被執行力所層層貫徹放大的結果，也是格外可觀和災難性的。

　作為掌總一切的最高領導人，如今的周淮安需要重點關注和負責的，主要是軍事、情報和外交，人事/監察、財政和宣教等主要六大領域而已。至於其他方面的內容，也是隨機性的抽取和過問一二，或者針對具體出現的問題進行裁斷和指示。

　畢竟，他也不能確保自己子孫後代，也能像自己這樣兼顧質量與數量的高效率處理事務，畢竟現代穿越者只是個例。而後世那位明太祖豬爸爸充滿了工作狂兼控制欲的做法，在後來的歷朝歷代當中演變出的各種么蛾子，就是最好的例證和教訓。

　反而是唐代到宋代期間所演變出來這種政權架構體制，反向約束和限制了古典封建時代，君權肆意妄為的外延同時，也多少確保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中央集權和皇權為核心的統治架構;只要再根據形式變化和未來預期發展方向，進行補充和維護。

　因此，就算是後代當中有人怠政;但只要不要再出現李林甫、楊國忠那樣獨相專權的話，以國家體量之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和正常人才選拔的流轉淘汰機制，大多數問題都是有其兜底下限，而不至於一步步崩壞到實在難以收拾最終結果的。

　所以，在周淮安預期的未來新朝框架當中，日後的國家政權運行中首當其衝的相權，會被進一步的細化到十三分司及各個直屬部門首腦身上，將會他們組成專門的執政聯席會議(政事堂)，來商討和決議國家運作的日常事項。

　而十三分司長官，直接升格後沿襲前朝六部體制叫做尚書、侍郎，比同九寺五監的直屬部門長官則為總長、次長;再在其中選拔一人統籌協調主持會議的領頭人和若乾值守執政聯會的副手，就叫總理事務大臣和副大臣;比同中書門下令及諸仆射。

　因此，在執政聯席會議上出席的皇帝，通常只是根據事先審核過的聯席會議議題，對通過的決議進行最終核準，或是對其中爭議做出裁決，或是對於牽涉到突發重大事項，進行概略的指示就可以了。

　但是，在皇帝可以對於執政會議的決定，予以留中不發或是駁回再議的同時;身為總理事務大臣和副大臣本身達成一致後，同樣對於來自皇帝關於執政會議內容的指示和決策，擁有封駁返宦的便宜之權;以便重新溝通和權衡。

　而在執政聯席會議之外，又有作為最高領導人自己所召集的內廷會議;也就是直接接受來自軍事、情報和外交，人事/監察、財政和宣教等主要六大領域，及其相應負責人的專項報告或是根據具體情況召集的聯合會議。

　但是作為某種意義上的優待和特權，包括總理大臣在內少數幾個被指定的政事首腦，也是可以列席旁聽皇帝直接召集的聯合會議。以決定在執政聯會上通過享用配合和協調行事的事項，比如對外發動戰爭或是局部的平叛，推行改土歸流之類的邊疆政策。

　這樣就形成了內廷會議和外朝執政會議，相互有所交集又相對獨立的製衡格局;

　而在眼下，能夠作為具有旁聽資格的特別優待例子，也只有區區三個人選而已;比如剛剛從劍南三川並峽江路的善後處置大使任上，來到洛陽進行述職的首席軍事訾議楊師古。還有就是宣教總監羅隱，身為政務官之首的民司判事兼左參議樊綽。

　然後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軍隊，在基本與政務系統脫鉤的同時，也沿襲了太平大都督府下的基本框架:

　即戰時指揮和戰區守備(討擊統將、別遣正將、戍防官)、日常事務管理(各軍中郎將、左右郎將、郎將)、人事和財政(虞候司和軍計處)，風紀和監察(兵司守備科和糾察科)、裝備和後勤補給(材官處和輜務科)的相對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