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南京的政治氣氛越來越濃，即將舉行的國民會議，已經完全控制在蔣總司令手裡。這些事情范傑一直在冷眼旁觀，現在譚延闓的身體不好，根本不參加這些事情，范傑早就沒了搞動作的心思。沒有譚延闓在上面遮風擋雨，在這些大佬博弈中，他自己很容易就被吞得屍骨無存。

　　在5月5日，國民會議正式在南京舉行，參會代表447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44人出席了會議。

　　蔣總司令致開幕詞，通篇都在鼓吹“今日舉國所要求者”，極力的推崇西方法西斯主義，為實現中央集權，製造輿論。

　　范傑對中央集權並不反對，對法西斯他卻是沒什麽好感，如果能夠在一直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有人對蔣總司令有所牽製，這自然是最理想了，至於汪精衛，范傑是從來都不信任的，

　　國民會議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將國民黨**的國家政治體制固定下來。會議還通過了一些消滅異己力量和剿滅紅軍的決議。

　　會議達到的蔣總司令鞏固自己的統治，消除西山會議派、改組派聯絡閻錫山、馮玉祥1930年在北平召開的擴大會議影響的目的。但是，蔣總司令也做了一些收斂，經過胡漢民的一系列事情，他還是打消了選舉總統的想法，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了，范傑也沒聽到任何與選舉總統有關的話題。

　　這次會議通過的《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從法律意義上極大的鞏固了蔣總司令的統治，但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的不滿，更加加劇了黨內部各派系間的爭鬥。

　　黨內胡派、汪派、桂系、孫科、馮玉祥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時的做法，於5月28日在廣州成立另立政府，以汪精衛為領袖，不設主席。

　　廣州國民政府成立的時機極巧，因為時間上，正趕上政府第二次圍剿紅軍失敗，這時是蔣總司令威望最低的時候。

　　自4月初開始，何應欽指揮國民黨部隊分四路開始向紅軍根據地大舉進攻，20萬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至4月下旬，先後進至江背洞、龍岡頭、富田、水南、嚴坊、招攜、廣昌等地。

　　與此同時，紅軍主力秘密轉移到龍岡、上固、東固地區，為待機殲敵、迫敵而在東固地區待命達25天。

　　鑒於第19路軍、第26路軍和第6路軍均為最強或較強之敵，而第5路軍的第43、第47、第54師從北方新到，第28、第77師在第一次“圍剿”中被紅軍擊敗過，對紅軍有畏懼心理，戰鬥力弱，所以紅軍將目標盯在的第5路軍的身上。

　　5月13日，王金鈺所部第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開始由富田向東固前進，卻在無意間踏入了紅軍的陷阱。經過兩日的戰鬥，紅軍在中洞、九寸嶺地區包圍殲滅敵第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的大部。

　　接著向東橫掃，在白沙殲敵第43師大部和第47師一個旅的殘部，余敵逃向永豐;後又在中村殲滅前來西援的敵第27師近一個旅;接著攻克廣昌，殲敵第5師一部，第5師師長胡祖玉受重傷斃命;5月底突襲建寧，殲敵第56師三個多團。

　　五月的這下半月裡，紅軍狠狠的伸出了自己的獠牙，紅一方面橫掃700余裡，連打五個勝仗，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紅軍粉碎“圍剿”後，又乘勝轉入進攻，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解放了贛東、閩西的黎川、南豐、建寧、泰寧、寧化、長汀等廣大地區，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此次戰役失敗後，在南昌舉行的戰後總結會上，蔣總司令深刻的認識到無法依靠其他派系的武裝消滅中國共產黨部隊，加之各地軍閥反對南京中央政府的敵對行動漸漸平息，蔣總司令開始抽調其最精銳的嫡系部隊開赴剿共戰場。

　　而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在政治上對蔣總司令的衝擊是最大的，要不是有紅軍擋在前往廣州的道路上，蔣總司令早就發兵攻打廣州了。

　　於是順理成章的準備起了第三次圍剿，這一次與前兩次完全不同，前兩次圍剿的失利，對於蔣總司令軍事實力的影響是很小的。相反從另一個方面講，一些地方雜牌軍被消滅，被削弱，使得的蔣總司令吞並順利了很多，實事求是的講，蔣總司令手裡掌握的軍事實力反而更多了。

　　第三次圍剿雖然未調集陸軍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這幾支老牌主力師，但是將趙觀濤的第六師、李延年的第九師，陳誠這個準姐夫的第十八軍下屬第十一師，第十四師，還有范傑老師衛立煌第十師這幾支嫡系部隊，共計10萬人調到江西省。

　　連同原在中央蘇區周圍的和新調來的非嫡系部隊，還有第1、第3、第4、第5、第7等航空隊，執行偵察、轟炸和運輸任務。總兵力達23個師又3個旅共30萬人。

　　如果不是范傑提前知道這次圍剿的結果，恐怕也會和及他人一樣對這次戰事充滿信心，這一次圍剿不但調集了蔣總司令接近三分之一的軍事實力，甚至有些不達目的絕不還決心，還有就是中共內部也出了一些問題。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在來到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直接乾預下，王明、博古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後來王明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中共臨時中央由24歲的博古負總責。只有在蘇聯學到的書本理論知識，毫無中國革命經驗，不了解中國國情，又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奉若聖旨的王明、博古等人，逐漸掌握了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權。而毛ZE東也受到了排擠。

　　好在毛ZE東與朱德分別當任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臨時總前敵委員會書記和方面軍總司令，對軍事上的決策還能掌握的住，而與此同時，在周EN來的指揮下中共在南京，上海各條情報戰線上，展開了情報的刺探。

　　范傑並沒有參與到圍剿紅軍的戰事中去，在一個月的軍事訓練中，1營對城市作戰也有了相當的掌握，加上各種先進武器的逐漸到位，步兵一營的作戰能力更加強大，除了沒有實戰外。

　　但就事論事而言，一營的實際戰力與日本軍隊相比還是有所不如的，炮火不足就是一條硬傷，范傑也只能從提高部隊的射擊水平上想辦法，大量實彈射擊訓練項目的展開，是范傑能想的為數不多的辦法，到了戰鬥中，只能看范傑的指揮能力了。

　　倒是張治中和德國顧問團對范傑的訓練極感興趣， 時常會有人過來旁觀1營的訓練，范傑這人又好親自帶隊訓練，所以大家對范傑這個刻苦的年輕人很有好感。

　　6月的軍事訓練，范傑定位在陣地戰的訓練當中，如何在陣地戰中迅速的擊敗擊潰敵人，是作戰參謀張哲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訓練的大頭在他那邊。

　　6月初幾天，范傑請假去了上海，兄長范漢傑從德國歸來了。

　　這與原歷史已經不同，原本范漢傑是在九一八之後才回國的，但是有范傑的參與，范漢傑在德國的學習很順利，在范傑牽線搭橋下，他和俞大維等一批駐德武官的關系很好，所以比歷史上早幾個月回國。

　　范漢傑早年曾考進廣州理工學堂、廣東測繪學校這，段經歷使他和范傑很有共同語言，畢竟范傑少時就是受到梁啟超的公子梁思成的影響，打算學建築學來著。

　　范漢傑未進入黃埔時就在粵軍第一軍鄧仲元部任團長一職。黃埔畢業後，范漢傑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二十九團團長，後集功升至第十師師長，是黃埔一期學生中第一個任師長的人。

　　北伐期間，他參加過大敗軍閥吳佩孚的汀泗橋戰役和討伐孫傳芳的江西德安馬回嶺戰役。

　　北伐後，蔣總司令下野，他旋辭軍職，出國留學，到日本、德國考察，研究歐美和日本的政治、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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