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大殿中的這些家臣，大多有著幾千甚至幾萬石的領地，屬於武士階層中的高級存在。看著他們，朱一凡腦海裡浮現出“武士道”一詞。他小時候就從電影和小說裡看到聽到過武士道。當時對武士道的印象是，一個打了敗仗的鬼子軍官一定會切腹自殺，並且在臨死前高喊幾句大日本帝國萬歲、天皇萬歲什麽的。在進了山下電子後，發現日本人平時不大提到這詞。偶爾在聊天時問到武士道的事時，許多日本人都是表情不太自然地敷衍一下:那不是什麽好東西，很可怕。邊說還邊小心地觀察朱一凡的表情。

　　倒還是井伊太郎對朱一凡說了一句:花是櫻花，人是武士。當時朱一凡並不知道此話的具體含義，還道是像《三國演義》裡”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似的同類比喻。直到有一天，井伊拿了一本叫做《忠臣藏》的小說給他看。

　　《忠臣藏》講的是日本武士道史上最有名的故事――“元穗事件”，俗稱“忠臣藏”。發生在江戶中期，一個叫淺野內匠頭的貴族與另一個貴族吉良上野介發生口角，淺野用刀刺傷了吉良，結果受到了切腹的懲罰。淺野的家臣大石良雄等四十多人，對於主人的死異常憤怒，於是衝入吉良家，殺死吉良全家，為主人報了仇。

　　對於這些家臣們的行為，當時的幕府一方面表示鼓勵，讚賞他們對主人的忠誠;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嚴重違反了幕府的法令，於是命令他們切腹自殺。他們集體切腹自殺後，幕府又在各地大肆宣揚他們的“義舉”，並且把他們奉為武士道的典范。

　　在中國古代，江湖結義時雖然喜歡說“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但大都是“死道友不死貧道”，即便有為兄弟報仇的，也看不到“集體自殺”的場面。可見日本的武士道有一種一榮俱榮，一焚俱焚的集團意識。

　　由此想到櫻花，這是日本人最喜愛的花。但單獨的一顆櫻花樹是沒什麽看頭的，一朵朵色彩淡淡、形狀相同的櫻花，遠遠看去像一群蜜蜂。看櫻花就是要看一大片，最好是同一品種的櫻花連綿數十裡。最奇特的是，櫻花一開俱開，一散俱散，像瞬間的禮花齊放，與武士道的一榮俱榮，一焚俱焚如出一轍。櫻花之美不僅在一同盛開之時，更在於一同散落之壯觀。雪花一樣隨風飄落的櫻花，是看花的，並且儼然象征日本最經典的武士道畫面――集體死亡之美。

　　至此，朱一凡才真正懂得了井伊為什麽會說:花是櫻花，人是武士。

　　“此刻這大殿上的家臣們也許會為一橋慶喜而不惜他們自己的生命吧。”朱一凡的心中閃過這麽一個念頭。“但我呢?我能擁有這樣一批為了我而不惜生命的日本武士嗎?我的中國人身份會是個障礙嗎……”

　　這時，一個正在匯報一橋藩收入、支出的家臣引起了朱一凡的注意，因為他聽到中根叫他澀澤榮一。

　　這個名字，朱一凡非常熟悉，倒不是朱一凡讀明治維新史看來的，而是此公實在是太有名了，經常被掛在那些日本商人的嘴上。

　　朱一凡曾經聽到過一個日本商人的感歎:我等商人能有今天，可以說是托了澀澤榮一公的福啊！

　　據史書記載，澀澤榮一在30多歲就成為明治新政府中的大藏少輔。但是，澀澤榮一卻做出了一件在當時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他遞交了辭呈，要棄官從商。辭官後的澀澤榮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製公司銀行，並由此開始了自己極具傳奇色彩的企業家生涯。業務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築等眾多領域，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被謄為“日本企業之父”、“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現代文明的創始者”，對日本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卓越貢獻。

　　但此人在朱一凡看來最厲害的一點是會立牌坊。

　　日本的傳統觀念受中國影響，都認為工商是民之末而加以鄙視。澀澤榮一作為貴族出生而棄官下海經商，在當時是遭人詬病的。但既然你想發財，或者說好聽點是認準了工商興邦的道路，那又何怕旁人說三道四?但他卻不，非要找理由，找依據來證明自己“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盡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與道德有虧。於是扯虎皮當大旗，寫了一本《〈論語〉與算盤》，大肆曲解論語，說什麽孔子並不反對富貴，孔子所反對的隻是不仁不義的富貴;如果是仁而義的富覺，孔子自己都會去追求。還引用了孔子的許多話，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自行束請以上，吾未嘗無誨矣”來加以印證。

　　還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 說什麽既要為儒，追求“內聖外王”的理想人格，又要為商，追求企業經營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貿之才。又提出了“義利合一”的經營理念。一是以公益為利，義利不分。隻要是對國家公眾有益的事業，就應該出於“義”去做，即使有所虧損也在所不惜;而有損於國家公眾的投機事業，必須舍棄。二是不應否認工商謀利活動有其正當價值，但必須用倫理道德對其進行規范指導。還用《論謀》中“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處也”作為他這一觀念的證據。

　　應該說他的這些理論不錯，破除了日本人恥言富貴的傳統觀念，為工商人士樹立了追求利潤的合理動機。但把這些都硬生生地與二千多年前的孔聖人聯系到一塊，就有點搞笑了。

　　如果聖人真的如他所論，對經商如此精通和推崇，那受他影響至今的中國還會是這般的模樣?還會受你小日本的欺負?

　　其實，儒家思想首先是強調人的修養，像“誠”、“信”、“禮”、“孝”等都是放置於四海而準的做人原則，不但是對經商而是對整個社會，做工的、行醫的等等，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如北宋趙樸說的那樣:“半部《論語》治天下”。

　　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個傳奇人物。

　　澀澤榮一也就是那個最年輕的家臣，臉上稚氣未脫，相貌平常，說話還有點結結巴巴。真難想像他在數十年後會有那麽大的作為，可謂“人不可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