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最新考古成果和史料為依托，闡述了“一萬年”是對中華文明實事求是的“歷史首肯”，是蕩除“西方中心論”、揚我民族精神的永恆長城。近代以前的中華文明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大文明古國的排序中國毫無疑問應排在第一。對據中國最新考古成果進行綜合研究而得出的中華文明從伏羲(盤古)開始就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奴隸製國家給予了高度認同，中華國家文明史已有了七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而不是過去所講的開始於夏代。關鍵詞:一萬年、中華文明、公元前5341年、伏羲、西方中心論。

　“重寫中華文明史，中華文明一萬年”，這是一個多麽令人歡欣鼓舞的重大歷史課題。1997年8月，“海峽兩岸史學家合撰中華民族史第四次學術研討會”提出了“中華文明史可追溯到萬年前”的論點。會後，有關學者起草了《重寫中華古史建議書》，該建議書已得到了海內外百余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民俗學家的簽名並公開發表，同時向全世界華人發出了呼籲:希望大家來了解這一工作，支持這一工作，都知道中華文明一萬年。

　“一萬年”――這是對中華文明事實求是的歷史首肯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把中國古史的框架、脈絡高度概括為“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糸，上萬年的文明啟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1)，是比較恰當的。近來，科學家們通過對中國山西垣曲“世紀曙猿”的考證，充分說明了人類遠祖源於中國，推翻了“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論斷，把地球類人猿出現的時間向前推進了1000萬年;中國三峽“巫山人”的出現，把中國人的進化史向前推進到了200萬年前，且更直接向“人類非洲起源論”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並為在我國境內尋找更為古老(400―20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文化遺存和揭開人類起源之謎提供了有力的科學依據。從此，在中華歷史的長河和廣袤的土地上，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艱難成長;馬貝人、長陽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銀山人、桐梓人與猿“揖別”;柳江人、資陽人、河套人、山頂洞人、穿洞人“燧火化臊”奔向文明這是一幅多麽生動的人類早期生活的歷史畫卷。

　我國是世界上農耕文明發源最早的國家，其年代遠遠超出其它文明。就人類幾大文明發祥地來說，西亞農耕文明發源較早的地方局限於所謂的“新月形沃土”地帶，時間約在公元前1-0.7萬年;相比起來，兩河流域、印度就晚了許多。而在我國，北京山頂洞人就進入了農耕文明，其年代約在公元前2.5萬年前後;湖南道縣玉蟾岩農業文化遺址，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萬年之間;我國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洞等史前遺址，通過植矽石和孢粉分析等科學測驗，發現了距今1.2萬年前的野生稻石標本和距今1―0.9萬年前的栽培稻植矽石標本，這是目前所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標本;湖南澧縣彭頭山古文化遺址中出現了距今0.9萬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並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遺存。我國陶器製作時代最早，工藝最精。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的距今2―1.5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未期及距今1.4―0.9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連續文化堆積中，後者還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陶片，距今1.2―1.1年前的廣西柳州大龍潭和廣東英德青塘圩遺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飾有繩紋，而此時人類的另外幾大文明還基本處於蒙昧階段;中國北方距今0.8―0.7萬年前的陶器，無論從其製作工藝還是造型、紋飾、彩繪，都遠遠超出同時代其它有陶文明;而日本、美洲古代陶器的出現其形態特征往往與中國一些時代的陶器極為相似，恰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中國遠古先民極早就來到了這些地方，繁衍生息，開拓文明。隨著文明的進步，家畜飼養業發展起來，最先飼養的是豬、狗、雞、牛，不晚於8000年前，“六畜”中的馬與羊稍晚，其中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家豬和家雞的遺存。我國的手工業最早發生，發展最快。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已中充分顯示了中華先民紡織業的發展，中國絲織物後來成為古代文明史上橫貫中西最為耀眼的彩帶。中國玉器業的發展早在8000年前就較成熟，獨樹一幟;漆器業舉世無雙，堪為絕技;冶銅業與西亞同步，工藝獨步於世;天文歷法獨領風騷，七日星期製的使用遠遠早於“猶太人”、“巴比倫人”二千年;河南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多為七孔，具備音階結構，能吹奏出旋律;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古文化遺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雛形(及至西安半坡、臨潼薑寨、宜昌楊家灣遺址的陶文已十分成熟)“公元前6000年左右興隆窪文化玉器的熟練製作，裴李崗文化文字的出現，磁山文化遺址中數十萬斤剩余糧食的發現，這些有機聯系的現象集中反映著中華遠古文明的孕育。結論隻能如此:華胥氏時代文明曙光初露，再經數百年的發展，伏羲時代則以國家文明傲視全球。”(2)隨著以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為基礎的華胥氏超級部落聯盟(已具半國家性質)勢力的漸衰，而發源於湘江流域後逐漸東進的伏羲部落，與東夷女媧部落聯盟後形成巨大族團，大規模從山東、江浙西進北進，於公元前5341年統一中原，這樣，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奴隸製國家――中華伏羲奴隸製國家誕生了。它西起關隴，東致大海，南括長江中下遊，北越燕山而跨蒙遼，其遼闊版圖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後的古埃及、古巴比倫所無法企及。壯哉！隨著地下文物的不斷湧現，通過考古學、古文獻學、考古年代學、古天文學、古氣候學氣象學等的綜合研究，使我國奴隸製社會各起訖的相近歷史年代顯露端倪(3):朝代帝世年數歷史年代備注伏羲朝數十世1260年公元前5341--4082年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稱霸九州炎帝朝17世380年公元前4081--3702年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戰黃帝朝18世400年公元前3701--3302年少昊朝20世400年公元前3301--2902年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亂顓頊朝19世350年公元前2901--2556年公元前2780年統一四川帝嚳朝20世300年公元前2555--2256年帝摯朝1世9公元前2255--2247年唐朝2世73年公元前2246--2174年公元前2220--2211年鯀治水虞朝2世27年公元前2173--2146年公元前2160--2150年大禹治水夏朝13世470年公元前2145--1675年公元前1930年統一巴蜀商朝31世628年公元前1674--1046年公元前1520年統一川陝就這樣，在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進程中，中華民族猶如人類歷史的火車頭，執人類文明之牛耳呼嘯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紀，已遙遙領先於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封建領主製的國家――西周而雄居於世。春秋戰國――人類文明史上最具改革與活力的時代:政治大變革，經濟大發展，思想大爭鳴，文化大積累，軍事大兼並，外交大縱橫，民族大融合產生了眾多對人類歷史進程具有重大影響的諸子百家和大量不朽文獻。及致始皇，平六國而統天下，置郡縣而修法度，擊匈奴而築長城，定貨幣規度量而簡文字，建馳道而同車軌，建樹了史無前例的功勳。漢武雄風，上崇儒術，下削諸侯;廣開仕途，招攬人才;推廣農技，興修水利;激活工商，加強財政;外擊強奴，海陸舉貿使得強大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綜合實力雄渾無比，化解了來自中亞、西亞凶悍蠻族的進攻並將其大部融化。余勢西遷，引發了整個蠻族世界的大遷徙，導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和西歐社會的巨變。而此後的中國歷史，無論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時期，還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統一大帝國，中華文明始終以其無可替代的先進性和獨特性，逶迤磅礴至人類發展的近代前夕。無怪乎在人類近代以前的大部分科技發明裡，中國的先進發明動輒就比歐洲早幾百年或上千年;北宋徐州的一個冶鐵坊的人數就多達四千人，相當於十一世紀歐洲一個大城市的人口數;元朝的海軍艦船已開始使用火炮，此時的歐洲還在大刀長矛的冷兵器裡蝸行;明代鄭和的第一次太平洋、印度洋遠航，所率水手官兵就達二萬七千多人，比十四、五世紀歐洲最繁華的亞得裡亞海沿岸各國的商業首都威尼斯港所有海員人數的整和還要多幾千人完全可以這麽說，在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大多數歲月裡，中國的綜合國力雄超於世，國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即使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仍不失為世界經濟強國，由於中英貿易順差極大，英國才出此鴉片之下策，導致了中英邪片戰爭。

　“一萬年”――必將從歷史源頭徹底蕩除“西方中心論”的歷史陰霾，高築起中華民族永恆的精神長城歐洲人“震於中國立國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於是大運神思，力言中國文化淵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於中國。”(4)胡謅什麽古巴倫酋長“奈亨特”率“百克”族東遷，此酋長即黃帝，“百克”族就是中國所說的“百姓”了。這種天方夜譚一經別有用心的日本人所鼓噪，竟流傳一時。及至我仰韶文化遺址大白於天下，此等謬論才漸漸銷聲匿跡。又說什麽古埃及之聖書象形文字、古巴比倫之楔形文字為中國文字之源。針對這種無稽之談，不要說我國八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已經出土，就比及一種我國已經發現的古象形文字，如半坡陶文，或是薑寨陶文，還是楊家灣陶文，後者哪一種不比前者成熟得多?而時間卻早出了一千年以上。印度考古發現了距今7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就說中國的水稻是從印度傳入的。而湖南、江西一些古文化遺址中出現了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看這些人們還能怎麽樣說?一部分西方(包括日本)人之所以熱衷於此，自然有其政治的目的和不良用心。而其正直的思想家、政治家、學者卻往往為中華文明之輝煌所傾倒。黑格爾說，“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連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亞細亞人民雖然也有遠古的傳說，但是沒有真正的‘歷史’:印度的‘四吠陀經’並非歷史;阿拉伯的傳說固然極古但是沒有關於一個國家和它的發展。這一種國家在中國才有，而且它曾經特殊地出現。歷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的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5)瓦西裡耶夫說:“中國的歷史是偉大的，它根植於遙遠的古代在中國的遠古時代，確實有不少稀世的、獨特的、隻有中國才有的東西，因而似乎可以明顯地證明對古代中國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懷疑都是不對的。”(6)美國的開國元勳、獨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富蘭克林曾宣稱: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經驗最豐富、也是最聰明的民族”。(7)董立章先生在比較中外早期文明時總結得好:中國與西亞、北非的早期比較，由於地理氣候環境不同，發源略有早晚而唯中國最早;國家大小有別，而唯中國疆土最廣;文化雖皆以悠久著稱，而唯中國最為源遠流長，從末夭折而繁榮至今(8)。作家李喬不無歎喟:外國人把中國列在埃及、巴比倫、和印度之後，稱這四個國家為世界文明古國。現在6700多年前的文字出現了，3000多年前的太陽歷也發現了，四大古國的序列應該重新排一排了吧！(9)毫無疑問，中國應排在第一。

　當然，我們忘記不了也決不能忘記近代以來這場血與火的洗禮。正當中國的大清皇帝們還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國”的歷史陶醉之中，以儒學文明所特有的溫文輕蔑之態俯瞰世界，傲視歐洲為“夷人夷國”之時，西歐遲來的資本主義萌芽卻產生了使生產力得以大突破的工業革命，向著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然而，這種文明的進程竟是這樣的野蠻和充滿血腥:在非洲，無數黑人被當做牲畜般販賣與屠戮;在美洲，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被驅趕槍殺， 慘絕人寰;在印度、東南亞，殖民者海盜式的掠奪愈演愈烈。時至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終於用船堅利炮把“天朝”的尊嚴、“中央之國”的傲慢擊得粉碎。腐朽羸弱的清朝未年，廣大的國土被蠶食、瓜分，民族慘遭殖民與蹂躪，“東亞病夫”的毒諷壓得中國人抬不起頭來，中國社會的崇洋、恐洋、迷洋之風彌漫開來。在大部分中國人的思緒裡，西方“蒙天蓋地”的先進，中國“昏天黑地”的落後，對西洋人有一種莫名的神奇感，自以為低了一等;相反，西方從此無知狂傲，飛揚跋扈，“白種人是上帝的驕子”的歷史謊言流遍全球。這就是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歧視”、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恥辱”、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誤解”和一百多年來的“民族自卑”。可時至今日，殖民文化不僅大有市場，理論上還有了新的“突破”，什麽“鴉片戰爭提出了中國近代化的任務，所以，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就不能反對，甚至還要歡迎”，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隻有當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實現現代化”，多麽荒謬絕倫的論調卻影響著不少年輕人，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還不應該敲響起警鍾嗎！?總之，“一萬年”，就是還中華文明以本來面目，這既是對歷史的事實求是，也是挺我民族脊梁，揚我民族精神，消除近代殖民心理的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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