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戰場的官兵打得好，蔣介石瘦臉上有了一絲笑容。不知他是否又在想著，請那個西方國家出來說和中日呢?

(二).

一天，蔣和陳布雷正在南京商量事情，陳布雷趁空對蔣介石說:介公啊，郭沫若這幾年已不參與政治了，據說郭沫若在日本的這10年裡，主要是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青銅器銘文。你看，這是他最近寫的關於考古的書。說著遞上書去。

一聽這話，蔣介石就猜出陳要替郭沫若做說客了。因為平時陳布雷都叫他為委員長或蔣先生，今天叫我介公，我豈不知這是文人間最尊敬的叫法！蔣介石當然不會去看什麽郭沫若的研究著作的，他不吭聲，過了一會兒問:這個，他是在研究烏龜殼和骨頭?

陳布雷說，不錯，是在研究古代歷史。他是一個人才，人才難得啊！

蔣介石說，這個，可是他寫我的那個文章！?

蔣所指的文章是郭沫若在1927年，任蔣介石總司令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時，恰逢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著手清黨，逮捕和殺害無了數共產黨人和進步群眾。

郭沫若在朱德的家裡，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郭隨後參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葉挺成為莫逆之交。

蔣介石旋即通緝郭沫若，1928年2月郭沫若隻好前往日本避難。

陳布雷鼓起勇氣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那是各為其主。我想，把這種人才搜羅起來，正可以說明領袖的寬容大度，用人唯才。

蔣介石說，這個，那麽那個通緝令?

陳布雷說，我看正好以抗戰開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赴國難為理由撤銷那個通緝令。

蔣介石不吭聲了。

陳布雷又說，介公啊，郭可是個日本通啊，我國抗戰理應借重他;而且，他現在處境很危險，日本政府派人嚴密監視他。

蔣介石點點頭說，這個，那我就寫一張手令，撤銷那個通緝令。

陳布雷很高興。但轉念一想，不對，他又說道，介公海量，捐棄前嫌，重視人才，海內外所景仰。但是這個撤銷通緝令的命令不能馬上公布，一公布，日本會不知道?反而使郭沫若走不脫了。介公，你看這事請交給我全權處理好了。

於是不久，郭沫若得以順利回到祖國。大概是為了方便，還是他們不願意到中國——在當時日本宣傳為劣等國家來，郭連日本的妻子和在日本的孩子，當時一個都沒有能夠帶回國來。

在國民黨陣營中還算正直的陳布雷在郭沫若回國，和一系歷統一戰線的工作中的確做過不少有益之事。

(三).

胡適這時的去向也有了著落。他接受了蔣委員長的“建議”，還是“決定”?以非官方的身份赴大洋彼岸的美國，爭取國際上的人都能來支援中國的抗戰。第二年，他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駐美大使，投身於中國的抗戰外交中去。

上海戰場上中國官兵為了國家、民族毫不畏懼犧牲的英勇精神，也使胡適感同身受。自此，胡適的態度起了完全的變化，他拋棄了對日本一味求和平的幻想。

在1937年9月離開南京前，他同“低調俱樂部”的“成員”們見面告別時，

胡適對親日外交官高宗武說:“我們要承認，從這一個月來中日打仗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當日未免有些過慮了。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仗;至少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最大的收獲吧！”

高宗武沒有回答;

胡適又勸陶希聖說:“中日之間的仗，我看是打一個時期的好。您不必再主張議和了。”

陶希聖沒有回答;

胡適最後勸汪精衛說:“先生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了。”

汪精衛同樣沒有回答。

那幾天，南京不僅有鬼子飛機的轟炸，煙霧彌漫，還時常下雨。胡適隻覺得他們這幾人的眼神，猶如窗外，煙雨迷茫。

(第一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