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些原汁原味的“鄉土文本”很感興趣。看到有紅白理事會的活動，我記得這個理事會是由臨高的天主教會、新道教聯合辦理推廣的，對此很感興趣，便問了問這個理事會的工作情況。

　　老霍說紅白理事會的確做了不少事，特別是他們在村裡搞得“澳洲禮儀”，因為場面隆重，花費又不多，最近愈來愈受到村民的歡迎了。問到具體做法，原來理事會采用信徒義工體制，各村天主教徒和新道教的信徒在本村村民有紅白事的時候要出義務工，至於需要的各種儀式用材料、道具，都由理事會免費提供。主持儀式的司儀和誦經超度也由兩教免費提供，很受群眾的好評。

　　翻到村班子最近一次民堊主生活會的記錄，今年6月15日，內容鄉裡隨機組織村民代表對村長、副村長等3位村幹部進行無記名投票評議，3位均得15張“工作成績肯定票”，可見村班子是得到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幾頁，看到有一頁是村裡的民堊主生活會，參加的除了村乾還有村裡的牌甲組頭們。我注意到裡面記錄了一位叫郭晉的組頭髮言:“我今年經常被鄉裡抽調借用，很少參加村裡的工作，更談不上起帶頭作用或幫助群眾，希望大家給我提出寶貴意見，給予幫助。”接下來還記錄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婦女委員發言:“我作為一名女幹部，還是社會調查部杜主任的聯系對象，也很少參加村裡的工作，隻認為搞好上級特別是杜主任直接交辦的中心任務就行了，對自己村裡的事很少過問，今後一定要努力工作。”無需多說，兩位基層幹部直白的話，客觀反映了一些地方農村幹部被多處使用的現狀。

　　看到村裡有婦女委員，我有些奇怪:我走訪了很多村子，除了臨高老區一部分村子設有婦女委員之外，大多數村子都沒有。潭口既不是模范村又不是老區村，怎麽會設有這麽一個職務呢?

　　我詢問了老霍才知道，原來該村是社會調查部主任杜雯直接蹲點的村子，所以這個村的裹腳情況、打罵婦女和女性掃盲情況都比周邊的村落要好，特別是裹腳，在社調部幾次“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運動之後已經完全絕跡。

　　看來，我們的婦女工作也包括目前許多迫切需要掃除陋俗的工作，搞“三和一少”是不堊行的，對某些重點落後地區就是要多煮“夾生飯”，充分運用法律和專政的武器。

　　我提出要見一見這位婦女委員，老霍很快就把她叫來了。原來霍守英是老霍的遠房族侄女，看年齡不過二十出頭卻已經成了寡婦――萬惡的孔有德兵變害死了她的親人，現在她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了。

　　可是從她的面龐上，你看不到一點頹唐的感情。看得出她對這裡的生活和工作都充滿了熱情。我注意到她剪了短發――要知道這裡的農村婦女雖大多不再梳過於複雜的發髻，卻很少有人剪短發。

　　“這樣洗發梳頭的時間就可以少很多。”霍守英說，“多出來的時間正好用來學習工作。”

　　交談中我得知她是杜雯親自挑選重點培養的婦女幹部，馬嫋農講所的學員，最近還去參加了三個月的“婦女幹部專訓班”。和她交談之後我發現她不但新話說得好，對元老院的政策掌握也很強，說起村裡的工作頭頭是道，還多了一份女性的細心之處。

　　談起村裡的婦女工作，霍守英說經過杜首長幾次帶人來“整頓”，現在打堊老婆風氣已經有所收斂。但是村民大多對這一工作不理解，不讚同，多數人認為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包括許多婦女也有相同的看法。

　　“……有些婦女自己經常被丈夫打罵，卻對我們的工作說風涼話。”霍守英述說的時候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甚至有人拿俺說笑話，說俺現在跳得歡，等以後有了婆家一樣叫男人摁在炕上抽光腚……”

　　她講得時候雖然是用說笑話的口氣，但是看得出這位婦女幹部內心是有很大的波瀾的。看來在農村要移風易俗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隨後，我們又談了其他事情，說到了許多我走過的各個村落都被反覆提到的民生問題:彩禮、搞破鞋、光棍扒廁所……她還提到了男幹部很少提到的婦女生育問題。

　　“現在大夥生活安定，有吃有穿，婦女們生娃的很多，連快沒了月信的婦女都有懷孕的，鎮上幾次來村裡宣傳‘到院生產’、“接生必須持有助產士執照”，可是俺們這裡鎮上有執照的產婆才三個人，根本應付不過來。再說去縣裡一趟也不容易。大多數婦女生孩子還是在家請抱腰老娘，婦女生孩子危險大，這幾年本村因為生產過世的婦女就有幾個，有的還是一屍兩命。”

　　說到這裡，這位婦女幹部的眼圈都紅了。我深感在衛生保健這一領域，我們要做得工作還很多。

　　交談中我感到這位婦女幹部工作態度非常認真，有一股子把事情鑽下去做到底的勁頭。

　　隨後，應我的要求，會計拿出了村裡的土地和戶籍檔案。不但有詳細的土地登記，還有略圖。全村的耕地塊非常整齊，是典型的我們測量員的作品。會計說:“這些耕地都是‘首長的徒弟’丈量的。每畝面積完全一樣。不再有大畝小畝的區別。”

　　因為畝的面積完全一樣，在分地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好地壞地的問題，當時總得原則是“以產定數”，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壞地多分。考慮這樣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戶的總收入。

　　但是會計說這樣實踐下來問題很大。分到壞地的農戶要投入更多的勞力去生產，反而加劇了他們的負擔。

　　“沒有大牲口，種20畝好地都吃力，何況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種三四十畝！”會計說，“很多人為了圖省事，就種不大需要伺候的紅薯、雜糧。為了這分地的好壞，村裡不少人有意見。要按照我們老家的習慣，好地壞地水田旱地，一畝的大小都是不一樣的，反而要公平些。”

　　關於這個情況，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村幹部和村民反應，看來我們工作中“拍腦袋決策”還是太多了，對實際面對情況的複雜性估計不足。

　　除了分地面積上的問題，農民的個人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出來，許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產，而天地會不組織生產他們熟悉的小麥、谷子、高粱，也不提供相應的種子和技術指導，許多農戶就采取粗放式的種植，產量很低。

　　會計說移民一開始有怪話:種了一輩子地，現在還要幾個南蠻子來當夫子，教自己種地。現在怪話少了，但村民還是很想種小麥。

　　這些鮮活的情況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農村工作要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畝地的實際面積並不一樣這一點，更使我體會到農村的數字概念有較大彈性，甚至可以由村裡人約定俗成。這一點不符合標準化，但在農村的確有一定合理性。如何能兼顧到合理性又能堅持標準化，看來是一個考驗我們執政能力的課題。

　　戶籍檔案因半年沒人查看，許多頁粘到了一起。我翻來翻去， 看不出農村人口的流動，除去生育和死亡人口，建村以來都沒有變化。但具體一打聽，有十幾個農民已招工去了臨高和瓊山，不在本村居住了。因為沒有遷徙戶口，戶籍檔案未能及時準確的反映。

　　接下來我走訪了村裡的幾戶人家，第一戶是村會計，他家裡有5口人，3個女孩，大女兒二女兒是妻子改嫁帶過來的，只有小女兒是在當地出生的。這樣的重新組合家庭在各個移民村落裡是很多見的。

　　他家分了30畝地，有水田有旱地，番薯年畝產500多斤，水稻年畝產300來斤，加上當會計的補貼，在村裡算是好的。因而家裡有較多的日用工業品，吃糧中的細糧比例也高一些。

　　從會計家出來，我又順路隨機走訪3戶農民。其中一戶中年兩口子帶兩個兒子，大兒子20歲了，年前在甲子煤礦打工肩部受傷後病退回家，如今在家務農，因為乾不了重活收入受到很大影響，沒錢也娶不上媳婦。小兒子最初在家，去年招工去了三亞，但也積不到什麽錢，春節前回村是空手進家門。老兩口現在的最大希望是是兩個兒子能找到媳婦--卻因為彩禮問題希望渺茫。

　　這個家庭的境況，是農村的一個小小縮影。以前我也調查過一些農戶，多數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輕人，經濟上對父母幾乎沒有什麽資助，自己能成家立業就算不錯。不言而喻，農民收入翻番的“帳”還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樂觀，要采取多渠道綜合增收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