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莫斯科並不讚成中共毛澤東主席對形勢的估計和所設想的對抗措施。還在事變爆發前夕，即1941年1月4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就曾針對毛澤東主席對國民黨的激烈態度，在電報中提醒過他: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

皖南事變的發生，使毛澤東主席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計和態度並沒有錯，錯的其實是莫斯科。再加上他15日給共產國際去電後，莫斯科方面一直沒有回復，因此，他更加堅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故一再向黨內各領導人強烈地表示對莫斯科的不滿。剛一得知皖南新四軍全軍覆滅的消息，他就憤然致電周恩來副主席，要周副主席質問蘇聯駐華武官兼軍事總顧問崔可夫:“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

但蘇聯駐華大使和武官都表示，目前局勢須有全局的觀察和布置，尤其要從各方面探查，蔣介石是不是與日本有秘密聯絡，或有新的談判。要判斷蔣介石是否有意破裂，不僅要注意華中國民黨的部隊，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國民黨軍的動向。雖然必須積極加強軍事準備，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戰繼續。”但毛澤東主席仍堅持蔣介石就是蓄意破裂。

20日，毛澤東主席在電報中乾脆告訴各方領導人說:現在的問題是遠方(指蘇聯)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複，尚未得到解決。

23日政治局會後，毛澤東主席更是尖銳地批評蘇聯繼續寄希望於國民黨的做法。他明確地告訴周恩來:朋友們的意見是錯誤的，請對朋友們說，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國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開始，要他們停止接濟，準備後事，不然要上當的！

25日，看到周恩來副主席轉達的蘇聯駐華大使等各方的意見，強調蔣並非真要破裂，認為延安的估計有些過激等，毛澤東主席當即明確表示:人家已宣布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遊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黨就要犯嚴重錯誤，因此延安命令及談話的全部內容，包括文字在內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表明態度之後聽憑蔣介石去處置，或者他執行我們的十二條，兩黨重歸妥協，或者實行全面破裂。你們應向各方表示，蔣介石已將我們中國共產黨推到了對立的地位上了，除非蔣介石取消十七號關於撤銷新四軍番號的命令及實行其他必要步驟，我們是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