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次鎮將以上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周士相都提到過“總動員”這個新式名詞。周士相將太平軍能有如今的局面歸結為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將士們舍生取義，奮勇拚搏;另一個則是對於人力物力的有效動員。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保家衛國之責！老話說有錢出錢，有人出人，這總動員就是叫咱們的百姓都為國家出力。廣東搞的建村設鄉，不僅讓百姓當家做主，有了自己的田地，有了自己的買賣，更重要的是，讓百姓們都知道咱們太平軍，都聽咱們太平軍的。

從前，鄉間都是由地主士紳說了算，官府要糧了，給個份額交待下去，知縣老爺往衙門裡一坐，等著地主士紳們把錢糧交上來，這種做法肯定是不行的。世間的事，但是涉及到了錢財之物，一過手，你再怎麽盯著，總會少。這裡少一點，那裡少一點，積少便成多，往往最終能夠收入國庫的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這種情況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咱們要建村設鄉，要把地主士紳的特權剝奪，不願意的，我們就要把他們消滅。村長、鄉長，都要用我們的人。當然，那些願意幫助咱們的士紳，我們還是要信任的，比起那些頑固不化、魚肉鄉裡的地主豪強，這些士紳是開明的，知道家國大義，這些是可以合作的對象，不能一棍子把他們打死。還有一些在我們沒來之前，堅持抗清的士紳，也要善待，不過在善待之前，我們卻需要和他們算算帳。如果從前不欠賦稅，那自是最好，若欠，也還是要讓他補的。不過補過之後，我們還要還給他們一些，用朝廷嘉獎的方式還給他們，甚至對一些有功士紳，還要給的更多，比他交上來的還要多。願意出仕的，視其才安置，實在不能治事的，則給以名譽上的照顧，使得他能在鄉間得到尊重，認同咱們。”

“只要我們能夠將百姓們全部動員起來，滿清也好，吳三桂也好，都抵擋不住我們。戰爭，拚的不僅僅是勇敢，也不僅僅是武器，更多的是拚的誰的人更多，誰的錢糧更多！”

周士相所提出的“總動員”政策最大障礙無疑就是盤結鄉裡的地主士紳。長達兩千年的宗族制度和皇權不下鄉，使得這些地主士紳成了地方的代言人，在一些特定歷史階段，地主士紳的另一個代名詞就是“豪強”。有明一朝，豪強並不曾出現，但地主士紳和他們的代言人讀書人卻把持了朝堂，把持了輿論，把持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在國家危機時，他們中有的選擇站出來抗爭，但在滿清的屠刀下，更多的士紳卻縮起了脖子，概因亡國不亡家的理念作怪。為了粉飾自己，他們將滿清入關視為順天應人，改朝換代，用種種理論為自己的懦弱行為開脫。

周士相一心為了滅絕滿清，自然不允許治下有任何內耗和拖後腿的存在，所以他要清欠。清欠是一種目的，也是一種手段。清欠的最終目的是打擊江南的士紳集團，削弱他們的影響力。而清欠本身則是為了在江南推行建村設鄉的一種手段，只有掃平削弱了士紳集團，建村設鄉才能沒有阻力的推進，從而使得人力錢糧資源能夠總動員。

清欠依舊在進行，最初的幾個月內，可謂士紳一視同仁，不管是否對抗清有功，一律視為清欠對象。這個舉措自然有些蠻橫霸道，不講情面，也最為人詬病。不少人認為周士相如此清欠，根本只在於聚斂民間財富。周士相卻深知，打一棍再給一根胡蘿卜的道理。那些所謂抗清有功的士紳，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秘密支持了錢謙益等人從事的反清事業，

其本質上仍是希望能夠享受從前明朝不納稅的好處。而這顯然是周士相給不了的，他和滿清一樣，都不會同意這些地主士紳不納稅。經過長達三十多年的戰亂以及惡劣的天氣影響，活下來的平民百姓手中的錢糧資源可謂少得可憐。就是現在的太平軍佔領區的一些地方，還因為災亂致使百姓不得果脯。前不久江西布政使李一粹上了一道奏疏，稱吉安府連年減產，有不少鄉鎮百姓舉家逃荒要飯，更有餓得實在受不了的竟易子而食。

這份奏疏自然不是送到南都的通政司然後呈到皇帝禦案前的，而是直接送到鎮江。

周士相看到這份奏疏後，很是難過，他起兵反清，不僅僅是為了報父母妻兒大仇，更是為了讓同胞能夠衣食無憂的活下去。可現在南都都光複了，江西卻還出現這種慘事，實令他難過自責，責怪自己處政不當。

命令火速往江西吉安調撥一批軍糧，並要李之粹竭盡所能安置災民，恢復生產後，周士相對於清欠的決心愈發堅定，因為他需要大量的錢糧賑災，恢復地方生產。即便短期內還無法使百姓豐衣足食，也至少要保證他們餓不死。不然，人都死了，還談什麽。

只是決心堅定的同時， 周士相也要蔣國柱和張長庚著手對士紳進行甄別，若確實抗清有功，或在鄉間有善名的，可予以發還嘉獎，以此來拉攏團結一部分士紳。事後甄別較事前甄別的好處在於，士紳的抵觸心理和感恩心理大為不同。

若清欠之初就給這些有功士紳特權，減免或不征，則他們以為是當然之事，對於太平軍不會感恩戴德，反而會有不滿情緒，畢竟這是從前他們從未遇過的事，就是滿清也不曾這樣乾過。可一旦他們被清抄完畢，欲哭無淚時，突然間官府又將他們被征去的錢糧發還，還給他們嘉獎，這心態自是馬上變了，加上那些不曾減免被革去功名士紳的下場，他們如何不感激太平軍對他們“刮目相看”。有了這次教訓，他們也會變得更加識趣，日後官府再有什麽舉措，他們只會配合，而不會針對。這就好比一個人突然被官府抓去，狠狠打了一頓後判他做牢，正絕望時，官府突然又糾正了從前做法，對他大為彌補，他心中只會有青天大老爺的想法，而不會有任何仇恨埋怨。

至於那些冥頑不靈之輩，周士相給了蔣、張二人便宜權力。換言之，就是該殺就殺，該抓就抓。在這個背景下，自年初開始，江南民間開始出現大量的“逃人”。

這些“逃人”和清廷圈地產生的無地充為旗下奴的逃人不同，所逃之人大半都是地主士紳。對這些因對太平軍政策不滿逃往北方的士紳，周士相並沒要各地嚴行緝捕，反要各地大開方便之門，任由這些士紳北逃。只是士紳一旦北逃，其名下田產房屋則皆數充公，分發當地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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