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城邦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國家形式，外表特征是小國寡民的規模，本質特征則是由公民自治團體所組成的社會，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權利義務的政治體系。

　對於希臘的各城邦來說公民是構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們是屬於城邦的人。雖然君主製下的臣民也屬於國家，但因為國家屬於君主，所以他們歸根結底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歸屬的國家是公民共同體，他們是共同體的成員而不是任何個人的臣仆，這一點即便是斯巴達也是沒有任何異議的，所有城邦都以公民為重。

　一般說來，只有純屬本邦血統的成年男子才能成為公民，這樣一來佔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外邦人和婦女就被排除於公民團體之外了。不過在城邦演進過程中，公民資格也有變化，城邦形成之初，往往只有貴族或具備一定財產資格的人才能成為公民，下層平民在城邦民主比較發達的時代才獲得公民權。有的時候，因貧窮等原因不能履行公民義務者就會失去公民權。

　只有當戰爭危機或公民人數不足時，才會吸收外邦人和被釋奴隸成為公民團體中的一員。

　不過這些變例並不影響公民的實質意義，城邦是公民共同體，只有公民才屬於城邦。獲得公民資格，就意味著成為城邦的一分子，而沒有公民資格的居民雖然生活於城邦中，但不屬於城邦。希臘人稱呼“雅典人”、“斯巴達人”的時候，他們指的僅僅是雅典或斯巴達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外邦人被視為僑居的客民，婦女和奴隸僅屬於家庭成員。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為家庭和村社的成員，成年後，經過莊重的儀式取得公民資格，這時他才進入城邦公共生活領域，成為屬於城邦的人。公民觀念的核心內容，就是公民對自己“屬於城邦”這種政治角色的認同。

　希臘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數人的一種特權，在與其他無公民權居民的對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鮮明地凸現出來。與邦內其他居民相比，他們覺得自己屬於城邦。與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這個城邦屬於他們。這種感覺十分真實。他們個人的安危榮辱，首先取決於城邦的命運。當城邦滅亡時，首要的受害者是他們，奴隸依然做奴隸，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們卻失去了公民特權。失去了城邦，他們就淪為奴隸或外邦人，有時還遭到集體屠殺。城邦強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們。別的好處且不說，他們最珍愛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裡才能得到的。所以公民觀念首先是一種特權觀念。

　公民的這種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進過程中部落成員保留下來的一項“歷史權利”。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員間的血緣紐帶被視為神聖的，血緣部落與外人之間的界限非常嚴格。同一血緣集團的人自視為一個“自然”的整體。這種“自然”的整體在希臘人的觀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強。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壇、聖火和祭司。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進入，其公餐(神餐)和佳節也只有他們才能參加。部落的神絕對排斥外人，在這方面，有嚴格的禁忌。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窺見祭儀亦為不祥。這一切都在部落成員與外人之間形成了堅深的界限，也無形中使部落成員產生與部落一體化的感覺。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於血緣關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聯合。由部落演變為城邦，部落成員成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人們仍然以部落時代血緣和宗教共同體的觀念來看待城邦，部落時代個人與社會整體的關系仍然影響著公民的觀念。正如法律史專家梅因所說:“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認為，凡是他們作為其成員之一的集團，都是建築於共同血統上的”。

　盡管在城邦形成和演進過程中，血緣關系逐漸解體，外邦人不斷被吸收和同化於同族人中，血緣關系已經變得混雜，城邦遠不再是“自然”的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視為“自然”的，即血緣的團體。人們仍然以血緣關系的觀念來看待公民內部關系。這被梅因稱為“最早最廣泛的法律擬製”，即在法律上假定這些外來人也來自他們的同一祖先，將所有“屬於城邦的人”即公民假定為屬於同一血統、同一原始家庭。這是公民團體一方面自我封閉和極端排外，另一方面在公民內部產生對城邦歸屬感的重要根源。

　事實上在斯巴達，全體公民屬於同一祖先的後代這種觀念，在城邦形成後的數百年當中仍是真實的。整個公民集團都屬於征服者部落的成員。在數百年中，極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達的公民權。斯巴達人的生活中也沿續著許多部落生活的習慣，如公社集體所有製、公民內部的平等、公餐製等。與雅典類型的城邦相比，斯巴達實現了更高度的統一，應該與此有關。柏拉圖曾虛構了一個“神話”，說城邦的人本為一土所生，互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歷史根據的。他企圖將全城邦變為一個大家庭，每個公民完全融合於城邦整體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也應該有一定的現實基礎。

　所以希臘人的公民觀念與近代公民觀念有很大不同。西方近代公民觀念源於社會契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國家是平等獨立的個人的集合，公民權是受法律保障的個人權利。然而希臘公民是“屬於城邦的人”，他們也就沒有與城邦分離的意識和要求。在他們的心目中，“公民資格不是擁有什麽，而是分享什麽。這很像是處於一個家庭成員的地位”。

　在西方，權利概念形成於羅馬私法，希臘人還沒有權利觀念，他們所謂公民權，只是指公民資格或身份而言，還不是一種個人權利。

　公民集團的狹小及其封閉性和排外性，猶如恆星塌縮帶來物質的高度凝聚和密集一般，帶來了城邦內部緊密的生活，這無疑又強化了公民內部一體化的心態。他們把城邦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自己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個人沒有獨立的價值，他的價值依賴於整體。他的財產、家庭、利益、榮譽、希望，他的**生命與精神生命，他整個的生活甚至死後的魂靈都屬於城邦、系之於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

　所以公民們拚死維護城邦的獨立和自主，與城邦共存亡。在城邦間的戰爭中，戰勝者有時要將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殺掉。在城邦內部政治生活中，人們往往圍繞著公民權展開殊死鬥爭。享有公民權的十分珍惜它、維護它，沒有公民權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權的要恢復它。

　公民權誠然能給公民帶來某些實際利益，然而也使他們承擔沉重的義務。這種義務有時甚至會使他們破產和喪命。所以他們爭取公民權不僅是爭取由公民權帶來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從而使自己不被排斥於城邦之外。這種屬於城邦的感覺在希臘人的觀念中十分重要，受到褫奪公民權和驅逐出城邦的處分， 其嚴厲程度僅次於判處死刑，因為它等於剝奪了一個人的精神生命。

　城邦在公民心目中如神物一般。公民們賦予它絕對的政治、宗教和倫理權威，能夠全面地支配和乾預個人生活。公民的**與精神、個人與家庭、財產與婚姻，都受城邦的統製。個人是城邦的工具，生為城邦，死亦為城邦。這在斯巴達最為明顯。即使在雅典也是如此。雅典人認為他們的身體“是給他們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一樣”。而他們培養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為著要給他的城邦作一點顯著的事業”。

　就連亞裡士多德也明確地聲稱，“我們不應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們毋寧認為任何公民都應為城邦所公有。”他認為，甚至公民企圖自殺都應受到懲處，因為它使城邦喪失一個公民。每個公民從出生起，城邦就是他的最高監護人，要按城邦的需要來撫養和教育，於城邦無用的殘疾人沒有生存的權利。

　斯巴達就是典型不允許父母按自己意願養育後代的城邦，斯巴達認為在孩子生下後，要由部族裡的長者代表國家檢查嬰兒，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丟棄到山裡不準撫養。這一點即便是在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設計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這一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