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二章一二八·淞滬戰(二十九)

　　張小六子在某一點上，還是聽取了范傑的意見，他派遣了大量的小分隊潛回東北，破壞東北地區的鐵礦，煤礦等各類礦山。將礦山大量的主要巷道和采掘機器炸毀，使得日本人想要再行打通巷道和工作面，需要的時間已經不是一兩個月就能解決的了的，尤其是破壞最徹底的遼寧鞍山鐵礦，破壞計劃早就在去年九月初就開始準備了，當初只是不敢確定日本人到底會不會真的發動侵略，佔領東北。

　　九一八後，由於范傑一路西行，直抵營口，破壞了沿途的鐵路橋梁，在加上兵力不足，致使日軍一時無法西行，而為沿線的鞍山鐵礦爭取了時間。

　　雖然不知道張小六子破壞鞍山鐵礦的計劃是派誰執行的，但是范傑也不得不說破壞的真徹底啊，所有的巷道全部被炸壞，大量的熟練工人被接往關內，大量的采礦機器被炸毀，日本人想要將鞍山鐵礦恢復到原先的水平，至少需要兩三年的時間，這還是沒有人干擾的情況下，可是張學良真的會什麽都不做嘛。

　　我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我要是得不到了，別人也別想得到。不得不說張學良這種光棍氣質，還真有點張作霖的遺傳風采。

　　當初蔣介石被迫下野，交出政權，回到溪口老家修養，這麽大的權力被交了出去，粵系很快就一次四分五裂。胡漢民想佔據西南遙控南京，和一心想當南京政府老大的孫科鬧起了矛盾。

　　而汪精衛在上海選出了十名汪記中央委員，這明顯是汪精衛在私自發展勢力，準備在選舉政治領袖時發力，這自然又遭到胡漢民的指責。

　　僅僅一個月，廣東派就連貌合神離都做不到了，互相罵街的事情也多了起來。

　　國民黨內三大常委，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當中最強的，當然還是蔣介石，他牢牢掌握著全國最大的軍事集團，又有黨內部分元老支持，多數省份首腦的支持，次之的，就是胡漢民了，他在黨內的聲望自然不用說了，當初他被蔣介石在湯山軟禁，導致寧粵對峙長達半年之久，最後老蔣甚至被迫下野，而且他在兩廣也有軍隊的支持，屬於是實力派。而實力最差的，就是汪精衛了，以前支持他的軍隊，張發奎也好，馮玉祥、唐生智也好，都先後被蔣介石打成了光杆司令，他自己也就只能靠著一群中央委員為他搖旗呐喊。

　　三大常委，誰都沒能力單獨控制大局，要破局，必然要兩人聯合才能贏得黨內大多數的支持。

　　而最急於找出路，出價最低也最容易妥協的，就是汪精衛，因為他本錢最小的，這一切，蔣介石看得也是明明白白。還在蔣介石下野前，甚至寧粵談判之時，雙方其實就已經開始了合作的試探。

　　當初胡漢民未被蔣介石釋放時，粵系內部尚能團結，可是胡漢民被釋放後，胡汪早年的一些積怨成了橫在兩人中間的障礙，而需求更迫切的蔣介石和汪精衛走在了一起

　　不過，汪精衛和蔣介石敵對了這麽些年，這邊罵對方是獨夫民賊，那邊把對方開除出黨然兩邊就要合作，總不能啥都沒說法，悶聲不響就複合了。那之前的互相指責不就成了笑話了嗎?重新合作，總得要找出共同點來，讓大家相信，兩個仇人把酒言歡，不是為了權力分配達成妥協，而是為國為民。

　　正好，外交部長陳友仁認為應該對日絕交，蔣介石先出頭把陳友仁大罵一頓，指責陳友仁，“如絕交即為宣而不戰，則國必析”。

　　汪精衛馬上迅速跟上稱:“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所謂的主戰派，試問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為兒戲嗎?”。

　　不過，汪精衛講話的關鍵，還在後面這句話:我看了蔣先生辭職後的一篇告國人的文字，即《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演講，認為蔣先生與我同心，余願與蔣先生精誠合作，共赴國難，挽大廈於將傾。

　　就這樣，把對日絕交政策罵成是“國必析”的危機，那麽下野的蔣介石重新出山，就不是爭奪權力，而變成力挽狂瀾了。而汪精衛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以阻止對日絕交政策，同心抒國難為理由，完成由蔣介石的仇敵到合作夥伴的華麗轉身。

　　1月17日，兩個從北伐開始就相互對抗，互相視為仇敵的超級大佬在杭州相會。談笑間，在風景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國民黨的一場權力重組就此敲定。接下去的一切自然都是走過場而已。

　　可惜剛回了南京準備準備大乾一場的蔣汪二人沒想到的是，在上海，日本人已經對於戰事到了最後的引發階段，先是日本僧人死亡，接著日本人又燒了三友實業社，1月21日，日本總領事村井蒼松又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道歉、懲凶、賠償、解散抗日團體四項無理要求。1月22日，日本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以保護僑民為由加緊備戰，並從日本國內向上海調兵。

　　而在這個國內政權最動蕩的時刻，孫科自己慫了了。

　　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的同一天，外交部長陳友仁棄職而去，並發表聲明痛罵蔣介石。

　　勉強能幫孫科撐起門面的外交部長辭職，財政又無法維持，外交政策又被蔣汪聯手否決，行政院長孫科的日子也到了頭，上海事件更是弄得他焦頭爛額，此時他也只能黯然下台。

　　當然該做的門面蔣介石自然是懂得的，孫科辭職當天下午，南京中常會討論孫科辭職案時決議:“去電孫科同志取消辭意，即日回京。”

　　並且推舉出張靜江、張繼、居正三人前往上海催促孫科返回南京，隨後又加派何應欽、吳鐵城赴滬挽留，但孫科辭意堅決，拒絕見客。

　　此時誰都清楚，雙方的行為不過都是虛應故事的表面文章罷了。 孫科事實上已經走投無路，再也乾不下去了。

　　據蔣作賓觀察，孫科辭職的直接原因為:“汪精衛實有意取得政權，孫窺其意，故憤而辭職。”

　　對此蔣評論道:“國難當頭，各懷異志，前途至可悲也。”

　　蔣作賓的觀察並非毫無根據。當蔣、汪入京之初，蔣介石曾表示“政治由孫科主之，黨務由汪兆銘主之，而己願不受任何職務，以盡力相助，三人共同負其責，勉挽危局。然汪氏之意以為僅管黨務，心中尚不足也。”

　　26日，蔣介石告訴汪精衛:“孫科無複函，行政院長不可虛懸，請兄速行組院，主持大政。中願不受名位，竭誠相助。”同時，蔣介石還致電宋子文表示:“財政無人主持，請兄即夜入京相商。”

　　此時在上海，日本人卻沒停下腳步。就在蔣介石準備以勝利者的姿態重回南京時，燃燒的導火索終於燒到了上衡隻火藥桶的邊緣。

　　雖然還不知道日本政府已經擬定了對華的新方針，但是看到這份照會，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官員們都意識到，日本人這回，包括政府，那是真想鬧事了。

　　而上海市政府還發現，從25日開始，居住在虹口、閘北一帶的的日本僑民大批遷移往法租界，一些日本僑民還在陸戰隊司令部領取槍支彈藥，日本陸戰隊在租界街頭設置鐵絲網，堆放沙袋。

　　所有的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做好了中日開戰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