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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國時代》第1118章 掣肘
位於山東半島最東端的威海衛是乾國海軍的重要屯泊基地,與作為維修保養基地的旅順勢同犄角,一起扼守著渤海門戶。威海灣內水面開闊,灣口有劉公島屏障,劉公島南北各有水道進出,但是劉公島南側與威海灣陸地之間的海面過於開闊,防守不易。擔心日本海軍采用魚雷艇編隊,利用黑夜或霧天偷襲,丁禹廷率領艦隊第一次東巡歸來後,就立刻著手鞏固威海基地防務。與天津、旅順等地的機器局協商調集水雷各件,並在威海本地趕造擋雷鏈、木樁等,加強海灣口防禦系統。孰料這些舉措,竟被清流主戰派視為怯懦行為,在身邊清流人物有關丁禹廷“首鼠不前,意存觀望,縱敵玩寇”的一片輿論喧嘩中,年輕的光旭皇帝深受影響。

 此前光旭皇帝受戶部尚書翁叔平的挑唆和禦史言官們的不斷參劾,認為丁禹廷將海軍的大量巡洋艦用於保護海上航線,專注於往來商船不受損失,“人皆謂海軍專以保商船勿失,余皆非海軍事”,有意分散海軍兵力,“避戰保船”,致使實力不及乾國的日本海軍“公然出沒大洋”,下旨斥責丁禹廷,要他把艦船集中起來,組成“大支遊擊之隊”,尋找日本海軍主力進行決戰。

 對於皇帝沒腦子的指責和命令,丁禹廷只能苦笑。

 護航本來就是海軍的重要職責,海上航線是大乾帝國的生命線,南方的糧食有三分之一是經鐵路運到北方,而三分之二是需要商船從海上運輸的,一旦海上航線被日軍截斷,斷了糧的北方會發生什麽情況,不用說都知道。

 而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清流們竟然能做到讓皇帝視而不見!

 面對這樣的一個黑鍋,丁禹廷根本無法和皇帝強辯,好在現下代理主持海部的慶郡王宜鄺幫丁禹廷頂了回去,宜鄺上奏稱“海道為朝廷財賦所自,萬不能有失,海軍護航為第一要務,非以浪戰為能”,“若棄護航而專攻敵,海道為敵所斷,朝廷糧餉無著,誰任其咎?”這才讓清流們暫時閉了嘴,不敢就海軍護航“保船”一事再做詰難,但對丁禹廷“避戰”的指責卻一直沒有中斷。

 3月12日,朝廷就丁禹廷出巡無功一事正式電詰李紹泉。同日,李紹泉一面下令丁禹廷率領艦隊再次出巡,一面以前次丁禹廷急速返回威海,是為布置防務為由向朝廷做出解釋。朝廷則順勢抓住丁禹廷布置威海防務一事大做文章,於次日嚴詞斥責“前據電稱:丁禹廷尋日船不遇,折回威海,布置防務。威海僻處東境,並非敵鋒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借此為藏身之固?”並命令李紹泉立刻調查丁禹廷“有無畏葸縱敵情事”,如有則應盡快撤換。

 乾國海軍於3月20日出發的這次東巡,目的地從上次的漢江口外,改到了朝鮮北部的大同江一帶。而出巡的真實用意也與一直以來的普遍理解有所不同,海軍的這次行動,主要目的並不在於搜尋殲擊弱勢日本軍艦,實際是為了配合陸軍增援平壤,屏護瀕海地域的安全,防止日本軍隊乘間從海上登陸搶佔平壤,是一次海陸協同行動,因而這次歷時兩天的東巡在殲除日艦方面依然沒有任何戰果。此舉隨即又引起了清流主戰派新一輪的攻擊“近日參劾該提督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者,幾乎異口同聲”,清政府高層中清流派甚囂塵上的局面由此可以見一斑。遠處天津的李紹泉無法直接參與辯論,只能通過奏章、電報等書面形式為屬下解釋,李紹泉明白丁禹廷是因為執行自己和宜鄺的指令,以保船為先,避免與優勢敵軍交戰,但在暗湧四伏、政敵如林的官場上,他也隻得順勢一面向朝廷解釋,一面將責任歸結給丁禹廷,嚴詞斥責以作應付,要求他“振刷精神,訓勵將士,放膽出力”。

 作為李紹泉的嫡系部下,丁禹廷深知朝廷中清流主戰派勢力的強大,以及老上司此時所處地位的為難,也明白那些洶洶而來的指責,表面說的是自己,實際的用意是逼李紹泉交出海軍。但那些措辭激烈,乃至言語刻薄的人身攻擊,難免不會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負面影響。3月27日,在向旅順船塢工程總辦龔照嶼交涉彈藥、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這樣的表露:“在海軍能出海遠行之船,合堅窳計之,得有四十艘,看似眾多,而海疆萬裡,海口星羅棋布,戰事一起,處處須得遮防,現又停購船械多年,勢力勉強,豈能足恃?茲者,似以如此遼闊之海,概以系之輕減數舶之師,不計數力,戰守皆屬,雖絕有智慮者亦為之搔首也。數戰之後,船若有一須修,複力單而無補。存煤及軍械數本不豐,再冀籌添,立待斷難應手。後顧無據,伊誰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驅此一旅,搜與痛戰,敢曰圖功先塞群謗,利鈍之機聽天默運而已”。既有面對洶洶議論的悲憤,也頗有幾分聽天由命的無奈。一個國家的前敵海軍將領,在大戰臨頭,外敵叩門之際,卻遭到了最高權力階層的猜忌、拆台,乃至無理的誹謗謾罵,而這卻並不是因為他個人的能力問題,只是批評者們想借此更換海軍提督,奪取被洋務派控制的海軍力量,架空削弱洋務派首領李紹泉的實力。一場本應同仇敵愾的對外反侵略戰爭,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派系爭鬥內耗的舞台。

 受到李紹泉“斥責”後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國海軍各艦管帶,以及洋員顧問,在劉公島海軍公所內召開機密軍事會議,討論制定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為了安排好後路的防禦工作,使主力艦隊能夠解放出來,根據宜鄺和李紹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龍威”、“平遠”兩艘岸防鐵甲艦進駐天津大沽口,協助陸軍防禦,鞏固渤海灣內的防務,“保京畿無虞”,又派“龍武”、“清遠”兩艘岸防鐵甲艦進駐上海,確保長江口的安全,然後調集“揚威”、“揚武”、“超勇”、“開濟”、“鏡清”、“寰泰”、“保民”等舊式裝甲巡洋艦和“濟遠”、“撫遠”、“致遠”、“靖遠”、“海容”、“海琛”、“海籌”、“海煦”等大批巡洋艦專門組成護航艦隊,為商船隊護航,他本人於次日率主力鐵甲艦“定遠”、“鎮遠”、“經遠”、“來遠”、“寧遠”及魚雷巡洋艦“建驥”、“建勳”、“建業”、“建中”、“建鴻”、“建鵠”、魚雷炮艦“建威”、“建安”、“海鯤”、“海鵬”共15艘軍艦以及“福龍”、“福虎”2艘魚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斬獲,以消弭清流主戰派的口實。從意圖上看,仍然並不想與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發生交鋒,而是想集中己方優勢力量,尋機殲除弱勢的敵方艦船,以達到逐步削弱日本海軍的目的。鑒於日軍兵鋒向平壤、大同江一線推進,日本聯合艦隊軍艦也屢有出沒,乾國艦隊於4月1日抵達大同江口外海,但並未發現日艦蹤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魚雷艇進入大同江內仔細偵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國艦隊主力軍艦駛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灣內警訊大作,海灣外竟出現了29艘白色的日本軍艦!

 如同乾國海軍出巡其實並不是主要為了尋殲日本軍艦一樣,日本聯合艦隊在戰爭爆發後很長一段時間的行動,也並不像日本民眾想像的那麽如狼似虎,意氣風發。自豐島海戰偷襲乾國運兵船失敗後,擔心乾國艦隊大隊會出海決戰復仇,日本聯合艦隊采取的卻是一種略似乾國的守勢戰略,整個艦隊主力收縮在朝鮮仁川一帶沿海,來往於朝日之間,忙於充當陸軍運兵船的護衛而已,並不敢輕易北進與乾國艦隊主力接觸,這也是乾國艦隊幾次出巡沒有遇到日本軍艦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後,日本海軍的戰略突然發生了轉變。頻繁在煙台、威海兩地間活動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向國內遞交了戰爭以來的第11號報告,在這份主要針對海軍戰略的報告內,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國海軍的情況,判斷乾國海軍“已舍去進取之策,改為退守之計”,獻策日本聯合艦隊應該立刻放棄株守朝鮮近海的思想,改為“突入渤海海口,以試乾國艦隊之勇怯。彼若有勇氣,則出威海、旅順作戰。彼若不出,則可知其怯,我若進而攻擊威海、旅順,則甚為不利,應將其誘出洋面,一決雌雄。”和這份報告提出的作戰思想異常巧合的是,3月20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召集全艦隊艦長會議,布置了攻擊乾國海軍基地威海的計劃。21日上午,由“小鷹”、“第七號”、“第十二號”、“第十三號”、“第二十二號”、“第二十三號”等6艘魚雷艇,以及“快風丸”號魚雷艇供應艦組成的魚雷艇部隊率先從朝鮮大東河口錨地出發,高速駛向威海。“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山城”、“扶桑”、“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武藏”、“金剛”、“高雄”、“大和”、“葛城”、“天龍”、“赤城”、“大島”、“愛宕”、“畝傍”、“摩耶”、“鳥海”等本隊、第一、第二、第三遊擊隊22艘軍艦隨後跟進,整個聯合艦隊幾乎傾巢出動。

 21日午夜,聯合艦隊先頭的魚雷艇部隊因為航速較高,首先到達山東半島東端的成山頭附近海域,隨後隱蔽向威海灣東口航進,意圖潛入威海灣,利用黑夜掩護,向港內的乾國艦隊發起偷襲。6艘魚雷艇航行到扼守在威海灣東口海中的日島附近時,被乾國海軍的巡邏小艇發現,港內警報大作,火箭衝天,日島、劉公島、威海南幫炮台乃至蚊子船,以及因為鍋爐存在故障,留守在港內的“超勇”號裝甲巡洋艦紛紛鳴響大炮,開火射擊,乾國海軍的枕戈待旦由此可見一斑。在乾國海陸的炮火聲中,日本魚雷艇隊認為已經失去偷襲的條件,擔心遭到損失,返航退往位於北緯35度51分,東經126度91分的隔音島錨地。

 在魚雷艇隊之後出發的聯合艦隊大隊軍艦,繼之於10日清晨到達。“松島”等本隊及第一遊擊隊主力軍艦停泊在外海待機,而由“金剛”、“大和”等第二、第三遊擊隊的二線軍艦以單縱隊向威海灣東口進攻,意在以二線的軍艦作餌,將乾國海軍主力誘出威海灣後進行突擊,上午7時零3分,日本艦隊與威海海岸炮台開始交火,由於發現威海港內沒有乾國海軍主力蹤影,只看到“超勇”和幾艘蚊子船,炮戰至上午9時30分左右,日本艦隊撤退,雙方射擊時距離過遠,均未有大的損失。

 日本聯合艦隊因為乾國海軍主力不在威海基地,並未達到最初引誘乾國艦隊出港,進行主力決戰的目標,於是重新退回執行護送陸軍登陸朝鮮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竟然出現到了威海灣外,在乾國政府高層中樞引起一片嘩然,清流們自然而然將此事歸結為丁禹廷無能,斷定海軍前一日的出巡是為了躲避日本艦隊,有關日艦在旅順、山海關,甚至大沽口出沒的謠言也隨之四起,越傳越奇,一時間整個乾國沿海草木皆兵,朝廷為之震動,嚴令海軍立刻返回,拱衛京畿門戶。4月2日,正在海洋島一帶巡弋的乾國艦隊主力接到了由海關巡洋艦“金龍”號送到的李紹泉電令,於3日清早6時回到威海,經過緊張的補給工作,15艦2艇於4日再次啟航,在丁禹廷統率下開始豐島海戰以來的第4次出巡。

 乾國艦隊這次出巡的范圍收縮到了渤海灣之內,目的變成肅清謠言中出沒在各處港口的日本軍艦。艦隊在廟島群島、秦皇島、山海關、旅順、大沽一帶進行了長時間巡弋,期間還為由大沽裝運軍械、煤炭前往旅順的“圖南”、“四平”號商船提供護航,此後一直到12日才由旅順返回威海,在旅順基地維護修理完畢的“濟遠”、“威遠”、“康濟”、“鎮邊”等艦艇也隨之返回。

 乾國艦隊主力回到威海的第二天,朝廷軍機處一改以往通過宜鄺、李紹泉指揮丁禹廷的辦法,直接電諭丁禹廷:“……威海、大連灣、煙台、旅順等處,為本土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倘有疏虞,定將丁禹廷從重治罪!……”對海軍完全外行的朝廷中樞,直接向海軍下達了不得越出旅順、威海一線的戰略命令,比李紹泉采取的守勢戰略更為極端,一紙電文,正式將乾國海軍鎖死在了渤海灣內。由此可以看出,左右朝廷政令的清流主戰派對於宜鄺、李紹泉的守勢戰略並無任何認識和挑剔,其攻擊的焦點完全在於替換海軍提督而已。此後,清流們對於丁禹廷的攻擊並未告一段落,反而越演越烈, 至4月15日達到**,3名禦史、侍郎同日接連上折彈劾丁禹廷,軍機大臣翁叔平也在廷議中要求將丁禹廷革職,理由竟然是認為丁禹廷造成了在朝陸軍兵敗,16日,光旭皇帝正式諭旨革去丁禹廷海軍提督的職務,清流們對於李紹泉這個洋務派大佬的政治攻勢,獲得初步成功。

 被逼至牆角的李紹泉,於19日上奏清廷辯論,長篇痛陳海軍的苦衷,指出因停購船械裝備多年(原本是兩年,但在翁叔平的操作下,實際是永遠停止)等一系列問題,同時闡述自己的戰略思想“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於拚擊,但令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不知道是否是受到李紹泉充滿感情的文字影響,還是出於平衡朝廷中各派勢利,在決定丁禹廷去留的最後一刻,一直抱病的仁曦太后竟然親自出面過問此事,5月1日,乾國政府收回前命,下令丁禹廷暫免處分。

 在乾國為著派系爭鬥,將前敵的海軍提督逼在夾縫之中,將海軍困鎖在內海之時。日本聯合艦隊則在為向朝鮮運兵忙碌地進行護航,自3月1日豐島海戰爆發以來,一直至5月12日,聯合艦隊先後護送日本陸軍數萬人到達朝鮮,一時間身著黑色軍服的日本陸軍,雲集仁川、釜山、漢城等要地,朝鮮局勢更趨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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