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濤頭一線來，

　　樓前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

　　更看銀山十二回。”

　　蘇軾《望海樓晚景五絕》

　　——我是分割線——

　　而在杭州錢塘城中，周淮安也終於開始接見地方士民的代表，以及在特定的場合上和活動中公開露面，以宣示相應的統治權和控制力所在。

　　如何將已經取得的軍事勝利和戰果，迅速的轉變成為政治、經濟上的收獲和資源產出上的加成，這無疑是一門重要的學問。比如對外震懾敵人，對內壓製矛盾的權威和影響力;

　　又比如充分發動和利用新佔領的土地人口，將其迅速轉變成為新體制構架下，支持後續軍事行動和戰爭潛力的現成資源。然後，這又涉及到了組織建設和官僚體系培養的問題了。

　　至少直接掠奪財富和人口作為戰爭紅利，並令佔領地方畏懼你得武力相對容易。但任何想要深入一些點的社會變革，光靠傳統那種軍事征服手段上揚名之後，就天下聞風景從的套路和投機模式，是沒法完全滿足相應的需要的。

　　而歷史上大多數政權和領導者得以發展到了這一步，這不就得不在現實中有所取舍和妥協了。

　　畢竟窮苦百姓可以發動起來匯聚成動搖社會基礎的巨大力量，但是想要有效的操控之並且轉變成建設性的力量，就相對困難的多了。因為他們普遍受教育程度和見識水平太低，以至於很難成為支撐政權底層的基乾力量。

　　而從前朝體制下沿襲下來的舊屬官吏，及其背後的世家門閥所代表的大小地主階層們，才有可能提供相應有足夠時間脫產學習和培養出來的人才，作為構成王朝官僚體系的候補和新血。

　　而自古以來改朝換代之際的帝王們，莫不是在這兩大群體之間權衡取舍著，以保持相應的製約和平衡，再加上人口銳減導致的生存壓力/土地兼並大為緩解，最終締造出所謂的開國盛世。

　　故而，任何號稱要吊民伐罪的農民起義軍/反叛勢力，發展到最後想要組織起政權並完成坐穩天下的蛻變，就必不可少要放棄大部分的初衷和理念，來吸收這些舊有體制的熟練官僚和世族精英。

　　所以以有唐一代為例，對於五姓七望為首的山東士族，基本上就是有拉攏有打壓而貫徹始終的基本國策;一方面這些在地上擁有很大輿論和語話權的大族顯望，對於家天下的皇權就是天然的威脅和隱患。

　　但出於政權架構穩固的緣故，又不得不依靠他們世代擁有所謂治學傳家，所培養起來數量龐大的族人子弟、門生故舊，以及相應影響力所能夠號召到的更多士人，出仕李唐政權而填充到各級官府組織當中去。

　　所以在貞觀之治道開元盛世的前一百年跌宕起伏的王朝演變當中，唐王朝都在努力分化瓦解這些舊有世族門閥的影響力，一邊用科舉製吸引到更多在野的寒門庶族人才，作為製約和對抗的力量。

　　於是等到了中唐以後，這種隱形的國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功了，但也可以說是基本失敗了。因為作為王朝需要壓製和分化瓦解的對象，世家大族們在地方上影響力已經嚴重衰退，而逐漸讓位於於藩鎮割據中的地方武人集團。

　　但是作為相應求生求變的手段，這些世家門閥開始轉入兩京為代表的權力中樞，而從方方面面滲透到了朝廷的體制當中去，而成為大唐政權中密切相關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同樣因為掌握了中樞權利而又擁有比常人更高的起點，更多的直接間接這政治資源和人脈影響力，導致這些世族門閥的子弟很容易就能獲得清貴美職或是權柄之要。

　　然後過雪球式的加這些政治資源和權位上的優勢，進一步的疊加和穩固下來沿襲給自己子弟族人之後，也就在沒有那些出身微賤卑下，或是寒門庶族中人什麽事了。所謂諸多兄弟父子同榜，三代再閣的宰相世系就是這樣誕生出來的。

　　最終當皇權用來異論相攪，引入競爭和活力的科舉制度，也變成高門甲地之間通過“通榜”“行卷”等方式，相互利益交換和政治妥協的工具之後，已經無力改變什麽的大唐王朝，也就自然而然的迎來了他的末世之期。

　　而中晚唐以來，因為上升的通道被逐漸的淤塞和堵死，失去了正常出路的寒門士子，就紛紛投身到各地藩鎮的幕府當中，而成為地方對抗中樞的推波助瀾之勢。進而在天災走投無路之下，投身到此起彼伏的民間起義中去。

　　從某種意義上說曾經屢試不第的鄆州人黃巢，也不過是其中集世代之怨望而應時而起的風雲人物之一;而整個五代十國期間世家大族和門閥政治殘余的崩滅與衰退，也可以說是這種最終反噬的漸進產物。

　　但是同樣可笑的是，因為這些世家大族已經與李唐王朝捆綁太深而利益同體的緣故，到了這個王朝末期，反而是想要救亡圖存最為中堅的力量，而很是湧現出一大批忠臣良將來。雖然依舊沒有什麽卵用了。

　　但是周淮安顯然要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另一種讓一切更加徹底的天翻地覆，也充滿荊棘與艱辛的鼎革之路。所以需要盡量從一開始就盡量根絕和排除，各種舊勢力的殘余影響和流毒。

　　而這座錢塘城也不會例外的，然而情況又略有所不同。因為這裡既有內陸那些名城大邑一般發達的水鄉河網和灌溉農業，也有類比廣州、交州之類繁榮的商品經濟和河海貿易活動。

　　作為杭州的州治和境內首屈一指的大城和名邑，錢塘城以柳浦和吳山分別為新舊城的核心，構築周回長約三十六裡又九十步的數段新老城牆。

　　而城中新舊七十三坊總計有戶四萬七千，口二十一萬有余，幾乎三分之一的人家都在從事船運、行商或是絲織、造紙、金銀匠做等工商業相關的行當。

　　由此產生的富家巨室比比皆是。因此站在高處望去可見，除了城坊牆圍間連片烏棚灰瓦，還好些高低錯落的亭台樓閣和園林的輪廓，散落、依傍在低矮吳山上下和新舊城交接腹心的小內城附近。

　　個中的主人，也是眼下的錢塘城中需要甄別和區分的一個特殊群體。其中既有可言上溯到東吳孫權時代，朱張顧陸的吳中四姓;又有王謝袁蕭，乃是兩晉之交永嘉年間衣冠南渡的淵菽。

　　當然了歷經歲月如歌摧折下來，既然“舊日王謝堂前燕”都競相”飛入尋常百姓家“，能夠留在杭州這邊的也只是諸多旁支遠宗中的家系了。對於現代人而言，也就剩下可有可無的一點情懷和獵奇而已。

　　然後又有徐沈周方等，前朝數百年間才從周邊興起的土戶大族。自兩嶺、閩中渡海而來落地生根的陳林吳黃;在這裡因為長期經營海貿和河運，而號稱錢塘十六家的地域性商人群體。

　　當然了，因為古人“商而富置田，田多而治學，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他們大多沒能夠撇清乾淨屁股上的屎。最後能夠通過初步的甄選和摸底，再被推舉出來當作士民代表之一，到周淮安面前來陳情的也只有少數幾家而已，

　　而他們的表現和態度，也將決定著城中許多同等人家的去留命運。究竟是被先審判後抄家式的清算，還是勒令舉家遷移，還是接受就地的整改和閉門自省，或又是成為太平軍在地方上新的協力對象，加入到治下的經濟體系內來。

　　這次會見也被安排在城中最有名的會宴兼觀景場所，南牆邊外大堤用來錢塘觀潮的望海樓了。這裡最早甚至可以上溯到《史記-秦始皇本記》“始皇37年，東巡會稽，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的記錄。

　　然後在秦觀潮台的舊址上屢毀屢建至今已經是第五次了。最近一次還是焚於隋朝開皇十年的杭州楊寶英之亂，然後由初唐四大家之一的錢塘人褚遂良號召重建。

　　也算是天下諸多望海樓的同名建築當中，頗為古老的所在之一。簇立在長堤邊上一處旋階而上的宏偉高台之上，八棱五重灰瓦漆彩的塔閣式建築。

　　而從最底層的廳堂大閣開始，諸多緣柱上還題刻著歷代名家的詩文，從最早初唐大家褚遂良的《春日侍宴望海應詔》，到當代被稱為鷓鴣學士的鄭谷所做《潮頭詩》:

　　“浙江輕浪去悠悠，望海樓吹望海愁。

　　莫怪鄉心隨魄斷，十年為客在他州。”

　　而今天無疑又要加上周淮安“新”做一副半對聯子:“望海樓，望海流，望海樓上望海流，流芳千古千古流芳”。當他帶著護衛抵達這裡的時候，樓中的歌女正在琵琶、箜篌、蘆笙豎笛的伴奏下，唱當地廣為流傳的《金縷衣。聯選》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

　　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青天無雲月如燭，露泣梨花白如玉。

　　子規一夜啼到明，美人獨在空房宿。

　　空賜羅衣不賜恩，一薰香後一。

　　雖然舞袖何曾舞，常對春風裛淚痕。

　　不洗殘妝憑繡床，也同女伴繡鴛鴦。

　　回針刺到雙飛處，憶著征夫淚數行。”

　　而濟濟一堂的城中父老和士民百姓的代表，也紛紛起身又拱手鞠身對著拾階而上的周淮安齊刷刷拜倒下來。

　　“恭迎大都督的蒞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