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粱一夢

　沒有錢是悲哀的事。但是金錢過剩則倍過悲哀。

　——托爾斯泰

　2002年8月8日《泰晤士報》有則報道說:法國中部的一個叫聖麥格勒的村裡，住著一個叫布萊卡德的農民。一天，他去附近轉悠時順道買了張彩票，沒想到竟中了150萬英鎊的大獎，這讓本來清苦的布萊卡德有了做個大富翁的美夢。

　他一下就想到了飼養“費爾南德斯牛”。養這種牛在他父親那時就是謀生手段，況且它已瀕臨滅絕，全法國也只有780頭了。於是他在附近購買了一個86英畝的農場，又購進了119頭“費爾南德斯牛“。

　本分善良的布萊卡德並沒有忘記貧苦的父老鄉親，常常成百上千地往外施舍，有的名義上是借貸，其實他從來也沒有去討要。可令人不解的是，他的這些慈善並沒有給他帶來好的名聲。不僅沒有人打算還，而且每當他出現在村頭，原本那些共患難的鄉親都要說三道四，甚至打開窗子直勾勾地盯著他，那架勢像要把他吞進肚裡。

　他想，企業主不但要提高科技含量，還要敬業，走自己的路讓人去嫉妒吧。他請來了科技顧問並開始刻苦鑽研專業知識。果然，牛兒膘身看好，頭數猛增。但那時的農場他一家人已忙不過來，他以當地通行價碼請村上人幫忙，但沒有人願意，即使請來了也不肯盡力。牛多了，吃的草也多了，他以傳統價買草也買不到手，隻好以每噸90英鎊買高價草。人手不足牛群徽散，草料不足牛瘦致死。

　他覺得單科技和敬業還遠不夠，還必須提高管理水平，於是，建立起了勞動制度、督查制度和分級核算。可是，情況並未好轉，本來還算要好的鄉親聯合起來，三番五次地向政府請願，狀告他的牛隔三差五“勝利大逃亡”，糟蹋莊稼阻塞交通。他們看到牛在大街死亡不僅不給予同情，反指控他**動物。於是政府警告他，要麽自己動手迅速“減員”，要麽全部沒收。

　一周後，法國憲兵隊查封了布萊卡德的農場，實行強製轉移，並勒令他支付牛群的全部運費和途中“夥食費”。這下布萊卡德窮得一文不名，還多出一肚子窩囊氣，變賣農場和牛群已是他的唯一選擇。就這樣，布萊卡德夢一樣地成了富翁，轉了一個圈子又把富翁還給了夢。

　人們之所以達不到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標，是因為他們總想一蹴而就，而忽略了其中的環節以及將會受到影響的因素。等到發現問題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感恩的謝柬

　蜂從花中啜，離開時營營的地謝。浮誇的蝴蝶卻相信花是應該向他道謝的。

　——泰戈爾

　依琳娜、莎拉和德魯還小的時候，每當他們要向人家致謝，就口述感謝詞句，由他們的母親貝德福德書寫。但是到孩子長大一些，有能力自己寫謝柬了，他們卻必須三催四請才肯動筆。

　貝德福德會問:“你寫信給爺爺，謝謝他送你那本書沒有?”或問:“陶樂思阿姨送了你那件毛線衫，你可向她道謝?”他們的回應總是含糊其辭，或聳聳肩膀。

　有一年，貝德福德在聖誕節過後催促了幾天，兒女們竟一直毫無反應，她大為氣惱，便宣布:“在謝柬寫好並投寄之前，誰也不準玩新玩具或穿新衣。”

　但他們依舊拖延，還出言抱怨。

　貝德福德忽然靈機一動，說:“大家上車。”

　“要去哪裡?”莎拉問，覺得好奇怪。

　“去買聖誕禮物。”

　“聖誕節已經過去了。”她反駁。

　“不要囉嗦。”貝德福德斬釘截鐵地說。

　待孩子都上了車，貝德福德說:“我要讓你們知道，人家為了送你們禮物，要花多少時間。”

　貝德福德對德魯說:“麻煩你記下我們離家的時間。”

　來到鎮裡，德魯記下抵達的時間。三個孩子隨貝德福德走進一家商店，幫她選購禮物送給她的姊妹。然後他們回了家。

　三個孩子一下車便向雪橇走過去。貝德福德說:“不許玩，還要包禮物。”孩子們垂頭喪氣地回到屋裡。

　“德魯，記下到家的時間沒有?”

　德魯點點頭。

　“好，請你記錄包禮物的時間。”

　孩子們包禮物時，貝德福德替他們衝泡咖啡。終於，最後一個蝶形結也系好了。

　“一共花了多少時間?”貝德福德問德魯。

　他說:“到鎮上去用了28分鍾，買禮物花了15分鍾，回家用了38分鍾。”

　“包這幾個盒子用了多少時間?”依琳娜問。

　“你們倆都是兩分鍾包一個。”德魯說。

　“把禮物拿去郵寄，要花多少時間?”貝德福德問。德魯計算了一下，答道:“一來一去56分鍾，加上在郵局排隊的時間，要71分鍾。”

　“那麽，送別人一件禮物總共花多少時間?”

　德魯又計算了一陣，說:“2小時34分鍾。”

　貝德福德在每個孩子的咖啡杯旁放了一頁信紙、一個信封和一支筆。

　“現在請寫謝柬。寫明禮物是什麽，說已經拿來用了，用得很開心。”

　他們沉默構思，接著響起了筆尖在紙面上的聲音。

　“花了我們三分鍾。”德魯一面說一面把信封封好。

　“人家選購一件情意濃厚的禮物，然後郵寄給你，所花時間也許超過兩個半小時，我要你們花三分鍾時間道謝，這難道是過分的要求嗎?”貝德福德問。

　三個人低頭望著桌面，搖搖頭。

　“你們最好現在就養成這習慣。早晚你們要為很多事情寫謝柬的。”

　生活中我們應該學會感恩，感激祖國給了我們和平，感激父母給了我們生命，感激他人給了我們幫助;生活中需要感恩的事情實在很多，常懷一顆感恩的心，才能體會到人生的幸福。

　從囚徒到明星

　艱苦勞動加正確的方法加少說空話，就等於成功。

　——愛因斯坦

　一個名叫熱佛爾的黑人青年，他在很差的環境——底特律的貧民區裡長大。他的童年缺乏愛撫和指導，跟壞孩子學會了逃學、破壞財物和吸毒。

　他剛滿12歲就因為搶劫一家商店被逮捕了;15歲時因為企圖撬開辦公室裡的保險箱再次被捕;後來，又因為參與對鄰近的一家酒吧的武裝打劫，他第三次被送入監獄。

　一天，監獄裡一個年老的無期徒刑犯人看到他在打壘球，便對他說:“你是有能力的，你有機會做些你自己的事，不要自暴自棄！”

　年輕人反覆思索老囚犯的這席話，於是做出了決定。雖然他還在監獄裡，但他突然意識到他具有一個囚犯能擁有的最大自由:他能夠選擇出獄之後幹什麽;他能夠選擇不再成為惡棍;他能夠選擇重新做人，當一個壘球手。

　5年後，這個年輕人成為了全明星賽中底特律老虎隊的隊員。底特律壘球隊當時的領隊馬丁在友誼比賽時訪問過監獄，由於他的努力使熱佛爾假釋出獄。不到一年，熱佛爾就成了壘球隊的主力隊員。

　這個青年人盡管曾處於生活的最底層，盡管曾是被關進監獄的囚犯，然而，他認識到了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我們人人都有的，它存在於自由選擇的絕對權利之中。我們所有的人都有這種權利。

　熱佛爾也可以推拖說:“現在我在監獄裡，我無法選擇，我能選擇什麽呢?”但他說的是:“我能夠作出決定。”

　這種自由選擇的權利是你作為自己生活的總統所擁有的最有力的工具。這種權利是區別人和動物以及其它存在物的特征。

　世界上許多人說無法選擇，就不存在什麽個*自由。他們認為決定人的行為的只是機遇。這種說法是偏激的。國際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富蘭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被關進德國集中營。他研究了自己的思想，還與別人交談。他得出結論說:“只有一種東西是不可剝奪的:那就是人類的自由——在任何情況下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選擇自己獨特的行為方式的自由。”

　因此，我們看到自己有選擇權，我們能夠選擇。大多數人存在的問題是不想選擇，因為我們一旦做出選擇，便要承擔責任。正因如此，有些人一碰到自己做出的決定是錯誤的時候就去責備別人，或者推拖再也不肯做出決策了。然而，為了謀取生活的成功，我們必須做出自己獨立的選擇。我們必須運用自己自由選擇的權利。作為自己生活的總統，你每天、每個小時都可做出自由的選擇。

　你必須做出選擇:

　你可以輕視自己，也可以誠實地對待自己;

　你可以覺得自己是人微言輕的無名之輩，也可以心靈充實;

　你可以辦事拖拉，也可以馬上就做;

　你可以整天自尋煩惱、牢*滿腹，也可以心平氣和地應付一切;

　你可以遵循箴言來生活，也可以按照別的生活原則生活;

　你可以對生活悲觀失望甚至逃避，也可以充滿信心地投入行動;

　處世為人你可以選擇善良，也可以選擇罪惡;

　你可以毀壞一切，也可以奮起建設新生活;

　你可以成為你理想中的人，也可以滿足現狀停步不前;

　你可以忠於職守，也可以逃避責任。

　有關這一切的選擇權都在你身上。

　因為你是你生活的主宰。

　人生的選擇權在自己的手裡，你可以對生活悲觀、失望，也可以充滿信心地投入行動;總之“機遇”只會青睞那些有自信的人，那些善於獨立思考的人。

　誰說行家總正確

　除了人格以外，人生最大的損失，莫過於失掉自信心了。

　——培爾辛

　“不行。”這個巧手匠說，“肯定不行！”

　凱洛珊讓他把一些黑白瓷磚貼到牆上去，他堅持說那樣會掉下來。後來凱洛珊想了又想，認定沒什麽理由能證明瓷磚會掉下來，於是她自己把它們貼了上去。

　妹妹凱洛琳來的時候，凱洛珊正琢磨這事兒。她眼裡流著淚。她小兒子所在的那個幼兒園園長告訴她:“要是你教孩子的方法正確，哪怕你走開他也不會哭。”

　“胡扯！”凱洛珊說，“他是個又好又乖的小寶貝兒，你不是不清楚！”

　“可她還是兒童心理學碩士呢！”凱洛琳啜泣著，“她肯定知道。”“單憑某些人是行家就能說明他們總是正確嗎?”她說。接著凱洛珊向她講了一件她認識的一個編輯的事情:

　那是佛蒙特的一個寒冷的早晨，這個編輯開的車突然不正常了，於是她趕快在一家汽車修理部門前停了下來。“別擔心，”機械師向她保證，“車一跑起來，就不會出現問題了。”她了解自己這輛車，在過去哪怕冷天它也沒有過這種情況。可行家告訴她沒事兒，她也就隻好將車開走了。

　後來她發現是水箱凍住了，那輛車也幾乎報廢。“真是報應，”她告訴凱洛珊，“就因為我聽信了那些以為什麽都懂的人的話，自己對周圍事物應有的判斷能力也喪失了。”

　凱洛珊對妹妹說:“你對你兒子的做法就是犯了和她同樣的錯誤。”

　凱洛珊盡管責備，可對妹妹還是非常同情的。這個世界已變得複雜，人們在了解或互相打交道時，從能力方面就已經失去了自信。但常識卻在現在和過去一樣是大有益處的。再多的專長也替代不了對某一個人、某一種情境的特別認識。多數情況下，還得相信自己的判斷。

　凱洛珊是幾乎丟了*命才學會這一點的。一天，她在看書的時候，無意識地撓了撓後腦杓，忽然注意到有那麽一塊地方，在撓頭時發出的聲響就和指甲劃在空紙盒上的聲音差不多。她馬上去看醫生。

　“您說您腦袋裡有個洞?”大夫取樂似地說，“什麽也沒有，您所說的恐怕也只是您頭皮上哪根神經彈出的曲子！”

　兩年裡凱洛珊找了4個大夫，他們都告訴她完全正常。當她找到第5個大夫時，凱洛珊幾乎都絕望了:“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清楚，我知道裡面有什麽不對的地方。”

　“您要不信我的話，我就做個x光，讓您看看我說得對不對。”她說。

　果不其然，腫瘤在凱洛珊腦袋裡已弄成了一個眼球大小的空洞。手術以後，一個年輕的大夫站在她床邊，躊躇片刻後說:

　“要說這也是件好事兒，您還是很聰明的。大多數人都死在這種瘤上了，因為我們不知道它在哪兒，等發現時已晚了。”

　凱洛珊知道自己並不聰明，而且在權威面前也表現得很馴服。但在找到前面4個大夫看病時她卻應敢於直言。當然，對某些完全肯定的觀點能提出疑問還是相當困難的。

　行家們說的大都是那樣肯定。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就表現得很自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斷言過將出現“和平時代”。製片人伊文.索爾伯格曾毫不猶豫地阻止過路易.b.梅耶， 反對他購買《飄》的版權，因為據說反映南北戰爭的故事是賺不了幾個錢的。連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中肯定地認為:“全世界不會注意，也不會長久記住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講的話……”

　既然如此，我們就更不應被行家之言嚇倒。我們的推測或許和他們的差不多，有時可能還要比他們的強些。看一下凱洛珊用黑白瓷磚貼的牆，你就知道她為什麽這麽說了，8年後，它們仍牢牢地貼在那兒，看上去還是那麽漂亮。

　當遇到我們確實熟知的領域，如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家庭、我們的住所，讓我們聽完行家們如何說後，自己再做主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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