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西安機場上軍樂響亮，旗幟飛揚，穿著筆挺軍服和其他衣著光鮮者，人數眾多，外圍警戒的部隊圍了好幾圈，顯然是迎接哪個大人物的駕臨，這個大人物就是蔣介石。

這次蔣介石飛赴西安，是來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所部的中央軍，把中國共產黨及所屬部隊趕到蒙古邊境上去。

此前，張學良的部隊曾經進攻過紅軍，但遭到慘敗。張、楊遂與延安達成默契，互不侵犯，暗中接濟紅軍。

此時，全國抗議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學生、群眾運動此起彼伏。而蔣介石卻還想鼓動失去了家鄉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率領的西北軍去殺紅軍，理所當然遭到張、揚二人的反對，並在12月12日起了兵變——西安事變。張、揚二人隨即通電全國，要求重建抗日政府，並邀請中國共產黨參加西安事變的善後工作。

就在全國人民以為這次蔣落在了他屠殺了無數人的共產黨人手裡，肯定在劫難逃時，中國共產黨卻選擇了逼蔣抗日，和張學良一起，放蔣回了南京。實際上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萬裡長征的生死考驗後，逐漸成熟的表現！

但當時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政府，在西安事變發生後，立即對張學良等進行了譴責。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蘇聯的最高機關報《真理報》12月14日的社論就甚至說:“張學良將軍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軍隊亦曾有熱烈之戰態，然張將軍本人乃一貫采取不抵抗政策。現在他乃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儼然高揭抗日旗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之侵略品。”

在斯大林答覆中共中央，對處理西安事變的意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大林的電報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

當時，蔣介石和美國的關系維持得尚好，這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各方面援助。斯大林說:“只要蔣介石能夠抗日，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開的最高軍事會議上說:“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時避免兩線作戰。”權衡利弊，斯大林極力反對中共某些領導的殺蔣計劃，要中國共產黨力促事變和平解決，以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蘇聯政府給中共中央發來了電報，後來被稱作“莫斯科回電”。電報說:

第一，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在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人民的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斯大林對中共中央不少人主張殺蔣的態度是反對的。斯大林在給中共中央的複電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

第二，既然這次行動已經發生，就應該考慮實際情況，中共中央要堅決主張以下述條件為基礎和平解決事變:(1)通過吸收幾名抗日運動的代表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辦法改組政府;(2)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3)停止實行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實行合作抗擊日本侵略;(4)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擊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國家實行合作。

莫斯科回電反對共產黨殺蔣的主張，其實，這早在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意料之中。但他們大都很氣憤，據說毛主席氣得直跺腳。中共中央領導生氣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未和中國的同志們商量，就公開譴責張學良等，老子天下第一的態度十分明顯;二是對張學良等的反對意見，應該有中共轉達吧，否則中共派去西安的不少人員，包括周恩來副主席，豈不是有生命危險了嗎?於是延安采取了不理會的態度。

後來，斯大林又親自草擬了電報，勸告中共中央說:“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

在後來解密蘇聯的有關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當時的態度，斯大林曾私下與蘇聯高層領導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中國抗日領袖，中國共產黨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打倒蔣介石對蘇聯沒有好處。”

可以想象如果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一時激動，慫恿張、揚殺了蔣，激起了國內擁有兵權的各地方武裝爭奪控制權，那對整個中華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來說，肯定是個無以複加的災難！事實也證明，中國共產黨人選擇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的歷史道路是無比正確的！

(二)

西安事變讓少帥張學良從此失去了自由，但他從來沒有後悔過。因為張少帥以此洗刷了他在東北九一八時，具體實行不抵抗政策所留下的罵名。

如果說九一八當時還存在息事寧人的可能的話，在日本已經佔領東北廣大地區並向錦州發動進攻時，依然執行消極抵抗政策就更難以自圓其說了。

錦州是中國在東北的最後象征性政權所在地，日本進攻錦州是其囊括東北的最後一戰，同時也是張學良表明抵抗態度的最後機會，此時已經根本不存在對日本在東北行動目的的判斷問題。但是，面對全國輿論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國民政府的抵抗表態，張學良仍屢屢以餉械為由加以推脫，以致錦州只是作了一點象征性抵抗後即迅告放棄。其實，當時張學良控制的華北地方政權擁有基本獨立的財政支配權，在國民政府已經在財政上加以支持的情況下，一味強調缺錢缺槍實在不足以服人。而前文中莫斯科的指責就是指張那次的所為。

(三)

多年後，張學良圍繞國民黨為什麽打不過共產黨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過來之人談得要具體、生動、深刻的多得多。

張學良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張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有較深的了解。他和國共兩黨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為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所以他談國民黨為什麽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和可信度。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就聽不明白了?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不是很長，但他跟日本人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少數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為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

他說，打了那麽多的仗，勝敗乃兵家常事，具體的勝敗不論，但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當年的“剿共”，就感到傷心，他說，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上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麽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這位海陸空副總時令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因為房子都被燒了嘛。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還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他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啊！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經過是這樣的，他帶兵出去，好像為什麽事情出去考察，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原來她就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麽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一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子，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剿匪”了。

還有就是，我們的軍隊在那駐扎，一個小孩子，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跟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可多了。 有個國軍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原以為是很高興的事。但老百姓在鞭炮裡面藏了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那國軍軍隊的長官都讓老百姓給炸死了呀。

(四)

在談到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時，張學良說，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啊，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麽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我曾經的結拜兄弟說，為什麽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

蔣先生當時還說我是反革命。但國民黨還是把大陸丟了，怎麽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麽都要，房子、女人、錢等等。這幫壞蛋，真是讓人傷心啊。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麽能這樣?怎麽能這樣?就是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大多數支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