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

　我初中畢業回家勞動不到半月，公社糧管所的人就到我家找到我，說他們需要助征員，隻要我願意乾就可以去幹。並說按往年的情況，征完糧後，公社一般都會安排助征員到企事業單位工作。我沒有做更多考慮，當即就同意了。糧管所組織我們幾個助征員到縣上進行了兩個禮拜培訓，主要是學習糧食驗收等級標準，回來後便開始公余糧征購工作。剛開始工作一周，我就收到了雲南一工校的錄取通知書，我和所長講我不乾助征員了，我要去讀書。所長很為難地說，你已經進行過培訓，你現在不幹了，叫我們怎麽辦?讓我們去哪裡找人來乾?自知理虧，我也就沒多說什麽。母親知道後，也懇求我說:“孩子，你現在已經有工作乾有工資領了，隻要好好工作就行了。你在這兒工作，離家也近，也能給我們母女一些照顧，你要是到了昆明，不但照顧不到我們，就是我們想見你一眼都見不著，媽就求你一回，這次你就不要走了好嗎?”我感覺到去繼續念書的阻力不小，加上連去的路費都沒有，也就隻有無可奈何地將這次上省城讀書的機會放棄了。

　所領導安排我具體負責全公社八個大隊中三個大隊的公余糧征收工作，任務很重。交糧的社員排成隊，我們從早到晚忙個不停。10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鎮沅一中鮑丕傑校長打來的電話，問我為什麽沒有去一工校報到，如果不是對方來函詢問，他們還不知道我沒去。我說主要是我沒有路費，他說沒路費為什麽不早說，有困難的新生，到學校報到的路費國家是可以補助的，叫我趕快辦理好遷移戶口和糧食關系到學校找他。這一下我冷了的心又熱了起來，我直接跑到公社找領導，到了公社，只見公社辦公室主任正向一個不認識的人匯報工作，那人像是個上級領導，我就乾脆把我的情況和要求都向他們一起說了。那位領導聽了以後，先是有些奇怪，後是有些不滿，嚴肅地對辦公室主任說:“你趕快給他辦，一定要讓他去念書，糧管所那邊的工作讓他們再想想別的辦法。能考到省裡去念書的，你們公社有幾個?縣裡又有幾個?培養人才是大事。”於是辦公室主任當場就把我的手續給辦了，後來聽說那位領導就是縣委宣傳部長。

　又一次先斬後奏，我把一切手續都辦好了才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聽了以後，什麽話也說不出來，隻是滴滴答答掉眼淚。我對母親說，我現在還年輕，多讀些書對我以後有好處，請他咬咬牙再辛苦幾年，等我畢業了，情況就會好的。又是叔叔站出來幫我說話，他說手續都辦好了，去就去吧，家裡的人有口飯吃就行了，多讀書對他肯定有好處。母親搽乾眼淚說，我又何曾不是這麽想，隻是家裡連被子都沒一床，他去那些冷地方怎麽過呀！叔叔立即從他床上扯下一條羊毛氈給我，我就這樣帶著一條羊毛氈、一床棉毯離開了家。

　到了中學校，找到鮑校長，鮑校長在我的路費申請上簽了字，讓我去找縣文教科辦理。到了縣文教科，王亞科長問我，都開學兩個月了，你怎麽在才來辦?我說我不知道國家可以給路費。她在我的申請上批了同意補助30元，叫我趕緊到學校去報到。同時，她還給郵電局黃秘書打電話，請他們幫安排我搭乘第二天的郵政班車到思茅，因為鎮沅到思茅的客車好幾天才有一趟。從鎮沅到思茅的車票是六塊六毛錢，從思茅到昆明的車票是十八塊九毛錢，車費一共是二十五塊五毛錢，住宿費每晚也就是三四毛錢，三十塊錢足夠我從鎮沅到昆明的路費了。我坐郵政班車到思茅，馬上就去買第二天上昆明的車票，思茅到昆明每天隻有一班車，25個座位，但頭天下午還能買到第二天的車票。思茅到昆明578公裡，山高坡陡路窄，汽車要走3天，還每天都是兩頭黑。第一天到墨江，第二天到揚武，第三天才到昆明。我是1963年11月4日離開思茅的，5日到揚武住下後，兜裡隻有兩毛錢了，因為我從鎮沅出來時，身上總共就隻有40元錢，我又預留了10元學雜費書費，而且把它放在行李中托運了，要到昆明下車後才拿得著，也就是說5日晚上和6日中午的兩餐飯我隻有兩毛錢。怎麽辦呢?隻有餓一頓了！我在揚武餓著肚子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到玉溪吃了一碗米飯和一碗白菜豆腐湯，下午四點多，終於勝利到達了省城昆明。在昆明西站下車後，一個手拿扁擔繩子的人問我要到哪裡，我說要去一工校，他便自告奮勇地說他帶我去。我跟著他從西站出來，經鳳翥街、青雲街、圓通街、米廠心、靈光街、薛家巷、穿心鼓樓到了t子營一工校大門口，他向我要3元錢，我就給了他3元錢。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像要跳出胸口似的，我找到教務科，恭恭敬敬地向南冰聲科長敬了個禮，並向他報告了我的一切情況。南科長先是親切地問我下車後是怎麽找到學校裡來的，我說是請人送我來的，他又問給了多少錢，我說給了3元錢。他笑眯眯地對我說:“你被人家騙了，從西站到這裡，坐三輪車也隻要六毛錢。”我心裡好辣疼，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騙錢。接著南科長問我在這個學校裡有沒有認識的人，我說有一個今年考進來的同學叫趙福康。他從學生花名冊裡查到趙福康的名字後對我說，那你就和你的同學在一個班吧，這個班有一個同學休學了，正好空一個位子。你一定要努力趕上去，實在趕不上區也不怕，人家讀四年嗎你讀五年嘛！趕上去我心裡是有數的，念初中時不就是這樣的嗎，但我還是隻說，我一定會努力的。接著南科長打了個電話，不一會我們的班主任全永生老師和趙福康來了，他們把我帶回宿舍，為我安排好了吃住的問題。

　1963年11月7日是禮拜天，休息了一天，8日早上我就坐在雲南一工校機器製造26班的課堂上聽課了。班裡果真有個同學休學了，我坐的就是她的位子，用的繪圖板、丁字尺和繪圖儀器也是她用的那一套，我一直用到畢業。我一到學校就趕上期中考試，各門課的老師都對我說，你想考就考，不想考就等到期末一次考，你可以隨便。老師們是好心，怕我考不出來面子上過不去。而我反倒憑著初中的底子想試一試，看看我和大家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參加考了，結果除了物理考61分、化學考63分剛好及格之外，其它各科都在70―80分，俄語還得了90多分，同學們對我還真有點刮目相看了。後面的半個學期，我把所有閑暇時間都用在了補課上，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期末考試，我除了體育為及格分之外，其它各門功課，成績都在80分以上，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受到學校領導點名表揚。

　雲南一工校的前身，是解放前的老昆華工校，解放前夕昆明“12";1”學生運動死難烈士之一的張華昌同學，就是昆華工校的學生。解放後，昆華工校合並了其他幾所中專學校後，更名為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設有機器製造、熱處理、電廠、鑄造、鍛造、農機制造、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化學分析、造紙、矽酸鹽等十幾個專業，是雲南最大最強的工業中專學校，學製4年。學校有個實習工廠，機加、焊接、鉗工、熱處理、鑄造、鍛造工種齊全，能生產Z540立鑽、2BA6水泵等機械產品。學校的勤工儉學搞得很不錯，教學大樓――“勤儉樓”就是靠學生在實習工廠勞動掙錢蓋起來的。學校是在昆明東郊t子營原西南航校的基礎上建起來的，教學設施也相當不錯。老校長孫仲宇，原來是省輕工廳副廳長，下巴上的胡子有半尺長，是位很慈祥的老人。我們坐在教室裡上課的時，常常看到他在花園裡給花草松土、澆水、施肥，把葡萄藤理上架子。葡萄熟了的時候，他叫每個班都端著臉盆去摘一盆，抬回來讓同學們嘗鮮。我為能進入這樣的學校學習感到非常滿足。1965年，屬輕化工專業的班級分出去成立雲南省第三工業學校，但學習生活都仍和我們在同一個校園內。

　入學後，經申請我獲得了甲等助學金，火食費全免，每月還發給兩元零用錢，生活學習都有了基本的保障。昆明雖說號稱春城，四季如春，但冬天下雪，還是很冷的，特別是我們這些從熱地方去的同學，冷得簡直受不了。在家鄉，我們不穿襪子，單衣單褲也能過冬，睡覺時蓋床毯子也就可以了。在昆明可就不行了，冬天不穿襪子腳趾就會生凍瘡，不蓋棉被就睡不著覺，不穿棉衣就會被凍得全身發抖。學校對我們這些困難學生給予了特別的照顧，冬天發給棉衣、絨衣，夏天發給單衣、蚊帳，全班就我一個人沒有被子，還給我發了一床被子。實習工廠收回的破舊工作服，我們也可以去拿來洗洗乾淨，自己縫縫補補穿。需要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的，就隻有每個學期開學時要交的學雜費和課本費。為此，我每個假期都必須找小工做，掙夠學雜費和課本費。我做過搬運工，到醬菜廠醃過鹹菜，每天工錢六毛，每個假期做二十天左右。有時學校也會照顧安排些事情給我們乾，比如學校蓋房子時，就讓我們拓土坯運土坯，拉大鋸解木料，每天工錢一塊二，顯然是對我們這些困難學生的特殊照顧，是在為我們解決困難。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的腦子裡便產生了一種感恩圖報的思想，感謝、，感謝新中國，感謝我的校長老師和同學，感謝我的父母和叔叔，感謝這個新的社會。

　我們機器製造專業，第一學年學習的課程有語文、高等數學、物理、化學、俄語、政治、體育、機械製圖等，除機械製圖外，其余課程都是基礎課程。從第二學年開始，我們便進入測量繪圖、機械加工工藝、機床設備、公差配合、技術測量、機械零件設計、夾具設計、刀具設計、量具設計、輔具設計、金屬工藝學、理論力學、材料力學、電工學等專業課程的學習。學校領導和老師經常給我們講，我們學校的學生，培養目標都是工廠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工程師，全面學習和掌握這些專業理論技術知識，是我們將來走上工作崗位的必備知識。為了做技術員、工程師，同學們的學習積極性可高了，誰都不甘落後，誰都想比別人多學習和掌握點專業理論技術知識，大家都在暗地裡進行著激烈的競賽和競爭。

　雲南一工校在培養人才方面的獨到之處，就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教學與生產勞動緊密結合。培養出來的學生，既能動腦又能動手，特別是動手的能力很強，走出校門就能參加實戰。學生在校學習的四年中，每年都有一兩個月的實習勞動時間，輪流到實習工廠的車間裡真刀真槍地乾。實習勞動中，我們流的血、流的汗和流的淚，比任何時候都多。鉗工實習，鏨削、銼削、鏟刮、鋸削、鑽孔、攻絲樣樣必乾，而且要求很高，考核很嚴。一塊100毫米長、100毫米寬、100毫米高的鑄鐵，首先要我們用鏨子將他的六個面每個面鏨去5毫米，讓它變成90毫米長、90毫米寬、90毫米高的方鐵，而且所有相鄰兩面都必須相互垂直，所有的面坑窪不平都不得超過半毫米。我們第一天乾下來，就沒有哪個人的拇指、食指及虎口不被錘子砸得青一塊、紫一塊，鮮血淋淋。許多同學都淌眼淚了，特別是女同學。接下來要我們用銼刀將六面各銼去2。5毫米，保持所有相鄰兩面互相垂直，所有面的不平度不超過1/4毫米。最後是要我們用鏟刀把六個面鏟刮平，不平度不超過0。1毫米。每完成一個工步都要交驗打分，以所有工步的平均分數作為總成績。我們還必須用鋸子從一根直徑30毫米的圓鋼上鋸下一段25毫米厚的圓塊，圓塊厚度的誤差不得超過0。5毫米;把它的外圓銼成六邊形，邊長相差不得超過1毫米;在它的中心鑽孔攻絲，做成一個標準的六角螺帽。所有的活計都是硬碰硬的，沒有一點投機取巧的機會。工廠裡的實習指導老師也非常的嚴格，你必須絲毫不差地按他的要求去做，否則你就要吃家夥。比如在鏨削、銼削和鋸削的時候，你要是兩隻胳膊沒夾緊，抬了起來，讓指導老師看到了，他就會毫不客氣地走過來，一巴掌將你的胳膊打下去，叫你一輩子不會忘記。不過挨打的都是男生，對女生，指導老師還是手下留情的，基本上是動口不動手。車、銑、刨、磨等工種實習，大體上和當學徒差不多，師傅最多讓你在旁邊站著看或打幫手個把禮拜，你就得和師傅倒班乾活。鑄造、鍛造、焊接、熱處理的實習，主要是乾翻砂造型、化鐵澆鑄、掄錘打鐵等力氣活，又髒又苦又累。在一工校，書本知識的學習和實踐知識的學習是結合得再緊密不過了，比如上《刀具》課，老師講完課後，首先是讓我們每人按自定的切削參數和加工要求設計一把刀子，畫出圖紙並自己到車間裡親手把它磨出來。其次是由老師按我們的設計圖紙規定，測量刀具的導角、離角、契角、主偏角、副偏角、刃傾角是否與圖紙相符，如果不符，就得返工。最後要讓我們用自己設計的刀子，按自定的切削參數，把工件加工出來，並檢驗工件是否合格。如加工出來的工件不合格，則必須從頭開始，重新設計，直到加工出來的工件合格為止。《量具》課講完後，老師也是把車間裡生產的一些零件的尺寸公差給我們，讓我們根據這些尺寸公差把量具設計出來並加工出來，然後拿到車間去檢驗零件，用經過檢驗的零件是否滿足裝配要求，來驗證量具設計製造是否正確。這樣的設計、製造、運用過程，跟生產實際中的設計、製造、使用過程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測繪》課的教學過程中，老師乾脆把車間裡生產的2BA6水泵的蝸殼和葉輪鑄件拿來讓我們測繪。我們5～6人一組，全班一共8個組，4個組測繪葉輪，4個組測繪蝸殼，我們小組分工測繪蝸殼。測繪蝸殼的難度比測繪葉，因為蝸殼裡面變化的水槽曲線，看不清摸不著，根本不能用萬能量具去測量它。我們隻好在整條曲線上選定若乾斷面，然後想辦法一個斷面一個斷面的去測量它。我們先是用橡膠泥塞進水槽裡，想拓出水槽的陽模來進行測量，可因水槽口小肚大，橡膠泥拿不出來。怎麽辦呢?想來想去，我們就用刀片把水槽裡的橡膠泥劃成三塊，一塊一塊地取出來，再把它們拚起來進行測量，得出第一組測量數據。然後是用塑料板一次一次地比對修剪，使其成水槽的陽模，再進行一次複測，得出第二組測量數據。最後取兩組測量的平均值作為該斷面尺寸，把各個斷面尺寸依次圓滑過渡，得出逐漸變化的蝸殼水槽曲線尺寸，繪出蝸殼零件工作圖。老師拿著我們的圖紙去和車間裡的正式圖紙進行比對，根據誤差大小和多少扣分。我們小組不但得到了好分數，而且得到了老師的表揚，說我們很會動腦筋想辦法。

　從1965年開始，我們機25、機26兩個班被學校定為半工半讀班，一半時間上課，一半時間到工廠勞動，大家都不用再交夥食費。廠裡給我們每個人都固定了工種，分配到固定的班組倒班乾活。我被分配到機修班乾機修車工，加工機床修理所需另配件。我們大家都成了半是學生半是工人的特殊學子，畢業後也就是能文能武的特殊人才。

　雲南一工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不但有一個非常棒的領導班子，而且有一支非常強的教職員工隊伍。校長孫仲宇、副校長納明遠、章子玉、王教賢、梁其勤、何植躍都是老革命、老教育家，經驗豐富，責任心強，對學生很有感情。教師隊伍中，老中青齊集一堂，不但有一批老博士、老專家，而且有一批任勞任怨的中青年骨乾教師，他們嚴謹務實，誨人不倦。實習工廠裡，除了有周江、江友城、邵其星、蔡祖謀、王洪德、彭必清、胡有才等一批各專業工種的工程師、技師和七八級工匠之外，還有曾濤、蘇文、張基勳、姚興、何光慶、陳信立等一批各專業工種的青壯年實習指導教師，他們都是三四級工匠，既能講又會乾。俗話說名師出高徒，在這樣的學校裡學習，有這麽多的名師教導培養，我們怎能不感到驕傲和幸福呢?

　我們剛進校的時候，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的末尾，糧食定量、肉食定量、副食定量，學校裡的生活還比較差，早點吃滿身蟲眼的煮蠶豆、煮紅豆、包谷糕，一個禮拜才能吃一次饅頭，兩個禮拜才能吃一次肉。每人每月50克紅糖、100克糕點，都是憑票供應。學生的身體素質普遍都不高，而我因為前期害過水腫病，身體就更差了，因此體育考試都是勉強及格。為了提高身體素質，我加強了體育鍛煉，每天起床號還沒響我就起床，沿著環城路――穿金路――金汁河埂――長春路延長線DD華僑補習學校――環城路跑一圈，全長六七公裡。堅持了不到半年，我的身體狀況就明顯好起來了，體育課考試也及格了。1965年春節，我還報名參加了昆明市10公裡萬人穿城賽跑活動，輕松跑完了郵電大樓――北京路――穿心鼓樓――圓通山――學府路――昆師路――東風西路――東風東路――郵電大樓10公裡賽程，第37個到達終點。並且成了班裡的籃球隊員，經常活躍在籃球場上……其實我們機26班全體男女同學的體質都相對較差，在學校運動會上基本拿不到名次，每年開運動會的時候，都是讓我們當裁判。在裁判員、運動員的入場式上，我們每次都是精神抖擻地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我們進校一年後，國家困難時期過去了，學校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學生敞開肚皮吃飯，一禮拜吃幾次肉，大家都挑肥揀瘦，肥肉到處扔，特別是女生宿舍周圍，打掃衛生的時候，地上的肥肉要用撮箕去撮。

　雲南一工校非常重視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共青團、學生會和民兵組織十分活躍，它們把全校青年學生都吸引在自己周圍，開展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促使青年學生思想向上，學習進步，身體健康。同學們的目標口號是:畢業後健康地為祖國工作四十年！

　開始的時候，我們班上隻有3名團員，胡應文同學任團支部書記。到我們畢業的時候，我們班的團員人數，已經達到十五六人，共青團員在學習、生活、勞動各方面都能積極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團支部積極組織團員青年，開展了革命傳統教育活動，學雷鋒、學焦裕祿活動，一幫一一對紅活動，把全班43個同學變成了團結友愛、互相幫助、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的幸福集體。1964年我被選為校團委委員，並參加了由團委書記楊運春、團委副書記朱壁成、團委乾事楊華天和我這個學生委員一起組成的常委會，分工我負責和其他幾個學生委員組織辦青訓班。青訓班由青年自願報名，各團支部推薦，團委審核同意。青訓班主要是對要求入團的青年進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給他們講解共青團的基本知識，幫助他們提高認識，明確入團目的，端正入團動機。青訓班每學期辦1期，每期40人左右，分4個學習討論組。每月安排講課兩次，學習討論兩次，由團委領導及專職幹部講課，4個學生委員分別組織學習組討論。我們這屆團委，共組織辦過3期青訓班，參訓學員120人左右，回到班級支部後，絕大多數學員都很快加入了共青團組織。

　我在雲南一工校讀書的那幾年，正好是越南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美國飛機已經把炸彈扔到了中越、中老邊境。學校附近的火車北站，停放著從河口開回來的火車，車皮上盡是被美國飛機掃射打穿的彈孔。學校裡的一批越僑男女學生，都響應他們國家的召喚，丟下書本，回國抗美去了。我們全校師生都被動員組織起來，大搞民兵訓練，連寒假裡都得每天爬在學校運動場的雪地上面，長時間地練習瞄準射擊。為了加強城市防空，昆明市武裝部、盤龍區武裝部在我們這一片的雲南機器廠、華僑補習學校和我們學校組建了1個高射民兵營，雲南機器廠為一連，我們學校為二連，華僑補校為三連，我也被選進了我們學校的高射民兵連。武裝民兵經常搞演習拉練，最緊張的時候，把槍都帶到了課堂上，靠在課桌邊。有時半夜三更睡得正香，緊急集合號一響，就得馬上起床穿衣，模黑跑步到槍庫，摸黑找到自己的武器，並扛上武器跑步去集合。有一次，我們被拉到離學校12公裡的黑龍潭進行武裝蹬山進攻演習，隊伍在黑龍潭到雲南農林學院的公路上一字排開，向山上發起進攻，目標距離公路大約兩公裡左右，山上沒有路，全是樹林陡坡。胡應文、趙慶珩我們三個地州農村來的同學衝在最前面，接近目標時，一道1米多高的土坎擋住了我們的路，胡應文從土坎中間的缺口衝過去拔走了第1面小紅旗，我從左邊翻過土坎拔得了第2面小紅旗，趙慶珩從右邊翻過土坎拔得了第3面小紅旗。演習結束後，我們臉上、手上、腳上都被樹枝劃出了一道道血口子，衣服褲子也被掛出了洞。紀念暢遊長江一周年的時候，昆明市組織了一次民兵武裝泅渡滇池的拉練活動，從龍門下面橫渡滇池到海埂，距離大約800米。我們學校先是自願報名，然後在火車北站旁邊的鐵路池塘裡進行選拔，能沿著池塘邊遊兩圈(大約800米)者即被選中。接下來就是d槍游泳訓練，訓練了1個來月，能d槍遊鐵路池塘4圈以上的就可參加武裝泅渡滇池，達不到4圈的即被淘汰。泅渡那一天，我們到達西山龍門腳下的時候，那裡已經集合了許多參加泅渡的武裝民兵。中午12點，隨著幾聲炮響，數十路武裝民兵縱隊便一起下水向海埂遊去。我們學校的一路縱隊，最前面是一挺架在木板上的機槍，由兩個民兵推著開路。後面的人每人d一支步槍，像南飛的大雁，一個緊跟一個向前遊去。說是800米泅渡，其實水深的地方隻是橫過航道的時候，不到400米的距離。航道兩側200米，水深都不超過胸口，隻是密密麻麻的飄動在水中的水草，往往裹住你的身體，讓你前進不得，甚至劃破你的皮膚，使你火辣辣的疼。高射民兵除了訓練機槍的瞄準射擊之外，還要訓練觀察識別飛機。訓練場上，我們一人用竹竿高舉著飛機模型在遠處移動，一人手持望遠鏡觀察，並不斷向指揮員報告:“報告！敵機3架，F86、F100、F105，高度6000，時速960，右行臨近”，“報告！我機兩架，56式、59式，高度5000，時速880，左行離去”……實戰演練時，我們被拉到筇竹寺後面的山上，3個連分別進入3個陣地，負責守衛3個目標空域。3個陣地上的機槍手、彈藥手、觀察員都把注意力都高度集中於目標空域，子彈上膛，準備射擊。不一會，3顆信號彈升上天空，3個目標空域同時升起3組紅色氣球，每組都是10個。觀察員立即向連長進行了報告，連長向營長進行了報告。當氣球達到預定高度時，營長一聲令下:“打！”全營幾十挺機槍一齊開火，天上的氣球被接二連三打爆。到營長命令停止射擊時，一連空域還剩1個氣球，二連空域還剩兩個氣球，三連空域還剩3個氣球，成績是一連優秀、二連良好、三連及格，全營良好。

　我們的兩個班主任全永生老師和邱倜老師，都是年輕的單身老師，歲數比我們大不了多少，和我們一樣朝氣蓬勃。他們不但思想上、學習上、生活上關心、幫助和照顧我們，而且就像大哥哥一樣置身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經常帶著我們到處玩耍，深受同學愛戴。我們班41個同學，三分之二是昆明的，三分之一是各地州市縣的，相處十分融洽，就像兄弟姐妹一樣。每年八月十五，昆明的同學都會放棄與家人的團圓，和我們這些地州市縣的同學一起，帶上學校發給的每人兩個月餅，再買上點水果，到附近的圓通山、翠湖、大觀樓吃月餅賞月和唱歌跳舞玩遊戲，讓我們在歡樂中暫時忘掉家鄉和親人，免受思鄉之苦。禮拜天，全老師和邱老師會經常帶領全班同學到金殿、黑龍潭、西山海埂、筇竹寺等風景名勝區去遊玩爬山、照相打野戰，消除我們一周學習的緊張和疲勞。在我們班裡，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團結友愛，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愛護，是一個充滿溫暖的班集體。可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黨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發表，我們班和全校、全省、全國一樣，一切都開始亂套了。先是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唯成份論，按家庭出身將師生分成什麽“紅五類”、“黑五類”，製造“紅五類”與“黑五類”、一部分師生與另一部分師生的對立和鬥爭，撕裂師生隊伍，搞紅色恐怖，使一部分老師和同學受到無情打擊。接下來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後，師生又被分成什麽“造反派”、“保皇派”，造反派又分成若乾派，搞武鬥、打內戰，到處兵荒馬亂，人心惶惶，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最後是造反派上台，以我為核心，搞“劃線站隊”，捆綁吊打，遊街示眾，白色恐怖，草菅人命。好在“劃線站隊”剛要開始又還沒開始的時候，我們畢業班的同學就被分配到了全省各地的工廠，離開學校走了，讓許多人免除了不少皮肉之苦。

　在校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像是一場噩夢，搞得人暈頭轉向，分不清東南西北，分不清好人壞人。然而更可怕的是，想不到這樣的噩夢，居然持續了十年。在雲南一工校，文革一開始，昆明市委就派來了工作組，宣布領導靠邊站、停課鬧革命，發動師生批判“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並從高年級抽了一部分學生幹部，派到低年級去當工作組的聯絡員。我當時也被派到機29班、機30班做聯絡員，和他們同吃飯、同開會、同勞動。不久傳來了北京的聲音，說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的，要用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產生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文化大革命，於是工作組就連夜撤離了學校。通過巴黎公社式的選舉，選出了校文化革命委員會(舊文革)，機28班的一個學生被選為主任，一個老師和實習工廠的一個工人被選為副主任，我和其他幾個學生被選為委員。1966年8月18日，在前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學生，身邊出現了“紅衛兵”。不久，“首都紅衛兵南下串聯隊”就來到了昆明，並受校革委邀請，來到了我們學校。他們頭戴軍帽，身穿軍裝，腰扎皮帶，女扮男裝，殺氣騰騰，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大講血統論、唯成分論，大罵“黑五類”，煽動師生鬥師生。與此同時，我們學校也有部分學生，深夜自發地到省委去表決心，要求領導接見，領導接見返校後，他們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受校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並加入昆明地區院校紅衛兵總部。舊文革一方面是領導師生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力推行唯心主義的血統論、唯成分論，另一方面是指揮紅衛兵“掃四舊”，到處抄家打人，鬧得雞犬不寧。昆明市市長潘朔端的家，就是我們學校的紅衛給抄了的。當時，在批判“走資派”的時候，已出現打罵體罰的現象，我感到實在看不過去，就以紅衛兵的身份，寫了一篇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文章，發表在昆明市委黨刊《支部生活》上，態度明確地反對武鬥。1966年9月，雲南選派第一批紅衛兵代表上北京進行革命大串聯，我們班選派團支部書記胡應文參加。10月選派第二批代表上北京串聯，我們班選派班長周建國和我參加。我們10月6日一到北京，就聽說晚上首都工人體育館有一個大會，中央文革的首長將出席大會講話。我們丟下飯碗就往工人體育館跑，到了那裡，只見整個體育館被人們擠得水泄不通，會標上寫的是首都群眾批判譚力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上批判了鼓吹血統論、唯成分論的“譚氏路線”，中央文革副組長在會上發表了聲嘶力竭的煽動講話。在北京的串聯，讓我看到了清華的蒯大富、北大的聶元梓等一些人已經起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東城區、西城區的紅衛兵已經受到非議，譚氏路線已經開始被批判，我預感到文化革命委員會快完了。在回雲南的列車上，聽到了大連海運學院的學生徒步串聯到北京的廣播，我也想到了回校後組織一支隊伍徒步大串聯。十月下旬回到學校後，百分之十的同學都大串聯去了，我們就立即著手組織紅衛兵長征隊，準備重走紅軍長征路。經過十幾天準備，11月6日，我們“雲南省第一工業學校主義紅衛兵萬裡長征隊”就打著紅旗從昆明出發了。

　經過兩個多月的徒步串聯，我們回到學校時已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底，學校裡冷冷清清的，一部分同學坐車串聯回來後，又徒步串聯去了;一部分同學是第二次坐車串聯去了;還有的同學是閑著無事回家去了。隻有少部分同學仍在學校裡，三五個人便成立一個戰鬥隊，什麽“抗大公社”、“赤遍全球”、“飛鳴鏑”、“從頭越”等等，五花八門。原紅衛兵總部已經垮台，舊文革的圖章和紅衛兵的旗子，已被造反戰鬥隊當眾查抄燒毀，學校已處於完全癱瘓狀態。待到外出串聯的同學陸續返校後，解放軍14軍42師的一位副師長帶著一些軍人進校，宣布奉命對學校實行軍事管制，要學生就地鬧革命，出學校大門必須經軍管會同意。軍管會領導暗地裡鼓勵舊文革和原紅衛兵總部紅衛兵重新恢復組織、恢復活動，顯然是朝著各個造反戰鬥隊來的。軍管不到兩個月，軍管會的人就悄悄地撤走了，參加各種戰鬥隊的人也多了起來，大家開始聯合起來，清算批判舊文革的錯誤。每次批鬥會都是革委會主任、副主任站在台上，面對群眾，接受批鬥。我們這些委員，則坐在台下第一排，接受批判。批判會基本堅持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原則，沒有發生過動手打人的現象。

　1967年上半年，各種不同觀點的造反戰鬥隊，經過不斷分化組合，出現了以雲南大學和昆明工學院為代表的“炮兵團”和“八二三”兩大造反派組織，全省上下大大小小的戰鬥隊紛紛向八二三和炮兵團靠攏，形成了全省性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群眾組織需要領導幹部在後面幫助出謀劃策和坐陣指揮，領導幹部需要群眾組織的公開支持和暗地保護，於是就形成了黨政軍領導幹部與群眾組織相結合的兩大革命陣營。炮派陣營裡，黨政軍領導幹部有趙建民、陳康、張力雄，造反派頭頭是方向東、李毅、楊凱。八派陣營裡，黨政軍領導有周興、李成芳、魯瑞林，造反派頭頭是黃兆琪、劉殷農、楊樹先。兩大陣營立場觀點對立，陣線分明，鬥爭激烈，但目的是一樣的，就是奪取政權。在上海造反派奪權的示范和引導下，雲南全省各地也上演了一幕幕奪權鬧劇，一切廠礦、機關、學校、商店、醫院、農場及農村的政權都落到了本地、本單位勢力強大一方的造反派手裡。經過造反奪權之後，兩大派的勢力范圍就被明確地劃分了出來。昆明市大體以南北中心線為界，西城及西郊屬炮派的勢力范圍，叫炮管區;東城及東郊屬八派的勢力范圍，叫八管區。各地州市縣，當地哪派佔上風就屬於哪派的勢力范圍。在兩大派各自的勢力范圍內，對立派的勢力，即使在單位裡佔有絕對優勢也是站不住腳的，必然會被像拔釘子那樣一個個拔除掉。兩大派的武鬥，就是從拔據點開始的，比如八派打東郊的雲南磚瓦廠，炮派就打西郊的昆明電機廠;八派打東邊的春城飯店，炮派就打西邊的東風大樓。兩派的地盤上，都容不得對方的據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