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神宗,識人不明,專用庸將,專兵於西夏,結果呢?攻必不克戰必不勝,那也只能叫做丟人四方了。
熙寧七年,宋神宗派韓縝和遼國談判,卻割地六百余裡。
熙寧八年,地處南方的大越國派重兵進犯廣南西路,南方除了邕州地方官蘇緘率眾頑強抵抗以外,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望風而降。
熙寧九年,郭奎率軍三十萬遠征交阯李乾德,於富良江之戰大破其軍。可是,因為北方的禁軍不適應大越國潮濕的天氣,導致部隊病亡過半,不得不接受大越國的乞降,罷兵還朝。
結果,邕州被屠城,三州之民被劫掠到大越國一事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至於,宋神宗一直灌注全部心力去對付的西夏國。
主動進攻的時候,更是鮮有勝跡。
熙寧年間,
熙和路之戰,
大宋朝之所以能夠從陝西路向西攻取了青唐吐蕃和角廝羅等政權,拓地兩千余裡,建立熙河,並對西夏逐漸開始佔據戰略主動。
這可是大宋一代名將王韶個人的功勞。
王韶上了那道著名的《平戎策》之後,宋神宗給了王韶什麽樣的官職——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說穿了就是一個要人沒人,要權沒權的一個弼馬溫型的蒼蠅官。
如果不是王韶個人能力通天的話,就算再換一個人去,也根本就拿不下青唐。
就是這,王韶最後還是和宋神宗在處理青唐事宜的問題上,起了很大的衝突,最後被變為地方官。一代儒將,費勁心力,卻是落得這樣一個下場。
五路伐夏
元豐四年,趁西夏國內亂之際,
大宋國發動了五路伐夏之戰。
由於宋神宗不放心其他將領,便專任高遵裕監督其他各路人馬。
結果呢?
有能力的太監根本就不鳥他,李憲守在自己攻下的蘭州城,根本就沒有去和高遵裕匯合的意思。
而沒能力的太監和有能力的將領卻被這廝坑慘了。明明就要攻下靈州城,卻因為宋神宗看好的高遵裕嫉賢妒能,坐失良機,將一場快要打贏的戰役生生打成了大潰敗。
這個五路伐夏之戰,由敗轉勝的罪魁禍首——高遵裕,如果不是蔡道進言的話,他就僅僅是被貶到荊湖北路,在那個裡汴梁城不是太遠的地方養尊處優呢。
不處理高遵裕敗軍之罪,真得是因為這廝是太皇太后高滔滔的親伯父嗎?
其實,根本就不是這個願意,宋神宗之所以沒有重處高遵裕,完全是因為他自己的顏面。
還有那個徐嘻,很多人,包括蔡道都已經一再警告過宋神宗,千萬不能任用這個只會耍嘴皮子的書生乾預軍事。可是,宋神宗卻仍然一意孤行,沒了歷史上的永樂城之敗,徐嘻卻被安置到了蘭州城。這一次,蔡道雖然暗中讓沈括丟了官職,卻讓他避過了永樂城之敗的罪責。
結果呢?
自然還是沒有好結果,種諤那一次也被坑慘了。他是深受其苦啊!
種諤負責鎮守的蘭州城,卻被徐嘻這個書呆子給丟了。
至此,五路伐夏時僅存的勝果,也被宋神宗那神一般的識人能力給徹底葬送了。
僅就這一點而言,宋神宗卻和宋仁宗有著極為相似的共通點。不過,宋仁宗當政時期,和西夏之間戰爭,更多的是在防守的時候遭受了非常大的失敗。
高滔滔休養生息的策略的確是對百姓們有利,不過,這卻是有一個前提條件。
風調雨順。
特別是北方地區,田地裡每年只能耕種一季的糧食,如果風調雨順的話,老百姓們即便是沒有寸土的佃戶,也能生活的很好。
可是,一旦遭遇了罕見的自然災害,再加上地方官員上下齊手,貪汙日常的稅收和朝廷撥付的救災糧食。這樣與民休息的政策,也就很難見效。
況且,如果,大宋朝汴梁城裡的倉庫和歸屬於皇室的內庫中沒有足夠應對災年的糧食的話,那別說安居樂業了,經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更是成為了空談。
這個世空,就是因為蔡道的存在,才讓宋神宗推行了那個藏富於民計劃,讓在王安石變法中得到的糧食和財物,並沒有留下來太多,而地方的府庫和常平倉更是被他在暗中主導的碩鼠計劃掏空了。
就這樣,連續三年的乾旱,已經讓原本財政良好的大宋朝又一次回歸了宋神宗繼位初期的模樣。
簡單的來說,就是一切都歸零了。
這一次,是真正的歸零了。
這一段時間,屬於戶部的糧倉早就入不敷出了。而文彥博和呂公著從內庫當中借下的糧食和財物不但沒有能夠及時歸還,而且還越欠越多。
反正,看那樣子,即便整個中原再來一次元豐六年那樣的大熟場面,也根本歸還不了對內庫的欠款。
這無疑,讓文彥博和呂公著這兩個聲名不佳的丞相,在官員和百姓當中變得更差了。
而且,就連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名聲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牽連和影響。
畢竟,文彥博和呂公著雖然是司馬光召集入京之後,才當上丞相,可是,表面上來看,這兩個人的確是高滔滔自己下得旨意,也是她親自任命的官職。況且,司馬光早在元豐八年就已經被氣得吐了血,一直躺在病榻之上無法言語,更不要說理政了。
不過, 呂公著並不擔心自己死後,後來者會改變他的政策。接任他位置的人,卻是之前在汜水關床下偌大名聲的呂大防。
元佑三年,呂公著遜位,呂大防就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提舉編修《神宗實錄》。
元佑四年,呂公著便於3月17日病故。
同一年的春天,大宋朝的京畿地區以及河北地區再次遭遇旱在,雖然這兩地地方無論是受旱面積以及受旱程度都比不上去年,可是,卻讓太皇太后高滔滔徹底茫然了,而保守派大臣文彥也終於頂不住壓力,主動請辭了。
因為,執政的四年多時間裡,文彥博和呂公著可謂是毫無建樹可言,特別是京畿地區,自他們掌權之後,可以說是年年遭遇各種各樣的災荒。
元豐八年河東路的大雪災和元佑元年的旱災,那個時候,反生這些自然天災,還有李憲、蔡確和章惇這些人替他們背黑鍋,天下的臣民也還能夠諒解他們執政的艱辛。可是,從元豐元年冬天開始,京師就一直受到旱災的困擾,京畿地區的百姓對於這一點印象尤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