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在南京舉行了的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儀式，這標志著中日戰爭正式結束。與清朝慘敗的日清戰爭不同，中日戰爭，盡管可以說贏，但卻隻是慘勝;而且是因為同盟國特別是美國人的卷入才使日本戰敗投降。倘若沒有美國，和族對於漢人來說，就可能是第二個滿洲或蒙古。每次念及這個假設，都會毛骨悚然。在貌似的自豪和驕傲面前，更加滋生出油然的恐怖。

　*軍國主義來推動近代化的日本模式，在1945年9月2日日本軍閥被迫於東京灣外的密蘇裡號好簽署令大和民族無地自容的投降協議後，走到了盡頭。但盡管如此，這並不代表軍國主義模式帶動現代化是錯誤的。二者並沒有必然關聯。直到今天，我們不應否認軍國主義對日本的近代化的巨大推動作用，因為這是事實。沒有軍國主義，日本就不可能逃避歐美的顛覆;沒有軍國主義，日本就難以走出幕府控制下的散沙一盤;沒有軍國主義，日本就不會打敗清朝，用中華的血淚賠款大副提高倭人的國民素質，就不能吞下台灣和朝鮮，膨脹小日本目中無人的民族自負。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軍國主義，日本人就不可能將憂患意識和武士道精神譜寫成強大的現實力量。二戰之後，在麥克阿瑟的設計和實施下，日本革除了有形的軍國主義，但軍國主義的精魂已經被揚棄到日本的國民性中，並成為鑄就日本經濟奇跡的必要鋪墊。

　撇去時代等因素和有關偏見，日本軍國主義與蒙古人的擴張其實可以相提並論。很多人對此不願提及，那有著太多的隱憂，會刺激我們民族心底的深痛。今天，我們對二者的軍事侵擾采取了不同的立場審視，原因一是因為蒙古席卷全球的年代已經久遠，樸素的民眾記憶已塵封。二是日本人很快就失敗了並受到了末日審判，而成吉思汗的蒙古沒有。由此，在我們形式上的成功背後，日本人的征服沒能深入人心，民族集體的痛苦意識深刻，仇恨情緒清晰。蒙古人的征服持久而深遠，消滅了我們任何政府或朝廷形式的抵抗，取得了合法的形式，建立了讓我們可以自欺欺人的貌似正統的可實際上卻並沒有漢化的元朝。加上其後滿清的再次征服，蒙元作為華夏朝廷的合法性以詐傳詐更進一層。於是，我們在對日本人咬牙切齒的同時，對蒙古人卻格外的認同。這形成了激烈的反差。我們不願承認標榜“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哲學，但骨子裡卻拜服如此。這同樣體現在葛爾丹和玄燁的爭奪中。在對待這場蒙古準葛爾人建州女真滿洲人的利欲熏心的角鬥中，我們仍然把我視角和同情放在愛新覺羅家。這隻是因為滿清是一個朝代，它勝利了，而準葛爾人隻是一個草原流寇，來不及建立統治漢人的朝廷之前就失敗了。

　從陸秀夫背負宋末帝跳下崖山後，奴性就再不可避免地永遠刻在了我們民族的脊梁上。現實的強權成為我們說話和思考的指針，而不是先驗的公正原則。所以，對六千萬被蒙元屠殺的漢人，以及漢人在蒙元政權時期的悲慘遭遇，我們的史書或輕描淡寫，或以“民族融合”化之，這種整體民族性趨向下賤是非常可怕的。正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

　蒙元滅亡南宋，那是無法阻擋的宿命。讓蒙古人從野蠻狀態崛起並席卷歐亞大陸，那是上蒼的天譴。偉大的文明在面對野蠻的暴力衝擊總是脆弱異常，這被歷史一次次證明。文化昌盛的南宋面對鴻蒙未開的蒙元覆亡於是注定無法避免。

　宋是中國史上時期較長的王朝中軍事上最脆弱的，但即便如此，文明柔弱的宋代軍民還是擊斃了讓歐人恐慌萬分稱之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當文天祥在獄中看到宋末的幼帝勸降時，悲壯的同時，我們隻的哀歎文明的末路。隻要漢奸們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堅貞不屈隻是個僵死的牌坊而沒有任何實用價值和生命力。漢文化第一次完全覆沒於蠻夷的水面之下，窒息的不只是漢人的自由更有華夏的精氣。從此之後，漢唐的風韻隻可能複興，卻不再有機會繼承。漢人偉大的不自欺的驕傲從此被封存為記憶。明朝的建立，在政治上遠離了民主，暴腥成為官議的殺手和奴役的幫凶。隨後，遷都北京，提防海洋，動手修建規模宏大的明長城的舉動，標志的不僅是漢人自信的失卻而且也預示著自主開拓精魂的遠離。被安史胡和沙駝突厥擾亂後的中國，隋唐雄風已不再，蒙古人的出現將秦漢的風韻和隋唐的榮光衝得支離破碎，而將南宋政權的徹底擊落則用超過能力的挫折改變了我們民族正常進步的大度。從此之後的漢人朝廷的行動和民眾歷史的書寫總有著矯造而不再流暢。於是，為了不在過分自卑的氛圍下生存，本隻為勃爾隻斤氏自豪並血流滿地的榮耀卻為我們斤斤樂道。可是，終究還會暴露出，這隻是掩蓋我們民族自身無能和已經偏執的幌子。

　憑印象或文字記載而沒有圖紙的古建築複製隻能是模仿，而不是再現。或許有形，但卻無神，更有甚者連形都不全。明王朝的出現，朱元璋的經歷，注定了明王朝不可能有隋唐的貴胄之氣，也不可能有兩宋對文化的寬容之心。明有史以來最嚴酷的一人體制的建立，體現了一個民族寬容與自信的喪失，地無以複加，血腥也就登峰造極。值得慶幸的是，朱明終究缺乏治國的血統，除了早年的皇帝熱衷於權力外，後面的皇帝都或多或少不樂意從政，做木匠或作瓦匠的愛好，使完美的一人獨裁制度的設計沒有能一以貫之的實施下去。松動的中央體制為太監弄權提供了空間，也為民間學術的繁榮留有余地，更為寬松的政治清議和內閣覺力突出縫隙。盡管不是它的本意，但多少有客觀因素。面對近似完美的皇權體制的設計，在使太監和權臣有心卻無力篡國的同時，本質卻是偏執的，也注定了東林黨類知識分子的悲劇。積貧積弱，雖是漢人朝廷，但在為民謀利上卻不稱職。滿清入主中原實屬歷史誤會。但這也離不開中華民族力量和靈氣式微的必然。

　承接朱明設計，加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顧忌，滿清的統治達到了極致，對漢人身心的奴役也堪稱全球之最，漢人的脊梁被打斷，精英或被消滅或自甘奴役，整個民族淪落為滿洲人的奴婢。實在有說不盡的恥辱。一旦徹底的被征服，塗脂抹胭，掩過飾非就荒謬地出現。於是，辮子軍得以入關的罪過僅僅掛在了漢奸吳三桂和陳圓圓的帳上，掩人耳目的背後隱藏著我們民族的當時的日漸無能和逐漸無恥。過分糾纏於過往的得失實在不智，但不再記憶卻絕對無知。滿清三百年的歷史，我們除了得到了奴性和後來丟失殆盡的領土外，全方位的倒退、束縛創新、拖滯創新卻是無法逃避的指責。而且，在我們還來不及為滿清捎帶的領土嫁妝歡欣鼓舞時，一塊又一塊的剜去又加重了我們說不出的痛和淚。

　相對蒙元而言，滿清更加了解漢人的特性和弱點，蒙元的屠殺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滿清則以“剃發易服”讓具有反抗精神的漢人自動跳出來受死。滿清對孔儒的尊崇輔之於文字獄使漢文人們徹底成了沒有脊梁的哈巴狗，以至於滿清滅亡時“大儒”王國維拖著那跟大辮自動陪葬，而二百多年前多少漢人卻因不願留辮而慘遭屠殺。

　民國的出現，在推動者看來是復國，正如紅巾軍和朱明驅除蒙元一樣。而在今天的很多人包括滿清遺民則願看作是朝代更替。復國或更替帶來的深遠影響則完全迥異，如果僅把當作隋唐一樣的朝代更替，那麽，我們就再也沒有充分理由去指責外族統治我們，而且，這將讓反抗變得只剩悲壯，本義上缺乏大義凜然。於是，反清複明的敵後天地會們就是亂臣罪子，吳三桂和南明王朝就可以影射為汪精衛和重慶國民政府。……

　日本人從漢代就仰慕中原的文教昌明和就繁庶，漢字和唐風在日本的遺存無可質疑地表明著中日的親近。遺憾的是，同處東亞的漢和兩大民族同文同種，卻從來沒有生活在同一個中央政府下。進駐中原，在唐宋之際，是和族仰慕中華的美好夢想;而在元侵中土後，則是標榜正統的入主中原的非分妄想。倘若當年豐臣秀吉順利佔領北京，大和民族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將不過有是一個匈奴、又是一個鮮卑、又是一個契丹、又是一個女真、又是一個蒙古、又是一個滿洲，……

　在美人柏利衝破日本閉關後，先期覺醒的日本走上了對外爭奪生存空間的道路已經順理成章。因為，同樣是向西方學習，與日本一如既往不同，中國猶豫不決，結果良機一再錯失，面對對方飛速進步，我們裹足不前。苦心積慮的人當然比懵然不知的清楚。日本人不會不明白，在蒙元統治中國後，蛇吞象，夷狄囫圇華夏已不是神話。況且日本對中國的反差也遠小於蛇與象的級差憑借人口優勢，一旦成功，在未來的兩國聯合體中，大和人必將是強勢群體，漢人再多，但方言紊亂，東京口音的日語必將成為漢人的“普通話”。吞並琉球後，覬覦台灣，垂眼朝鮮本該引起滿清的警覺，可惜的是，中國對於滿人終究是搶來的家產，國事對於漢人來說有心有力卻無機會。與日本競爭太過費神和分神，還不一定利於旗人的獨尊地位。中國於是又一次犧牲在短見的統治者一己私利的屈膝求和下。也進而無法避免地出現了甲午戰爭的失敗。

　回到宋終元始、明末清初，文天祥、史可法的選擇樹立了足令後世民族主義者景仰的碑石的同時，也是一個休止符。邁上顛峰後，隻要繼續前進，下滑是難以擺脫的描述。文天祥被俘後，我們成了元仆;史可法壯烈後，我們成了清奴。沒有英雄的時代太過於平淡，但卻安穩得少了諸多紛爭。英雄總是應運而生的，英雄帶給我們的崇拜，抵消不了產生他們的時代對我們的折磨。英雄本身就是悲劇色彩非常濃厚的一個詞匯，這從古希臘就已開始。英雄越悲壯，反襯出一般民眾的越無能，順帶而出的折磨也就越深。李綱、嶽飛、於謙、袁崇煥、文天祥、史可法，異族的強悍入侵造就了他們，而被救助者的貪婪自私侮辱了他們。

　日清戰爭，民眾遠沒有動員，始終隻有朝廷抗戰。那時候，統治階級害怕民眾，就像被閹割了的太監始終有提防光明的陰暗。朝廷自豪有駕馭，而沒有服務。所以，朝廷抗日是為了維護統治第一，而不是救民於水火為根本。當伊藤博文叫囂要直搗北京時，隻要控制民眾獲取私利的體制能勉強維持，滿洲貴族再苛刻的條件也會接受，再難忍的恥辱也能容忍。因為，苛刻最終將轉向折磨民眾，因為恥辱在鴉片戰爭後已經逐漸習以為常。於是，日清戰爭，本質上是兩個異族的和滿戰爭，漢人是炮灰的主力，犧牲的悲壯也就難免了。

　上世紀的中日戰爭，名義上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即使不乏私心雜念和會為一己小利而損千利的野心家，但國民概念已漸入人心，政府抗日戰略雖可詬議卻不該諷刺。內亂不平是大忌，實力不濟是大諱。數千年來，正義一定戰勝邪惡的善良教導太過於自以為是，自欺欺人，在很多事務中，如果一味奉行如此，將是一相情願。自認為是正義的事情總有另外的以為。如果沒有外界乾預，當時的權貴明白，中日戰爭就像歷史上不斷重複的異族入主中原一樣，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樂觀。在淪陷已成為事實的時候，即使若乾年後有復國的可能，但當時卻在不可避免地滑向亡國。我們在民族情感上可以掩耳盜鈴，但在理智的內心深處卻無由掩人耳目。

　因為有國際合作，我們才有了避免第三次徹底亡國的命運。紀念抗日戰爭，最應該記憶還是9.18到9.9，開始到結束，9.18是恥辱，9.9是轉機。盡管驚魂未定，9.9之後，為虎作倀者就不會再有像滿清蒙元之時登臨大雅之堂的可能。日本的戰敗使得汪精衛沒有機會得到張弘范洪成疇那樣“順應歷史潮流、促進民族融合”的美好評價了，相信汪精衛地下有知，一定會慨歎自己“生不逢時”的。

　想想秦漢唐宋華夏的驕傲，再看看今天把對自己進行野蠻屠殺和殘酷奴役的入侵者作為榮光來驕傲和自豪，難道漢族已經下賤到世界唯一無以倫比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