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文化制度狀況考(一)序言

　一.序言

　《易傳》曾言: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處“文”之本義，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解釋是“錯畫”，乃是“紋理”之意，天之紋理就是天象，或說是天道的自然規律。人文便是人文群體中之“紋理”，即人倫秩序。由天文到“以化成天下”，便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人道與天道合一。文化在古哲先賢看來，就是天道朝向人間的延續，人文化成之背後，似乎是天籟之音在回響。此種回響的靈光，外化為人從自然界走出來之歷程，有起點而無終點，我們現在雖有高度之文明，也只是行走在途中而已。

　我們將之限定在中國早期文化的形成階段，限制其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會有利於我們知曉它的源流。並且，我們知道，文化可具體分為不同的層面，如器用、觀念、制度等。器用表現為物質的生產方式和產品，觀念指那些經由人群當中的智者所體驗到的某種價值取向，集中表現為不同的學術系統。制度則是在觀念之基礎上產生出的社會規范和典章制度。可以想想，文化的展開皆以人心或說智慧為中介，似乎在受到某種啟示之時，才表征出三個文化層面的具體內容。三個層面也當無先後之問題，只是隨著時間之推移，各各愈來愈精致。拿觀念層面而言，觀念初無系統，只是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出現了有系統之觀念，中國、古印度、希臘文明同時在這一時期閃亮起來。雅斯貝斯稱之為“軸心時代”，為何在不同地域同時出現有系統之觀念?真是相當奇妙，就象你早上起來，發現升起的太陽，同時照亮每一棵樹木、每一條街道一樣。記得人民大學的黃克劍先生在一次講座中，以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運轉來對此做解釋，但不知黃先生是否思考過絕對精神本身，在此我們可以考慮一下，絕對精神又從何而來，這或許不是個假問題。

　說中國文化早期階段，也有些籠統，依某些傳說，中國歷史不可謂不長，如三國時吳人徐整之《三五歷記》，其中說“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繹史》卷一引)盤古之後又有三皇，三皇之後又有五帝，對三皇五帝，不同書中所說又有不同。對這些傳說，我們大可不必相信，顧頡剛先生在1922年提出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意思是說:戰國、秦、漢以來的古書中所講的古史系統，是由先後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積累起來造成的，古代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翻開《古史辨》，顧頡剛先生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發，說這有三個意思:

　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

　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齊家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們在這點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的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顧頡剛先生在研究了有文字記載的古史系統中所出現的不同說法之後得出的結果，是可以接受的。又如，《史記》開篇講五帝，乃是依《世本》、《大戴禮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世本》是戰國秦漢間輯錄古帝王公譜系的書，而《大戴禮記》也是戰國秦漢間的禮學匯編，都沒有可靠的可以證實的依據。《尚書》裡有關於堯、舜、夏、商、周的記錄，但據說是經過了孔子的修定，而孔子欲為人間政治立一規范，難免有自己的理想加入其中。我們都知道“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意思，據記載《尚書·周書》中本有《武成》篇，但現在不存，孟子曾說，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為什麽呢，是因為孟子覺得《武成》不可信，原因是裡面講到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按照儒家的理想，文武之道是行仁政，行仁政，則天下歸之，怎能有那樣的血腥之事發生呢。所以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因此，極有可能的是，在編定《尚書》時將此篇略去了。

　在中國文化中， 其早期發展狀況究竟如何真是一個疑案，在歷史上，人們已有過探索，可以稱為對早期歷史的重建，最有意義的是上個世紀初的古史辨運動，其對古史的懷疑，使人們更注意用科學的方法去建構古史，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用地下新材料印證紙上的材料，成為重建古史的基本原則。這等科學精神，在考究人文歷史之時，雖不是充分的，卻是必要的。

　因此，在史料中有傳說夾入、並不斷地被理想化的重寫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把他作為基本的參考。本文所謂中國文化早期階段也當再有個限定，傳說中的早期在我們看來並不算是早期，不是說其傳說中的內容不早，而是說它不可靠。柳詒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中論到中國人種之起源時，說到，中國人種之起源，蓋不可考，其故有二，一是無文字之證。二是無器物之證。同樣，對既無文字之證又無器物之證的早期文化、對於有文字和器物證實之先的東西，當存疑可也。周代之前雖有遺文遺物發現，但太少，其歷史仍茫昧難明，所以，我們討論中國早期文化狀況，我們認為也必須從周代開始。

　並且，對於一篇文章而言，面面俱到地討論文化的各各層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將側重於中國早期文化的制度層面和觀念層面。

　是為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