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別酆悌以後，范傑回到了辦公室，坐在椅子上細細的想著。

　　賀衷寒，在黃埔時就與蔣先雲、陳賡並稱為“黃埔三傑”，雖然三個人都是湖南人，但賀衷寒與其他兩人的關系可並不怎麽樣，三人唯一的共同點是都與張國燾關系很差。

　　在黃埔時，賀衷寒就很能領會蔣總司令的意圖，尤其是“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之後，與蔣總司令越靠越近。

　　後來賀衷寒更是在蔣總司令和廖仲愷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青年軍人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也稱“中山主義學會”，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就是賀衷寒。其目的是為了對抗共C黨和青年軍人聯合會。

　　范傑就是在酆悌和宋希濂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山主義學會，這些涉及到了黃埔早期的一些內部鬥爭，就不一一敘述了。

　　1926年四五月間，廣州國民政府組成軍事政治考察團赴蘇聯考察，賀衷寒是考察團成員之一。他在蘇聯進行一段時間的考察後，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這時，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但認為只能是三民主義范疇內的社會主義，並要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

　　范傑有時在想，這算不算是另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在其時中國有很大一部分人都這樣想，中國的事情根本還是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包括中共領袖陳獨秀。

　　1928年，賀衷寒自蘇聯回國，被蔣總司令任命為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長，負責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黃埔軍校第五、六期學生。3月，該校正式遷往南京，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這時，他還擔任了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監委會常委委員。

　　賀衷寒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像蔣總司令那樣親自掌握兵權，可蔣總司令看透了他不好駕馭的本性，偏不把兵權交給他。

　　1929年春，賀衷寒被蔣總司令派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其實是要他利用留學機會，潛心研究日本的軍事、政治，為蔣總司令集團尋求統治之術。

　　賀衷寒雖身處異國他邦，仍時刻關注國內的政治鬥爭，不時發表一些反對共C黨和國民黨左派的言論，其所寫的《改組派之檢討》的小冊子，頗受黨內右派分子的賞識。

　　賀衷寒在日本學習、考察的兩年時間，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際，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要求建立法西斯專政，以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賀衷寒深受其影響，後來的力行社就是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1931年1月30日，星期五，農歷臘月十二，傍晚，南京下關碼頭。

　　范傑一個人在碼頭上哆哆嗦嗦的等著，今天表妹就要到達南京，正好明天范傑輪休，他又多請了一天假，好好陪陪表妹。

　　這些天他正在為賀衷寒的事情撓頭，聽師兄酆悌說，賀衷寒回國後，將擔任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宣傳處處長、訓練總監部軍事教育處處長。

　　因為早年國民黨部隊經過“清黨”運動，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C黨員和所謂“嫌疑分子”被“清”出軍隊，造成國民黨部隊不僅政工幹部缺乏，而政工體制也極為混亂。南京的中央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並不能對全軍各級政治機關實施有效控制，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況。

　　賀衷寒回國後將專門負責這方面的事情，還將參與到即將組建的國民會議當中，國民名義的一大主要目的是制定憲法，如果可能還會選舉總統。

　　中原大戰之後，蔣總司令打敗了馮玉祥，閻錫山等一系列的黨內大敵，所以打算在明年通過召開國民會議，來確立國家制度，制定憲法。

　　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是國民黨建國的最高目標，不過這個目標要一下子實現很困難，所以孫中三在《建國大綱》中將國家建設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但這三個階段所要采用地政策是不同的。

　　早在1928年，北伐戰爭取得基本勝利，國內局勢底定。按照孫中山建國大綱之規定，軍政已經結束，國家將進入訓政時期。

　　而這一時期是否需要制定約法爭議較大。胡漢民認為，國父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和全部遺教，足可作為約法，因此國民政府並不需要另行單獨制定約法。

　　基於胡漢民的建議，1929年3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

　　追認此前由國民政府通過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及訓政綱領繼續有效;

　　以國父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

　　因此國民黨暫不制定約法，僅制定了國民政府組織法和訓政綱領，以補充孫中山建國大綱。

　　然而此時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人在北平西山開會，堅持要求制定約法，並另行成立國民政府與南京抗衡。汪精衛之國民政府立即組織約法起草委員會，最終在太原起草了一部約法草案，史稱“太原約法”。

　　鑒於國民黨之分裂，在開封的蔣總司令於1930年10月電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前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商討約法問題。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

　　而這時黨內卻出了問題，蔣總司令的這一做法遭到了黨內四大元老之一的立法院長胡漢民的反對。而胡漢民就是蔣總司令早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早在1928年，國內局勢初定，胡漢民從歐洲回國，在上海、南京等地大力倡議試行五院製，企圖通過五院製這種分權的形式來管理國家。

　　蔣總司令審時度勢，表示讚同胡漢民的這一主張，並推舉他為立法院長。胡漢民當上中央常委會主席兼立法院院長後，投桃報李，力挺蔣總司令做國民政府主席。

　　並且在他大力支持下，1929年蔣總司令把李宗仁、白崇禧趕回到廣西，把李濟深從廣東誘騙到南京扣留。在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蔣、胡二人聯手配合，開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的黨籍，給汪精衛書面警告。

　　中原大戰期間，如無胡漢民在南京撐腰，蔣總司令是很難戰勝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李綜仁等組成的統一戰線的。

　　而中原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蔣總司令提出立即召集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的主張，目的是通過約法確立自己的領袖地位。這是他的宿願，有其思想根源。

　　30年代初，蔣總司令看到德國複蘇那麽快，對法西斯理論推崇不已。他認為實行法西斯統治，國家至高無上， 犧牲個人為國家，“最有效能”，很適合中國國情。

　　而立法院長胡漢民卻認為這樣搞集權製，變五院院長為執行者，這明顯背離了孫先生遺教，於是他公開的表示反對。

　　1931年1月5日，蔣總司令在國民政府總理紀念周上講話，提出新的一年政府要做兩件大事，其一是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其二是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胡漢民知道後在立法院的紀念周上作了針鋒相對的演講，隨後又發表公開談話，重新闡述了國民會議的性質和任務，一再強調要遵守孫中山的遺教。

　　此後，雙方開展了爭奪國民會議代表席位的拉票戰。

　　1月20日，蔣總司令在南京成立了國民黨會議選舉總事務所，派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親自選人，以中央黨部代表的身份到各地去監督代表的選舉。

　　然而，情勢對蔣並不好，除直接控制的浙、蘇、皖、滬以外，絕大多數的選票都將不會投給蔣總司令，這就意味著如果蔣總司令在國民會議上進行總統選舉的話，蔣總司令只能得到32%左右的選票，而68%的選票都將屬於胡漢民。

　　形勢對蔣總司令及其不利，這是調回賀衷寒，也有出謀劃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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