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感謝書友“極品∮勒澀”大力點讚支持，4500字大章節犒勞大家

　1902年，又是一個春天，北京的天氣乍暖還寒，街道上的柳條剛吐了新芽，梁啟超、徐世昌、李經方、梁士詒、黎元洪等五人組成的憲政考察團赴歐美考察了三個多月，回到國內。宋驍飛決定在這一年的政治協商會議上正式啟動憲政改革，主要內容是梁啟超等人給國內的議員們和黨政軍政要作報告，進行思想的自由大討論。大會開幕的第一天，位於宣武門附近的國會裡特別熱鬧，大總統宋驍飛、內閣總理盛宣懷、參議長容閎、眾議院院長張之洞等都參加了大會，段祺瑞、張佩綸、阮忠樞、馮國璋、王士珍、劉步蟾、鄧世昌、嚴複、容蓉等人都列席了會議。

　宋驍飛先對梁啟超他們的歸來表示歡迎，“各位不辭勞苦，遠涉萬裡重洋，為了國家的未來，考察美利堅、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加拿大等國家，現在你們可以暢所欲言，在座的大家也可以自由提問，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問題都可以問，反對不等於反動，我們要把這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開成團結活潑的大會，奠定憲政的思想基礎，真正為中國開萬世之太平。現在請梁啟超總長代表考察團給大家作報告。”

　會場上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梁啟超首先登台，他穿著一身傳統的長袍，面色嚴肅。環顧在座的聽眾，大聲說:“我梁某人今日之所講，肯定會猶如一個炸彈。讓大家吃驚，有的人還可能會罵我崇洋媚外，但為了國家之前途，民族之命運，我不得不站出來講。”

　宋驍飛說:“梁總長有話盡管說，我們都會認真聽著。”

　梁啟超點點頭，說:“我原來以世界大同為自己的理想。現在想想，這真是太幼稚可笑了。還有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所形成的華夷之辨，也簡直是幼稚可笑。我覺得要實現中國的複興大業。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恥感和民眾的愛國心！在美國和加拿大，我們重點考察了兩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在美國，我親耳聽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巡行全國時講‘欲進吾美於強盛之域，為我子孫百年大計。舍帝國主義未由也’。這足以使國人猛醒。我們所有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應該擺脫傳統的天下觀念，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擁有主權，地域上擁有國界，包括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真正民族國家。”

　張佩綸平時就有點不服梁啟超，站起來問:“梁總長說這話是什麽意思?難道我們傳統的天下觀念有問題嗎?”

　梁啟超回答說，“是的，我們要做出以下兩點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觀念，樹立國家思想。 我們中國人以前總是誇張地把中國看作世界。而不是一個國家，以為天下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國家的文明都是野蠻的，這一趟考察，讓我長了見識:中國人在道光年間以後所要面對的世界，決不是一個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國強大的泰西國家。假如我們一味堅持中國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觀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認識到自己國家的落後，就不可能意識到所面臨的危機。我國人愛國心久不發達，則世界主義為之梗也。我呼籲，要在全國去除中國仍然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認識到中國只不過是眾多世界國家中的一個國家而已。”

　宋驍飛點點頭，說:“梁先生說得對，我們中國人早就應該睜眼看世界，尤其是當政者，如果沒有清醒的頭腦，國家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我們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樣，無知地向列強十一國同時宣戰。”

　張之洞捋了捋胡子，這時也站起來問梁啟超，“依你之見，破除了傳統天下觀念的中國人，應當如何去面對世界、面對泰西各國呢?”

　梁啟超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以國家對國家。今日欲強中國，別無它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國家而已。以前中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為國民之代表，而以為天帝之代表，結果將忠君與愛國混為一談。但是，國家與朝廷並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夠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時，愛國與忠於朝廷就是一回事。反之，如果朝廷背叛國家利益時，即朝廷為國家蟊賊之時，愛國與忠於朝廷就不能統一了。弊端之二是，因為國人不知有國，故國人獨善其身，鄉黨自好，畏國之為己累，而逃亡也。無近代國家思想的民眾，就僅將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資格上。我們觀泰西各國，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輪也，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 因此，中國要強盛，它的國民必須要有國家思想，人民必須樹立國家至上的觀念。”

　段祺瑞站起來笑著說，“梁總長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倒是跟大總統當年教誨我們‘愛國不等於愛滿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宋驍飛笑著說:“是有**分相似。不過這也不是我的發明。孟子早就說過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滿意了，就可以顛覆它。所以我們不能像過去的皇帝一樣，認為‘朕即國家’，要有危機感。”

　這時，參議院議長容閎站起來說:“我同意中國人民需要現代國家的觀念。但泰西之國家，是由個人各求其安寧求其自由。相議和意而結成的，民族主義太過強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國家至上的觀念’，這會有損於個人之自由。”

　梁啟超反駁說:“現在國家與國家正在競爭，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身處這一時代的中國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還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國家。今日中國遇到的帝國主義與古代的帝國主義不同。昔日亞歷山大、查裡曼、拿破侖等，雖然也是‘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並諸國’，但那時，他們都是出自個人的野心。那時被侵略國‘恃一二英雄’就可以與之匹敵。今天則不一樣了。侵略者表現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對付今天的帝國主義。必須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鑄造此等意義上的‘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

　宋驍飛想了想，站起來說:“容議長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國家不能過分限制個人之自由。但我覺得，梁總長的話更有道理，現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戰不久就會爆發。中國得抓緊時間制定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陸軍和海軍，未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中國如今國土廣袤，民族主義之國策，還是需要的。”

　內閣總理盛宣懷站起來說:“我同意大總統的意見。大總統執政以來，鼓勵民族商業的自由發展，才有今日中國經濟之成就。如今，中國已經有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再實施兩個‘五年計劃’，經濟總量肯定能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二。”

　不一會，容閎和梁啟超又吵了起來，因為梁啟超接著說:“立國的基礎，就是要尊孔，在於發揚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只有這樣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徑，一個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其長期積澱的民族道德倫理教條。中國正處於一個舊的政治經濟制度已經崩潰，而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如果此時將西方的民權和憲政制度強行搬到中國並加以實行的話，必然會落空。”

　容閎覺得梁啟超是在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來大聲疾呼:“中國傳統的那種女人裹小腳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國斷然難以實現工業化。”

　梁啟超解釋說:“我並不是認為道德倫理是不可改變的。我的意思是將傳統道德倫理看作是一種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站在社會大眾的水平上來理智地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義的道德家隻談論民眾應該如何。凡一個社會，必有其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腦海而與之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連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棄，則社會泯棼之象立見。也就是說，當一種早已根深蒂固的倫理信條，受到新的外來文化衝擊的時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潰的。但是這應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一個新的信條逐漸代替舊的信條的改良過程，而不應當是一場急風暴雨的革命。”

　宋驍飛站起來表示支持梁啟超的觀點，“一國是否強大的根本因素在於它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和文化革新，必須循序漸進。否則，容易像1793年法國大革命一樣，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會上，結果卻難以落地生根，導致斷頭台上人頭滾滾，國家卻亂了套。”

　容閎並不服氣，轉頭對梁啟超說:“梁總長力主傳統的文化道德，那你給我舉例子說說，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中哪一些現代社會還需要?”

　梁啟超說:“我不多說，就說‘報恩’、‘明分’和‘慮後’三種觀念，就都可以作為中國社會賴以維系不墮的本源和支持社會得以前進的動力，是一個民族國家得以維系的根本。報父母恩、報師恩、報別人的滴水之恩，這一傳統思想，是萬萬不可丟的。‘明分，則是社會秩序的很好的維系紐帶，是一國中常有秩序的倫脊，即每個人都明確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並且安於自己的這個地位，這個社會才不會亂，才可以進行逐漸改良。‘慮後’所考慮的是中國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觀念。中國人沒有西方文化中那種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為中心的祭祖與傳宗接代來尋求永恆。因此有無後代的問題，如孔子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就不僅僅是一個個體生命延續的問題，而成了一個宗教性質的問題，它關系著人生的重大意義。”

　宋驍飛點點頭，站起來說:“梁總長說得有道理，報恩和明分這兩點，日本社會就比中國要做得好。這兩個傳統中國人決不能丟。”

　當初梁啟超等人出國考察憲政，容閎是大力支持的，沒想到梁啟超出了一趟國，轉了大半圈地球，回來講的還是國家、民族和傳統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義增加國家權力，進而實現民族主義的複興目標，對於他珍視的個人自由和美式民主並不感冒，氣得他胡子都快翹起來了，沒好氣地問梁啟超他們，“諸君環遊世界，就沒有一點真正的收獲?特別是考察美利堅，就沒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

　梁啟超回答說:“容議長待我慢慢講，這次考察還是有很多收獲的，特別是反**的制度建設方面。比如泰西各國對人性持一種悲觀的態度。英國的大衛.休謨曾提出一個聞名泰西的 ‘無賴原則’，也就是‘必須把每個政府成員設想成無賴之徒’。他認為，每個人都自私自利，都是無賴。為了防止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可能，保證憲政的正常運行，便從惡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制度，反而能創造出優良的政治制度。而我們中國古代都習慣於從善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政治制度，結果卻一塌糊塗。我們中國就是這種一塌糊塗的創建者和受害者， 傳統的儒家學說對於政治的闡釋，建立在對‘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是這種反人性的政治觀，導致中國的吏治，幾千年來都很**。”

　盛宣懷一聽梁啟超說“必須把每個政府成員設想成無賴之徒”，氣得身子瑟瑟發抖，站起來說:“梁總長的意思，是要把我們政府的官員都想成貪官汙吏?這不是侮辱我們的人格嗎?”

　宋驍飛站起身說:“盛總理想多了。梁總長的意思我明白，是基於人性惡論，‘權力導致**，絕對權力導致絕對**’，人性惡論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點，防范人的弱點，建立防止人的性惡發揮作用的制度。歷史現實和理論一再證明，以這種人性惡論為基礎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所謂好人政府，雖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純潔，但結果沒有一個不是極其**和墮落的。所以面對人性的本質，我們寧願承認其惡的一面然後再防范它，而不是掩耳盜鈴地躲避它，否認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時，我們寧願先小人後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後小人。這將是我們政府以後改革的總體原則，是我們根治**的靈丹妙藥！靠道德，是絕對管不住官員**墮落的。我們把官員想象成壞人，用制度讓他們不能貪，貪不了，這是在保護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