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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獻帝新傳》孔子和老子之辨
老子與孔子之辨

 本文為網友提供,出處不明,自己也在研究拜讀中

 老子、孔子等人的故事是一段歷史糾纏,解開這段歷史糾纏,即猶如撥開疑雲迷霧一樣清澈湛然。我們可以改變歷史上的許多誤會誤解或歪曲的說法,了斷困擾人類幾千年的這樁公案,中國幾千年的爭論也可以休矣!

 真實與詐偽混雜在一起,那麽就需要我們要有敏銳的眼光和確切的思想才能辨別發現。王室家族官學內傳的文字資料是給自己家人看的,怎麽會有假?當然美化過譽之言不可避免,外傳的文字資料是給別人看的也許有假。內傳與外傳的文字資料肯定會存在不一致,但不能沒有依據的完全否定。

 老子是屬於集權中央王室內部的史官,深諳熟悉王室官學中的許多內情。

 《列子?天瑞》:“《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黃帝書》引用老子的話,那麽說明老子不只是周朝人,而且比黃帝還要老。

 老子有關道的思想皆來源於伏羲之《易》,由於人們不理解伏羲之《易》的本義當然也就對於老子不理解了。老子的《道德經》中的道的本義源自於伏羲《易》中的天乾之道,所謂的南面之術就是指象或仿效乾道一樣去治理國家和怎樣做人。伏羲《易》老子《道德經》是對於內部周朝天子進行執政培訓保密而言的,而《周易》則是對於王室外部諸侯進行輿論宣傳推廣的。

 孔子與禮儀

 孔子屬於春秋時分封後的二級行政區魯國的局外人,其祖先為宋人,亦為商人後裔,也是屬於先前史官老子的後人,但屬於旁支,故未得真傳。由於首先接觸得到的是有關於禮儀方面的書,當然不知道周朝內部的詳細內情。孔子根本沒有機會能夠接觸到當時的周朝官方文件,和具有原創意義的伏羲《易》的內容或思想,所以中華古老文化在孔子那裡被誤會誤解歪曲。

 孔子認為:“朝聞道,夕死可矣。”因此可見孔子對於道也還是存在困惑不解。子貢:“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說明也還是沒有講明白。從孔子著作上來看孔子關於道的解釋並沒有《易經》或老子那麽深刻廣泛,孔子是不講陰陽關系的,說明孔子關於氣性道的作用認識並不是太清楚。

 雖然孔子在《中庸》篇中也很精彩的論述了道:“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然而卻遠遠不如老子或《系辭》中的內容深刻,因為前者是通過觀察而得到的,孔子是通過學習而知道的。名為中庸,實為誤會誤解。

 《論語》雖然提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老子是以開物成務的,孔子是以學或教為務的。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所以當孔子看到了老子的《道德經》時便稱為“韋編三絕”,韋通違通悖。雖然孔子也受到觸動但最終沒能理解老子,並不完全理解道的本義,否則就不會執意推行他所提出克己複禮的政治主張了。

 現在一般人們普遍知道理解孔子的書,而不理解老子的書,是因為現在的人們不了解當時社會存在的歷史背景等其它情況。然而孔子也是被欺騙蒙蔽的,隻知周朝禮儀,而並不完全知道了解周朝以前歷史的真正情況,老子的思想是則對自然或集權中央王室內部執政情況的全面認識或總結。

 孔子其思想境界沒有老子博大精深,老子是王室內部見多識廣的史官,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三《易》等王室珍藏前人思想的真傳原本。古時官方真本在王室珍藏,其他諸侯或民間隻是具有卜筮內容的流傳本,屬於多種版本並行,後來官方真本失傳。也很難說就存在事實上的有效證據,因為事件本身就存在故意作偽的行為,以遮外人耳目。不知能否通過考古將地下掩埋的官方真本挖掘出來?因為持有者一定認為很重要,所以故意毀壞的可能性不大。能否存在或不知被掩埋在中原故國何處?就是沒有考古出土文物證明,通過大量事實也可以完全說明本來事實上的存在。誤會並不只是在於考古學上的證據,而在於思想觀念。

 禮儀是黃帝時期的法典,後來被廢棄不用了,孔子搞不清楚為什麽這樣。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實則從黃帝時就已經開始了。禮儀在黃帝時期是根本,是作為法律手段而存在的,而不只是倫理學上的禮儀,後來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在周朝時進行了引申分離改進。

 《左傳?隱公》:“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左傳?昭公》:“後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古人祭祀是給活人看,死人不知道了可活人卻知道,因為別人看見主人那麽尊敬崇敬祖先,所以別人尊敬崇敬主人之情也由然而生,巧妙地達到了一個以身示范的令人模仿作用。搞崇拜的實質是給活人做樣子看,其目的是收取財物,實屬勞民傷財兩頭消費瞎折騰,不如直接收稅。老子的無為是針對當時各自以禮或仁義偽飾自己,大家互相欺瞞的或虛頭巴腦的禮節作法做出的指正,意指用不著或多余,無為表現了老子的聰明與智慧。虛偽欺騙在有些人眼裡看來是一種智慧聰明,老子棄智絕學是指棄偽智絕偽學。

 正因為正宗失傳,司馬遷作《史記?禮書》也不知道禮儀的本義來源,也妄作評論。禮儀應該有本義和引申義之分,統治者們充分的利用了混合的禮儀而為統治目的服務。引申義仁義實為維護封建等級製的說教,導致統治者的好大喜功和百姓的愚忠,所以祭祀禮儀之興也。《周禮》實質上是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其目的是為建立統治秩序所設。老子反對禮,因為禮是維護尊卑等級的一套程序,束縛人而不合人性,所以老子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雖然孔子提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說法,但是孔子依然在禮儀問題上公開發表自己自以為是的誤解看法,給後代人留下深重的影響,不能不令人痛心。

 本義上的道德與社會倫理的道德完全是兩回事,然而卻被孔子改造成了社會倫理道德。道德法則應該以滿足公共生存法則為前提的,否則將是違反人性的和扭曲變態的。道德是應該存在的,但不是那種人為性規定的那種束縛人性的枷鎖,更不是孔子專門為統治者所設計的那種道德。孔子也是壓根就不知道為什麽在周朝初期那麽重視禮儀,後來為什麽又廢除禮儀。現在仍然有許多人在侈談道德或誤會歪曲古人的本義道德。後人多以孔子為正統正宗,當然也就誤會誤解種種了,就是孔子後來知道了這些情況,但是仍然是有些無法完全理解。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孔子早年依靠給人家主持喪禮維持生活,通過祭祀活動而熟悉禮儀內容的。禮儀始於宗法,由於家庭內部產生正宗正支嫡親與旁支庶親或輩分等區別為昭穆,由於昭穆產生喪服制度,即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中庸》:“子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禮法標志著權力轉移繼承制度。應該以道德和才能為標準。如果按照孔子說法天下將永遠是繼承制度,而不是民主的選才制度,這是不符合天地精神和人類社會發展要求的。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禪也者,上德授賢之謂也。上德則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賢則民興教而化乎道。不禪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反對父子宗親繼承制度。

 孔子的學說雖說符合過去的禮數規章制度或社會規范,但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周朝也早已廢棄不用,且正好是與當時新興勢力變法的政治企圖有抵觸衝突的。春秋時周朝處於崩潰狀態早已無回天之力,天下諸侯紛爭根本無法統一天下,沒人聽他這一套,因為他這些不符合人家的口味要求。誰最先強大起來誰就擁有統一的實力。維護周朝那一套不利於新興勢力的發展壯大,當然也就視作為障礙絆腳石了。當時的歷史背景是禮崩樂壞,諸侯並沒有按照孔子的說法去做,也沒有按照老子的說法去做,所以才有了這個歷史時期的百家爭鳴的天下分治各自為政局面,變法是後來秦統一的思潮主流方向。

 孔子接觸的是《禮儀》並宣傳提倡克己複禮的統治思想,但禮教仁義《禮儀》已經不能適應時代需要,因此屢屢碰壁。《史記?老子列傳》:“孔子m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D。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呂氏春秋?似順論?有度》:“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

 《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然而孔子卻也不知“其有文章”究竟是具有什麽樣的內容。

 孔子與《易經》《尚書》《詩經》《春秋》等書

 《春秋》根本不是孔子所作,因為年代跨度太大,他根本活不了那麽長時間,根據孔子的人生經歷他不可能得到那麽多史料,並且與孔子反對卜筮的思想相違背。中國自古就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孔子不是史官,怎麽能夠記言記事作史呢?《春秋左傳》相當於魯國的地方志即魯史,應該歸魯國的史官所記和保管,所以是後人司馬遷把這事栽在孔子頭上的。《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春秋以往諸侯皆有國史,即為列國之史,既然《春秋左傳》是史書,那麽也就一定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記,記注與撰述是兩回事。別人所記,孔子所修是有可能的。孔子由於出身貴族,也有可能通過他父親或各種關系得到《春秋》這本書,或者為魯司寇時得到的,但是孔子肯定不會是作者。

 《論語?述而》孔子承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孔子周遊列國忙著爭取官位,怎麽可能會有時間和興趣來完成《春秋》呢?並且《春秋》中所記載有關迷信卜筮內容說明魯國在當時隻是一個旁支,魯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沒有得到主流治國思想的正宗真傳,得到的而是糊弄人的具有卜筮內容的《周易》,所以孔子在其影響下也沒有得到周朝多少年經驗總結的真傳。孔子以前無私人著作,《論語》為歷史上第一部私人著作,而且是在孔子死後由他的孫子子思完成的。有些典籍確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得其儒名,如《尚書》等,然而這些卻非儒家所作所為,而是孔子所教儒生所學。《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為避火災而壁藏《尚書》並開私學先河以傳天下,雖然未得其正宗,但也為中華文化傳承留下可見端倪的大量寶貴的歷史資料,實為功不可沒。

 《易緯》本來不是孔子所為,卻為硬安在孔子頭上,因孔得寵而得其名,以古本為底本改造,迎合當時尊孔形勢。原來與《易經》並傳,有所底本的輔助性解釋說明,後被分離開,所以才被誤會。《周書•;大誥》王若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複!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於敉寧(文)、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並吉。”十翼根本就不是孔子所為,而是附注說明解釋,隻是一起隨著《易經》流傳下來。《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從魯襄公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又至昭公二年大約是12年, 這時孔子才12歲,十翼又怎麽能是孔子所為?

 孔子思想與《易經》有些不一致,“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孔子不主張佔筮,不語怪力亂神的主旨,又怎能為《易》作傳系辭呢?孔子保存收藏《易經》是可以的,漢儒卻把《易經》列為儒家經典並自封為正統實為美化自己,後人作偽實屬訛傳。《系辭》其中的內容觀點明顯的不一致,而是多人所為。易經中的子曰,或許是老子的子曰,並不是孔子,而子思所撰論語的子曰或許是模仿《易經》而作。關於“子曰”並不能證明就是孔子所說。由於誤會有人將子曰或聖人都加在孔子頭上,所以導致孔子做了兩千多年的假聖人。由於有些人將本來就不屬於儒家的古代典籍強製生硬地強加於孔子頭上的結果,是使我們理解起來更加困難,無形之中增加許多誤會誤解。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的說法無法作為序彖、系、象、說卦、《文言》是孔子所為的證據。孔子晚年才有機會接觸到《易經》或《尚書》等這些珍貴的文字資料的,這時他已經無能為力來完成這項歷史任務了,所以《論語?述而》才發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也。”這樣的自責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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