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兩種電影，一種是好萊塢電影所代表的世界電影，是電影霸權主義，它覆蓋全球。它除了資本和科技強大之外，還攫取全球所有國家的題材。以前是改編歐洲，俄羅斯、法國、英國……《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美國版。你罵它面目全非也好，你說它偏離原作精神也好，它都照改不誤。後來好萊塢又把手伸向亞洲，伸向中國。像《花木蘭》，題材一到迪斯尼就變成純美國化的了。

　還有一種電影，相對世界電影的，被稱為民族電影。它以各國尤其是各發展中國家本民族的文化特質為歸依，一般僅立足於本國市場，傳播本民族自身的優秀文化。可是這類電影往往出自一些貧窮落後的國家，或者是出自一些弱勢民族，他們的電影即使是在本國也無法和美侖美煥的好萊塢電影媲美，更不用說在世界上同美國競爭了。一種連自己國家的觀眾都不樂意接受的電影，怎麽可能有話語權，怎麽可能發出屬於自己民族的聲音?

　觀眾畢竟是拿自己的血汗錢買票進電影院的，電影的品質不好，要老百姓為了愛國、愛民族文化而去看電影，恐怕是行不通的。畢竟並不是每個民族都有韓國、伊朗民眾那樣的精神，可以為了自己國家的電影工業萬眾一心。

　奪回中國人自己在世界地文化話語權、弘揚民族文化、振興民族電影工業，首先是要積蓄自己的力量。要讓中國電影首先成為本國觀眾認可和接受的高品質文化產品。然後才能談得上衝擊世界電影霸權。

　這一點，是孫老爺子當年一直反覆教導易青的。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孫老爺子對易青地“人本主義”觀念一直非常欣賞，進而使他老人家當年萌生了收這個孩子為關門弟子的想法。

　易青在香港苦心經營了兩年多。就是為了完成資本積累後，掌握這樣一個機會。《花木蘭》如果成功，對整個中國乃至全亞洲的電影業，都是一個巨大的垂范作用，對好萊塢的全球市場，也是一個衝擊。所以他一下子就砸上公司現有能調動的全部資金，五億港幣的手筆，顯示了他的決心和魄力。

　聽易青這樣說完，酒會現場上的記者們個個都興奮了起來。今天回去這份新聞稿可要好好動點心思才行，趁著有時間趕緊多問幾個問題吧！

　於是記者們七嘴八舌的嚷嚷了起來。一時間好不熱鬧。

　“易導，你們這部新戲還是用周依依小姐作為主演嗎?”

　“易尋，聽說你們會向社會集資拍攝電影。那請問將來地票房利益如何分配?如果電影無法收回投資賠本了，請問你們如何向股民交代?”

　“易尋，香港的電影公司還沒有拍攝大型古裝片的先例，請問你們這部電影是在大陸選景拍攝嗎?還是去張一謀那樣去國外拍?”

　“易導，外界傳聞你和孫茹小姐已經秘密結婚。所以她才肯將華星公司地控股權轉讓給你，請問是真的嗎?”

　“易導，有記者拍到一位酷似周依依小姐的女人深夜出入你的私人寓所。請你對此事發表一下……”

　……每次記者會到最後都要變成這樣，疲於應付這些無聊透頂的毫無營養地問題。易青和依依、孫茹等人恨不得全身上下長上八張嘴。

　一個成功的民族電影模式，至少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力量和技術保證;另一個，是電影的民族性。

　就在依依不斷向寧倩華使眼色，想讓她乾脆終止提問，結束這個記者招待會時，突然易青在人群中聽到了一個比較有質量地問題。

　他指著人群的一個角落大聲道:“這位先生，您請說。請站起來說！”

　聽易青這麽說了，其他記者隻好悻悻的靜了下來，東張西望，在人群中尋找發問的人。

　“易青導演，您好！我是北京《新電影周刊》的記者徐未明，感謝你接受我的提問。”這個記者聲音清朗，不疾不徐，讓人聽了就有好感。

　易素點頭微笑，示意他繼續。《新電影周刊》是2008年創辦的一本新電影雜志，易青在電影學院上學的時候就經常去報亭買來看。這本綜合性的雜志可謂融學術與商業娛樂於一爐，既有各種娛樂八卦人有各種非常專業地影評和最新鮮的電影觀念論述，在通俗暢銷的基礎上又不失有濃厚的學術氣氛。

　徐未明認真的回應了易青的目光，用吐字清晰的普通話問道:“易導。請問，在世界經濟文化日趨一體化的今天，您大力排斥以好萊塢為首的外來文化，是不是有思想保守、觀念倒退之嫌?請問您對借鑒和學習外來先進文化和繼承發展本民族文化這二者之間的辨證關系是如何看待的。”

　香港的娛記們聽了這樣的問題，面面相覷，心說這是哪裡跑出來的愣頭青，問這麽無聊沉悶的問題。這年頭誰還關系這個呀?癡線！

　“我不認為我和我的同事們是在排斥外來文化，”易青微笑的回答道:“中國人不是不應該向外國學習。我們不能無視自己的缺憾和不足，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技，我們也當然需要認真的借鑒和學習。但是這裡有個以誰為主體的問題……”

　……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個民族的文化產業，只有堅持自己的民族最根本的文化特質和價值體系，在以本民族為主的前提下，借鑒他國的優秀文化進行一些邊角的修補——這才能有希望。”

　………現在有些中國電影人，喜歡去模仿美國、日本的一些美趣味、價值理念，拍一些其實自己不熟悉的，單純模仿的非常矯揉造作的東西，或者乾脆**裸的生硬的加入外國的元素。這種電影縱然能獲得一時的經濟利益上的成功，但長久而言，一定是沒有前途的，也很難得到本國觀眾的認可。幾年前陳凱哥導演的《無極和馮曉剛導演的《夜宴》在市場和口碑上的失敗，從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一點。”

　……自我個人一向信奉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所謂拿來主義，重點在“拿”而不在“來”——魯迅先生說要中國人自己放開眼光，自己伸手去拿，中國人自己需要什麽，我們就去拿什麽，而不是等著外國的東西自己來，等著外國人給咱們什麽，咱們就接受什麽……

　……自伊朗電影為什麽能在美國電影的包圍下在全世界突圍而出，成為世界上公認的藝術電影之國，甚至超越了電影誕生地的老牌電影強國法國?就是因為貧窮的伊朗人敢於堅持自己本民族的東西，敢於向美國資本說不！他們敢於用幾萬，幾十萬美元的小成本電影向全世界證明，伊朗人並不是美國人所妖魔化的那個樣子，穆斯林民族也決不是愚昧殘暴的魔鬼。我想所謂借鑒外來優秀文化，恐怕不僅僅是借鑒美國文化吧?象伊朗這樣的例子，不也同樣值得我們為之深思，認真學習嗎?”

　易青笑著總結道:“振興中國電影，如果振興到最後，‘電影’發達了，而‘中國’卻給丟了，那這樣的振興還有什麽意義呢?”

　一番話說完，徐未明帶著欣賞的神情笑了，厚厚的眼睛片後面閃爍著對易青的無法壓抑的好感和欽佩之情。

　“感謝您的精彩回答，易青導演！”徐未明很認真的向易青致謝， 然後坐下了。

　“非常感謝您如此有質量的提問。”易青立刻微笑的回應道。

　於是，原本已經淪為狗仔的紛擾鬧劇的記者招待會在徐未明的提問下以一種難得的帶著思考的氣氛結束了。記者們興奮的在心裡過濾著今天的收獲，開始構思回去以後怎麽準備這份稿子才能與眾不同，明天壓過在場的其他同行。

　徐未明也雜在退場的人群中默默的向外走去。突然，一個身影擠進人群，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住了他。

　徐未明一看，是個穿著高級保安製服的中年大漢，身型魁梧，相貌堂堂。

　他遲疑的用眼神詢問這位猛男。那人笑著道:“易青導演想請您單獨留下幾分鍾，可以嗎?”

　徐未明欣喜的點了點頭，象易青這樣身份的新聞人物，能夠和他單獨相處，往往意味著能拿到別人拿不到的獨家消息，這是一個記者最希望碰到的機會。

　“我叫吳寶，是這裡的保安主任。”寶叔爽朗的笑道:“請跟我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