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隻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汙，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隱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隱士對社會並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范例。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志，不犧牲自己尊嚴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志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隱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面。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論語》)。

　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寫武俠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一樣。這部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乾普遍現象。影射性的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衝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概由於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到興趣。令狐衝是天生的“隱士”，對權力沒有興趣。盈盈也是“隱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卻寧可在洛陽隱居陋巷，琴簫自娛。她生命中隻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愛情。這個姑娘非常怕羞靦腆，但在愛情中，她是主動者。令狐衝當情意緊纏在嶽靈珊身上之時，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嶽靈珊的癡情終於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本書結束時，盈盈伸手扣住令狐衝的手腕，歎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 ”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她是心滿意足的，令狐衝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或許，只有在儀琳的片面愛情之中，他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脫一切而得以大徹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熱衷於權力的人，受到心中權力欲的驅策，身不由己，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不論詩詞、散文、戲曲、繪畫，追求個性解放向來是最突出的主題。時代越動亂，人民生活越痛苦，這主題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隱也不是容易的事。劉正風追求藝術上的自由，重視莫逆於心的友誼，想金盆洗手;梅莊四友盼望在孤山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他們都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為權力鬥爭不容許。對於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令狐衝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風清揚是心灰意懶、慚愧懊喪而退隱。令狐衝卻是天生的不受羈勒。在黑木崖上，不論是楊蓮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權，旁人隨便笑一笑都會引來殺身之禍，傲慢更加不可。“”的自由自在，是令狐衝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有歷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