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紹興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給自己取名字外號，曾用名數不勝數，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當然其中最有名的，還是徐文長。

　張愛玲曾經說過，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絕對符合張小姐的說法，因為他出名的時候，只有十歲。

　在上小學三年級、漢字尚未認全的年齡，徐渭已經完成了一項壯舉，他通讀了著名文學家楊雄的名文《解嘲》，但這位牛人並不滿足於讀懂，他還別出心裁，改寫了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謂惡搞)，最後還給自己大作起了個比較對仗的名字——《釋毀》。

　徐渭絕對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時期的傳奇故事可謂是家喻戶曉，在我還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個老婆的時候，就已經聽說過徐文長智鬥地主、徐文長智懲貪官之類的故事。

　雖然傳說十分動聽，但我卻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沒有精力去幹這些閑事的，在三十歲之前，他一直忙著乾一件事——考試。

　徐渭的前二十年還是很順利的，二十歲時，他考中了秀才，此時他的名聲已經不小了，恰好當時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聽說了他的才能，叫來一聊，頓時驚為天人，連連讚譽他是最傑出的人才。

　有了這位中央正廳級別幹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氣更大了，他抖擻精神，準備再接再厲，參加鄉試考取舉人，直至那最後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風得意的徐渭看來，這不過是走個程序而已。

　毫無疑問，徐渭確實是個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藝，年紀輕輕就名滿全國，然而在個人前途問題上，他卻犯了個致命的認識錯誤。

　因為科舉考試，隻認進士，不認天才。

　一說起明代的科舉考試制度，總是千人踩、萬人踹，什麽葬送人才，禁錮思想等等，比黑社會還黑，比十大酷刑還狠，但歷史已經證明，在那年頭，這是一個最為科學的制度。

　在科舉的考場上，沒有絕對的公正，卻有相對的公平，無論你是世家子弟，還是貧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個選擇——拿起手中的筆，把那張考卷答完。然後封上你的姓名，等待著命運的來臨。

　事實證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徑，想玩花樣，走後門，幾乎肯定是死路一條。

　在明代考場上，作弊不是鬧著玩的，進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夾帶，就要取消考試資格，幾年內不準再考，要是你膽子再大一點，準備搞點串通考官、買份考題之類的招數，最好還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後事。因為當年乾這行風險極大，一旦被發現，殺頭或是流放，那都是說不準的事兒。

　作弊難度過大，想搞歪門邪道的諸位朋友，估計只能靠拉關系走後門，但殘酷的事實告訴我們，即使你是當朝首輔的兒子，也只能說明你的悲哀，因為在整個明代，參加科舉大都沒有什麽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運，考了前幾名，也不要忙著高興，恰恰相反，這意味著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歷任首輔如張居正、王錫爵等，雖然平時在朝中威風八面，但只要聽說兒子考了前幾名，就會馬上去洗把臉，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謾罵。因為根據慣例，兒子的捷報剛送到，最多幾個時辰，言官的罵章就要到了，什麽子憑父貴、作弊嫌疑之類，鋪天蓋地。

　明代的言官們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幾乎個個都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度，外加唾液系統非常發達，且極具窮追猛打的狗仔隊精神，遇到這種事情當然不會放過，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向從這漫天口水裡爬起來，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和臉皮的，比如那位後來的首輔王錫爵，兒子中了鄉試第一名後，實在禁不住罵，竟然把兒子趕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後，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讓兒子參加會試。

　當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級幹部，兒子考試名列前茅，卻不挨罵的，也還是有的，不過是絕無僅有，這對英雄父子，就是楊廷和，以及他的兒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楊慎。

　楊慎兄考中了狀元，老爹卻沒有挨罵，這是因為楊慎兄名聲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達成共識，如果楊慎考不中，那才說明考試有問題。

　同樣的命運似乎又降臨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聞天下，才高八鬥，去參加小小的鄉試，所有的人都認為，中舉對他而言，不過是個名次問題。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參加鄉試，沒有考中。沒關系，擦擦汗，三年後接著考。

　第二次，徐渭又沒有考中，老天爺玩了他第二把。

　同樣的遊戲發生在三年後，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鬱悶到極點的徐渭遇到了一個無法解答的難題——為什麽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這人生最艱難的時候，他遇見了改變他一生的人——胡宗憲。

　在那次追擊戰失利後，打了敗仗的胡宗憲已經不是浙江巡撫了，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位仁兄非但沒有降職，反而升任了總督。

　因為他的靠山趙文華充分地發揮了自己栽贓的特長，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輔貶了官，還順帶捎上了當時的總督楊宜，硬給他背了個領導責任。

　於是曹邦輔和楊宜就此走人，胡宗憲成為了新任總督，他終於可以全力以赴地開始自己的雄圖大業。

　在這之後不久，他聽說了關於徐渭的種種傳說，經過實際考察，他決定收編這位才子，作為自己的幕僚參謀。

　胡宗憲天性聰明絕頂，是一個十分自負的人，他雖然逢迎趙文華和嚴嵩，但在心底裡卻根本瞧不起這兩個人，而此時的他，更是威風八面，上有嚴嵩撐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連南直隸、廣東各省都要賣他的面子。

　這也就罷了，偏偏這位胡總督還是個相當可怕的人，據史料記載，胡宗憲生來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種逼人的氣勢，不怒自威，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頭，敢於堅持原則，不怕丟飯碗，外加還有一身縱橫天下的武藝，曾有人戲言，就算他死了，黑白無常都不敢來帶他走。

　但就是這麽一位響當當的大俠，浙江軍分區司令員，每次遇到胡宗憲的時候都小心翼翼，連頭都不敢抬，有時還會發抖。

　相對而言，徐渭的層次實在太低，連個舉人都考不中，雖然有名，也只是個有名的窮光蛋而已。

　現在總督看上了窮光蛋，打算請他當幕僚(師爺)。在紹興一帶，當師爺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憲這樣的大主顧，還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況是人家主動來請，在很多人看來，這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徐渭還是比較直率的，面對總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紹興話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說完之後，使者卻一動不動——實在聽不懂。

　無奈之下，使者請來了翻譯，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謂是言簡意賅——從哪裡來，回哪裡去！誰讓你來，你讓他來！

　面對這位超級牛人，使者也無話可說，隻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轉達了這位窮秀才的原話。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貫狂傲不羈的胡宗憲竟然沒有發火，他思索片刻，便對下屬說道:我去找他。

　驕橫的胡總督竟然讓步了，讓步給一個窮秀才，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實證明，胡總督沒有做虧本買賣，和這位窮秀才後來作出的貢獻相比，別說是讓步，讓他磕頭他都值了。

　自古以來，風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攏的對象，但實際上，這些所謂才子除了吟詩作對、附庸風雅外，並沒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寫得很好，詩文也很不錯，但在日常工作中，他們則應該直接被劃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說了，官做得不小，卻幾十年如一日領工資，混日子，他的兒子王徽之更離譜，這位仁兄曾在軍中當過騎兵參軍，多少也算個武官，但整天只是東遊西蕩，啥事不乾，渾似夢遊。有一天，有人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

　“你到底是幹什麽的?”

　王徽之同志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

　“我經常看見有人牽著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馬的。”

　在歷史中，這種才子兼白癡可謂是數不勝數，而徐渭似乎也應歸入此類。

　因為徐渭的情況和以上兩位十分類似，他身負盛名，且多才多藝，十分擅長書法、繪畫、詩文，齊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畫，便願意到他門下當條狗，雖是個人意願不好推廣，倒也充分體現了徐渭的繪畫水平。

　然而對於大眾的厚愛，徐渭兄卻十分低調，極其謙虛，從他的自我評價中可見一斑:

　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照這個說法，讓後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畫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對而言)的專業，實在是聳人聽聞。

　萬幸的是，徐渭先生並不孤獨，因為據我所知，還有一位廣為人民群眾傳頌的人，也有著相同的繪畫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筆馬良同志。

　牛到這個程度，也算是相當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現實生活中卻是相當失敗，讀了二十多年書，連舉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無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憲依然親自前去拜訪了他，操著一口徽州話，連說帶比劃，糊弄了半天，終於把人帶了回去。

　胡宗憲是一個喜歡實乾的人，極度討厭說空話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對徐渭如此看重，如獲至寶，只是基於自己的一個直覺判斷——除了詩詞書畫外，這個人還有著更為出眾的能力。

　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事實上，徐渭對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錯誤的，因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繪畫，也不是書法，更不是詩詞，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個精通兵法的人，且絕非紙上談兵，這也是個怪事，胡宗憲懂兵法，那是在邊界喝了幾年風，看了無數死人，千辛萬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裡，也沒機會上戰場觀摩，光憑幾本兵書就熟知兵法作戰，只能說他太有才了。

　就這樣，穿著一身破衣爛衫的徐渭，大搖大擺地進了總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當外人，好吃好穿不說，看見什麽好就拿什麽，除了胡宗憲的老婆，沒有他不敢開口要的。

　更為滑稽的是，這位仁兄吃飽了飯後，就喜歡四處瞎轉悠，不分場合不分地點，有一次胡宗憲在議事堂召開重要軍事會議，與會者包括俞大猷、盧鏜等高級將領，大家正屏氣凝神地聽胡總督訓話，徐渭突然闖了進來。

　看見這位師爺門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憲還以為有何緊急事務，當即閉上嘴，等著徐先生的指示，總督不說話，自然沒人敢出聲，於是會場一片寂靜，大家聚精會神地看著這位天外來客。

　徐師爺果然不同凡響，在眾人的目光注視中，他一言不發，輕松自如地繞場一周，然後揚長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過神來:這人莫不是個神經病吧?

　胡宗憲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對下屬也缺乏耐心，動輒質問謾罵，誰要敢在他開會的時候來這麽一手，打個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對這位拿他開涮的窮秀才，胡宗憲卻表現出了極大的容忍，壓根就沒提過這事，放任不管。

　胡宗憲的謙虛謹慎收到了回報，在度過開始的磨合期後，徐渭開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 他的文筆極好，切中要點，上至皇帝，下到縣府，胡宗憲的一切來往公文都由他包辦，連老牌公文專家嚴嵩都幾次來信，表揚胡宗憲的公文寫作。

　然而對胡宗憲影響深遠的，並不是這些往來文書，而是一次不經意的談話。

　成為總督的胡宗憲原本以為，在他的光輝領導下，倭寇之亂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後，這場禍亂卻越發嚴重，搶劫犯們越來越勤奮，每年都要來光顧幾十次。胡宗憲不肯示弱，分兵出擊，全力進剿，結果卻是敗多勝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憲又一次為戰敗抓耳撓腮、苦思對策的時候，徐渭來到他的身邊，對焦頭爛額的總督大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先定大局，謀而後動。

　胡宗憲就此找到了通往勝利的道路。

　他終於醒悟，原來一直以來，自己都在為一城一池之得失拚命，而獲取勝利的關鍵，他卻從未把握。

　撩開了前方的重重迷霧，胡宗憲終於發現，在那些亂七八糟的漁民、海盜、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後，隱藏著兩個真正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