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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東林黨人因為他們政敵名聲太差和自己屢戰屢敗而受到讚揚和支持，但是對於明朝政府毫無意義，他們的抗爭並非為了國家利益，而是黨羽的立場，屁股就已經決定了腦袋，他們反對一件事情，並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們的政敵讚同這件事情。

　他們和他們的政敵一樣熱衷於爭吵是非，並且對國家毫無貢獻。唯一和他們的政敵不同的是，他們堅信自己的道德，並且只相信自己的道德，這使他們顯得固執而且有些滑稽，他們在屢次爭執中落於下風也正是這個原因，雖然後世給與他們高度的評價，但是在誤國方面，他們絲毫不遜色於他們所蔑視並且堅決反對的政敵。明朝的滅亡，他們要負的責任不會少於他們的政敵。

　而黨爭對於明朝滅亡所起的作用，並不亞於後金和李自成。

　這就是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我很遺憾這麽評價他們。

　朋黨之爭，唐有“牛李之爭”，宋的“新舊之爭”，其實，政治隻是權利集團鬥爭的一個手段和途徑，利益才是核心的。

　由於東林黨的弱勢，得到普遍的同情心，而東林黨的講學與著作，更帶有濃厚的學術氣氛，這從某方面來講，誤導了兩黨之爭是權利之爭而不是階級之爭的真相。

　在十六世紀九十年代，吏部尚書陳有年被辭，他的部下文選郎中顧憲成上奏章請求皇帝(朱栩羽)挽留，而朱不但未允，連顧憲成的官也一並免了。顧回家鄉無錫，在東林書院講學，故謂之東林黨。

　顧憲成等獎學時，多以批評時事為主，他們雖然不敢攻擊皇帝，但可以攻擊內閣大學士。這種具有同一觀點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結合成一個陣營，互相呼應，他們在沒有當權時，固然反對當權分子，但他們中一旦有人當權，也同樣排斥他們所不滿意的人，而這種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為標準，而是以同黨或不同黨為標準。

　比如這些道德標兵反對張居正，因為張居正父親去世，按明朝禮製規定，在職官員自聞父母喪日起，要辭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況，經皇帝特批，可以繼續留任，稱為“奪情”。按慣例張居正也要遵守，可是支持改革的官員倡議奪情留任，道德標兵們絲毫不顧張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紛紛攻擊這是“忘親貪位”，“背公議而殉私情”，“親死而不奔”是“禽彘”。他們認為首先要成為一個符合他們認定的道德，才有權利主持朝政，雖然在他們當權的時候，從來就沒有進行過任何有效的改革。

　萬歷皇帝對於論戰沒有反應的。“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營禁。宰輔大臣為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

　因為皇帝的偷懶和涵養，言官們可以危言聳聽，使得自己名聲大振，又不至於受到懲罰，所以更加肆無忌憚。

　東林黨的核心在於所謂的“重振道德”，這固然冠冕堂皇，但核心仍然是排外。他們把自己樹立成為一個評定善惡的標準，並要求建立一種得到社會全體公認的道德，這本身就是一種狹隘的小集體思想和狂妄的幻想。

　明朝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事情雖然並不複雜，然而“盈廷如聚訟”，正是黨爭之禍，當時的社會支持東林黨人，“與東林忤者，眾目之為邪黨”，其重要原因是因為東林黨人的政敵是魏忠賢，這就是所謂東林黨和閹黨的黨爭。

　可是黨爭是東林黨支持宦官王安與魏忠賢相對，算起來東林黨其實不過是另一個“閹”黨而已。

　既然是生死之爭，東林黨人獲勝也不會放過自己的政敵，那麽閹黨獲勝，對東林黨人的迫害也是在所難免了。

　社會上一般認為被閹黨害死的都屬於東林黨人，也太抬舉東林黨了。比如熊廷弼，被認為是東林黨傑出人士而招致魏忠賢的迫害致死，熊廷弼是被閹黨迫害致死不假，但熊廷弼本人並不屬於東林黨，反而十分仇視東林黨人。他被迫害隻是因為不願意和魏忠賢同流合汙，受到魏忠賢的誣陷，以東林黨人的名義處死而已。可是諸如此類的事情給東林黨人博得不少好名聲。

　明末黨爭劇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多次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

　比如崇禎十四年(1641)，東林D複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賄司禮監太監，使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輔。

　在明朝北都滅亡後，黨爭依舊無休無止。

　南明第一個朝廷DD南京政權從醞釀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爭議，所謂“立賢”、“立親”不過是表面文章，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為爭奪新政權壟斷地位的一場爭鬥。

　其後南渡三案，即“大悲”、“偽太子”、“童妃”都是失意的東林黨人無中生有的挑起事端，這樣的爭吵對於南明王朝來說沒有任何幫助。

　反清義士夏允彝書中說:“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製寇，卒無實著。”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曠日持久的唇槍舌戰，置國事於不顧，一些有識之士也感到國難當頭，應當捐棄門戶之見。

　戶科給事中熊汝霖曾上言:“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穩。孜孜討究，止應有兵餉戰守四字，今改為異同恩怨四字。”

　徐諭德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群，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為君子，否則小人。”

　黨爭之禍延及到了永歷年間，一直沒有停止爭吵不休。在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歷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

　錢秉鐙描述這段黨爭說道:“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東粵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發未剃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鎮。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製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複，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陝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

　“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督師(何騰蛟)、留守(瞿式耜)門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

　其他人則“浮沉吳、楚之間， 或無所依附”。

　所謂吳、楚黨爭，實際上是勳鎮(帶有地方割據色彩的軍閥)之間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簡單一點說，主要是廣西軍閥慶國公陳邦博同廣東軍閥李成棟、李元胤父子之間為爭奪朝廷權力的鬥爭。

　當時清兵大軍壓境，永歷朝廷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這群軍閥死到臨頭，還不知道團結一心，共禦強敵，反而內鬥不休，一直到永歷皇帝逃到緬甸被吳三桂絞死才告終。

　黨爭之禍，在明朝末年屢禁不絕，為明朝滅亡立下了不朽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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