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了北美的形勢，李健和漢斯都拿不出什麽好辦法扭轉局勢。李健覺得有些鬱悶，想出去走走。他對漢斯說:“既然現在想不出對策，我們出去散散心吧。”漢斯說:“那就去花豔芳那裡怎麽樣?”李健笑著答應了。

　當他們兩個到了秦淮河邊的夫子廟附近，天色黑了，秦淮河兩岸點滿了紅燈籠，夜色迷人。夫子廟前還有電燈照明，有人在夫子廟前做夜市生意，有賣點心小吃的，有賣衣服飾品的，也有賣日用品，小百貨的，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兩個人帶著隨從沒有去湊熱鬧，找僻靜的地方過了河，直奔花豔芳住的小樓。沒有想到到了樓前，小樓竟然和夫子廟前一般熱鬧，***通明，人聲鼎沸。

　李健問漢斯這是怎麽回事情?漢斯說自己也沒有想到，幾天沒來，這裡竟然熱鬧成這個樣子。

　李健站在遠處觀看，小樓連名字都已經改了，門匾上大大的寫著“燕芳樓”三個字。看來這裡這麽熱鬧全賴花豔芳在南京出名。這也難怪，原來政府頒布禁娼令，秦淮河邊的青樓生意自然蕭條，現在大家聽說政府有意開禁，還準備頒布《秦淮規則》規范管理，秦淮河自然又重放異彩了。因為李健曾經到過燕芳樓，和這裡的名角花豔芳有過精彩的辯論，成為街頭巷尾議論的熱門，所以燕芳樓門庭若市，眾人趨之若鶩。

　漢斯眼尖，發現燕芳樓前竟然有兩名紅軍戰士正在站崗，他和李健都感到奇怪。是誰在燕芳樓裡呢?

　李健攔住一名過路的行人詢問:“借問一句，你可知這燕芳樓為什麽這麽熱鬧，還有紅軍在門前站崗?”

　那路人上下看看李健，說:“我聽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可能剛到南京吧?”李健點頭稱是。

　“那就對了，這燕芳樓裡的名角花豔芳也就是這幾天才紅遍南京城的。當今政府的頭面人物李健都曾經來捧過她的場。回去後還送了她很多貴重的禮物。聽說政府裡很多大官也都來過，你說她夠風光的吧。這不，這幾天南京城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張威也慕名天天來此，估計現在他正在裡面，所以外面有人站崗。”

　李健謝過路人，對漢斯說:“我們今天不去找花豔芳了，還是回去吧。”漢斯同意。

　兩人往回走，走到石橋上的時候李健突然對漢斯說:“你看，我讓張威回北美去主持軍事指揮怎麽樣?反正這裡大局已定，沒什麽事情可做。”

　漢斯望著秦淮河的夜景，冷冷的說:“如今南京的市井之人都知道張威的重要，何況是北美呢?”李健無語。半天才說:“我實在擔心唐城，怕會出什麽亂子。”漢斯勸說李健:“如今派張威回去有害無益，張威坐船回唐城指揮至少要一個月時間，人沒到北美消息早就回去了(，，)。張威在北美軍階最高，任何人都會知道張威不遠萬裡從中國回北美是替換湯姆的，這樣臨陣換將大大的不利。再說，中國這邊馬上就要勝利了，突然調張威回北美，不知道他會不會有想法。”

　李健立在橋頭，吹著冷風，想了很久。然後再對漢斯說:“其實我還有一個回北美的人選，完全可以勝任。”

　“誰呢?”

　“你，漢斯。”

　“不要開玩笑了，我可一點不懂軍事。”漢斯對李健的這個提議大為驚訝。

　“正是因為在外人看來你不懂軍事，所以才派你回去。再說你本來就是唐城的人，你回去，任何人都不會有意見。而你最了解北美的情況，你回去也最合適。你回到唐城後，我會看形勢的發展發布命令，讓你統轄全局。你不必直接指揮戰鬥，能夠為唐城指一條最好的路走就行了。”

　李健見漢斯猶豫不決，激勵他說:“當年，你問我要一個做大事的機會，我給了，今天我再給你一個更具挑戰的機會，怎麽樣?”

　漢斯用手扶著石欄，迎面的冷風都不能熄滅心頭的火熱，往日的雄心萬丈仿佛又回來了，他回答:“我回去可以，可是我想要三樣東西。”李健點頭，讓他盡管提要求。

　“第一，我要全權獨斷，先斬後奏的權利。第二，我要胡安的印第安騎兵師。第三，我要呤唎的海軍主力艦隊。”

　李健就怕漢斯不提條件，他既然能提條件，說明他願意回去做事情，這是李健最希望看見的。那日在浙西山谷中，戰鬥危急之時，漢斯英勇振奮軍心的場面給李健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那時起李健對漢斯有了新的認識，他覺得漢斯有軍人氣質。“你的胃口比我想象的大多了，不過除了第一條我現在可以答應你，另外兩條我要和參謀部商量後才能做決定，畢竟胡安和呤唎現在都有戰鬥任務在。”

　“我並非現在就要胡安跟我回去，他現在不是馬上就要到達天津了嗎?到那個時候，他完成了預定的任務，可以在天津大沽登船直接回北美，這樣做還能很好的蒙蔽敵人。”

　“嗯，是個好計劃，不過時間上說不準了。而且還要和海軍協調，我還是要和參謀部商量。”李健很讚同漢斯的這個計劃。兩個人一邊討論計劃的細節，一邊步行回府。

　第二天，李健將漢斯的計劃提交了參謀部和政府高層討論，意見分歧很大。

　張威首先找到李健反對漢斯回去主持全局，理由很簡單，如此大的責任不可以輕易的交給不懂軍事的人。張威還提出，如果一定要更換北美軍事指揮，他可以回去，反正中國本土的戰事已經明朗化，自己不需要繼續坐鎮中國。很多軍官都支持張威回去。張威主動要求回去，令李健感到意外，中國即將全面勝利，張威此時回北美，等於放棄這個榮譽。一下子他到難辦了。不過張威同意將胡安和呤唎的部隊調回北美以確保北美大局。關於這一點大家的意見比較統一。海軍主力放在東亞實在是浪費，因為這裡完全沒有海上敵人可以威脅到中國的安全。

　既然這樣，李健立即給胡安和呤唎發了電報，要他們做好準備。特別是呤唎，必須在半個月內將海軍主力集中於渤海，一方面做出威脅北京的姿態，一方面隨時準備接應胡安，趕回北美參戰。並將此事通報各路紅軍最高指揮。

　江北，紅軍各路人馬正在馬不停蹄的北進。由於胡安的騎兵呼嘯著掃過沿海各地，各地的清軍早就聞風喪膽，要麽逃跑，要麽投降，很少有抵抗的，所以紅軍進軍速度很快。

　第四軍軍長兼政委許斐率領第四軍進軍速度最快，首先到達蘇北重鎮徐州，在徐州安頓後，他也收到了關於北美的消息和李健的命令。他手下不少參謀都出身唐城軍校，忍不住詢問徐斐對此的看法。徐斐說:“我看派援軍固然重要，最好也能更換北美軍事指揮。”參謀們又問換誰?徐斐卻避而不答。參謀們七嘴八舌的議論開了，有人說最好是張威回去，有人說最好李健親自回去。徐斐聽後長長的歎氣，說:“天高任鳥飛。”心中想，不知道他是不是也這麽想呢?

　李健正為北美援軍指揮官人選的事情煩惱。有人送來了總理王韜的一封信。李健納悶，總理有事可以給自己發電報，為何要寫信呢?他拆開信一看，原來，總理反對派張威或者漢斯回北美指揮全局。他覺得，最為合適，也最應該回去的人正是李健。信中說，張威回去，軍事上最為妥當，因為他是最好的將軍，可以和美軍將軍格蘭特較量。另外他在唐城做過軍校校長，在軍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這對指揮軍隊和提高軍隊士氣很有幫助。但是正是因為這樣，他更不能回去。這不單單因為他和湯姆之間可能會發生對立。正如他一貫的主張，戰爭太重要了，不能全交給將軍們。

　派漢斯回去，危害更大，不僅僅因為他不懂軍事，以漢斯在北美的地位，如果他來指揮全局，各方面的反彈更大，他需要樹立威信，可這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王韜委婉的批評李健對漢斯太過感情用事。他理解李健對漢斯的關愛，可是這麽重大的事情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其實王韜有話沒有全部說出來，派漢斯回去可以很好的製衡紅軍內部的權利，但這種製衡是短視的，有害的。

　最後他說了讓李健回北美的原因。遠望將來，中國必將會成為一個橫跨太平洋的疆域遼闊的超級大國。但是問題是如何維護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種族不同，宗教對立的國家。國家和民族的融合與穩定，不但需要好的政策，還需要時間，人民需要時間來認同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同時，最為重要的是需要一個象征，一個偶像，一個英雄，這樣才會加劇人民的認同感。除了避免有人成為一方諸侯，勢力作大。還要防備其他各種原因出現分裂。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不是分裂了出去，成為美國了嗎?要盡量避免重蹈覆轍。也許從長遠看這並非完美之策，因為健全的國家制度，應該是人服從政策的，法律高於一切。但是現在是國家初建的非常時期，應該用非常之策。李健正值壯年，有足夠的時間來盡量長的維系和培養這種國家認同。

　他也說了這樣做的害處，那就是無限的權利和不可侵犯的威信，會讓人喪失健全的人格。古往今來。封建帝王鮮有人格健全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讓他以為自己是最接近神的人，而權力必然使人變質，任意妄為。為了統馭臣民，難免猜忌多疑，沒有帝王能夠例外。秦皇、漢武頂多是能夠年輕時人格健全，年老時無不墮入猜忌多疑，濫殺無辜。他對李健有信心，李健和那些帝王們不同，認為李健有能力把握自己和國家的命運。畢竟還有一套很好的制度在製約他。

　不管怎麽樣，大中華民族的實現，需要一個英雄，現在能這麽去做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李健。

　李健自1859年離開唐城就再也沒能回去過，如今那裡已經有百萬人口，地域擴大不知幾十倍，當年李健在北美唐城的威望和聲名已經大不如以前。現在中國本土，太平洋西岸馬上就要平定，李健的聲名已經響徹神州。李健是時候回北美，再建豐功偉業，救唐城於危難，福澤萬民，讓北美永歸中華。這樣唐城才不會從大中華中分離，至少在李健有生之年不會。

　讀了王韜的長信，李健豁然開朗。是啊！他也想念唐城了。那裡有他創業的艱辛，有他成功的喜悅。那輝煌的歲月在他腦海中如波瀾壯闊的畫卷徐徐展開。

　李健對北美的決定也有了，他否決了張威回唐城的請求，同意漢斯回去，並批準了漢斯的計劃。但是漢斯隻作為北美援軍指揮的身份回北美，其他的以後再作決定。這樣的決定平複了軍隊將軍們的反對，避免了北美人事變動的副作用，也為自己日後回北美打下基礎。

　二天后，各大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總理王韜的文章《帝王的兩個身體》。

　文章首先闡明一個觀點，我們的時代需要一個偉大的領導者。但是一個偉大的領導者，都會有兩個身體，其一是自然身體，和其他所有人一樣這一身體是又有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組成，出於這種身體狀態之中時他和一樣也有感情，也面臨著死亡;另外一種是政治身體，出於這種狀態時所有成員均臣服他的，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構成了身體，它為頭，其他臣民為軀乾。和自然身體不同，政治身體不受激情支配，也不怕恐懼死亡。奧古斯丁在其《論神聖的公民權》中說，所謂國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組織起來，由眾多人所構成的一個身體，但是沒有頭，那麽這種國民便不能被稱之為身體;在自然身體中，被斬首之後的身體只能稱作軀乾，同樣，在政治身體(國家)的觀念裡，缺乏頭(首腦)的共同體不能稱為身體。

　在古代，封建帝王就是這個頭，可惜的是封建社會沒有法律約束帝王，帝王高於法律，只有傳統、先例和道德構成巨大的約束。所以封建帝王鮮有人格健全的，老百姓印象最深的帝王恐怕是李世民了，覺得李世民非常親切。這是因為:在所有的封建帝王之中，數李世民的人格最為健全。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感情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從他與臣子的關系，以及他的以仁愛之心對待夷族的作為中看出。李世民承認自己對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愛。魏征感慨他們有李世民作君王是三生有幸。從魏征的這一判斷中可以讀出飽含滄桑的歷史悲劇感:聖人王的出現是極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個李世民，其在位也僅僅不過二十三年。所以我們不能依賴這樣一位聖人王的出現。

　歷史的吊詭在於，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間距離其實並不遙遠。人們發現，李世民和隋煬帝楊廣相比，有著驚人的類似:兩人都是次子，都有戰功在身，都有戰功在身，都聰明絕頂，名震中外，都是通過非正常手段奪取皇位，都成功地在東北亞建立了軍事霸權，贏得各族人民擁戴，被尊為天可汗或者聖人可汗。最後，這二人一個身敗名裂，另一個卻被後代奉為千古明君，

　儒家認為，政治身體必須是理性的，免於感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擔心帝王會做錯事，會用無上的權力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合二為一，而自然身體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無法克制住感情，所以只有道德約束，沒有法律來禁錮帝王的自然身體是極度危險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沒有成文法的仁政，更為可取，因為前者還可以避害趨利的空間，而後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體統治下，可以說根本無從確定何處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們的道德也是極為不確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會多一點，還在繈褓中的帝王只會給予民眾屎和尿。

　我們不能讚同這樣把整個國家的命運和正義寄托在一個不確定性的肉身之上，也不能心甘情願屈從於這種難以忍受的野蠻和恐怖。我們必須追求對無上君權製衡的路徑，探索社會的長治久安之策。在魏征等賢臣的幫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時代長治久安之策，在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門下省(負責審核詔令)、尚書省(負責執行詔令)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於是就有了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它堪稱儒家道德學說指導政治實踐的典范。但是，這一盛世是短暫的，隨著李世民的離去而人亡政息，猶如一道流星匆匆劃過幾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於，當時的中國，沒有法能夠約束帝王的行動，道德操守終歸是不可靠的。

　最後要思考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離不開一個元首，也就是說必須有政治身體和自然身體的並存，那麽我們如何防止自然身體借助政治身體實施暴政呢?我們中華革命黨人在建黨初期便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建黨初，臨時大總統三軍最高統帥李健便提出完善國家政治體制，健全法律體系，制定憲法，用憲法的形式，在掌權者的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之間劃一條較難逾越的鴻溝。

　如今天下即將平定，正是將我們革命黨人的理想和抱負實現的時候。

　這篇文章一出，頓時在政府內部和民間炸開了鍋。鞭撻討伐之聲一片，有些同情王韜的人頗感不解，王韜權高位重，為何將自己推到這風頭浪尖之上?一般的百姓對王韜這種背經叛祖的說法難以承受，自然罵聲不絕。政府內部的人懷疑王韜的政治用心，也出言討伐。

　李健看過王韜給他的信，明白王韜一片苦心，王韜雖然思想上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可是最終始終出身儒門，心裡多多少少有賢臣侍明主的思想。王韜一面勸自己再赴北美創蓋世之功，成為偉大的領袖，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王國。一方面又要防范於未來，避免出現權利腐化，想利用憲法鞭策製衡。保持國家長治久安，並且希望啟迪民智，讓人民能夠認同。他一面警告人民不可以將國家的命運寄托於聖人王的出現，一面又對李健成為聖人王充滿了期待。非常之世當用非常之策，可是這樣做的結果會怎麽樣?連他自己也不能知曉。他這是將一生的抱負作孤注一擲的賭博，也許他心中正被激情和矛盾煎熬著。他希望自己能夠幸運的成為魏征，李健成為李世民。而且要比李世民更加偉大，當他們都離開人世之後，國家不會因為他們的死亡而人亡政息。政策可以平穩的承傳。漢唐的盛世可以世世代代的延續。他的這片文章是一篇檄文，對全天下開戰，包括李健和他自己。

　李健欽佩王韜的政治遠見和政治膽量，更欽佩他的政治人品。但是他和王韜一樣，心裡很迷茫。是機緣的巧合讓他穿越時空回到過去，自己沒有做好改變歷史的準備，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是那些歷史上的政治精英們，比如像王韜這樣的人。王韜的直言進諫，正是看出李健在處理國家大事時感情用事的傾向，北美軍事指揮湯姆和舉薦漢斯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健改變了王韜，王韜也在悄悄的改變李健。李健改變了歷史，歷史也在悄悄的改變李健。

　全國都在討伐王韜，李健卻默不作聲。

　他在成全王韜。他和王韜都在細細的觀察周圍的反應。

　李健的沉默，換來的是更多人的發言。在一片討伐聲中，開始出現支持王韜的聲音。

　首先是統轄四省改革的方舉讚，他在上海發行的《申報》上刊登文章，名為《西方三權分立和盛唐的行政三分》，充分闡述了政府內權利製衡的優點和好處。建議政府充分完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

　方舉讚和王韜一南一北，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輿論導向。

　當然，也有意見不同者。政府高級顧問，山西大儒徐繼佘在南京寫文章也發表在《申報》上，題目是《中國需要總統還是皇帝?》。文章讚同資產階級改革，但是他同時認為中國應該有一個皇帝，這是中國社會現實決定的，他讚同君主立憲製。

　徐繼佘的說法很能讓中間派人士接受，輿論反響劇烈。他的文章一出，連隨他剛到南京的李鴻章也坐不住了，提筆寫文章投稿《申報》，題目是《中國需要一位皇帝》。文章主張在資產階級改革的同時，適當的維護和加強皇權，應該給皇帝更多的權利。他的文章很受保守派的歡迎。

　漢斯也不甘寂寞，發表了《國家與民族的融合—太平洋兩岸的統一》，文章認為只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才能達到中華民族的複興和強大。

　申報連續發表政府要員和在野知名人士的文章，輿論風暴的中心一下子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和南京。

　此時軍隊中的高級將領們並沒有人參加這場社會大討論。直到第一軍三師政委蔡邦道在《廣州日報》上發表文章《坦克和民歌—討論對民眾的引導》再將人們的視野轉向南方，同時軍隊中也有高級將領參加了討論。

　蔡邦道形象的比喻，如果坦克代表政府的強大，那麽民歌代表民心的歸向;如果坦克代表新興的革命，那麽民歌代表傳統的承傳。文章從江西百姓傳唱《十送紅軍》說起，建議政府應該重視引導民眾，開啟民智。坦克和民歌，除舊革新和傳統承傳，這兩樣東西是不矛盾的，人民接受坦克的同時嘴中唱著民歌，這樣不是更好嗎?只有在傳統承傳的基礎上才能順利的推行革命，他提醒重視輿論引導的同時應該注意方式方法。無論將來國家推行何種政策，www.uukanshu.net 民眾的引導都是前提基礎。

　王韜拋磚引玉，對各種言論都包容兼並。一時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種觀點展開了激烈的大討論，大江南北洛陽紙貴，報紙的發行量猛增。

　此時王韜反倒像個沒事情的人一樣，伴隨著南北大討論，一道道政令不斷發出。特別是政府全面通過了方舉讚的經濟改革方案。不過王韜依然對改革方案提出了許多限制。比如，對於金融市場，政府依然會加強控制，並且對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加強制度化管理。對國有大型企業出讓股權，增加了很多硬性規定。國家必須為股份所持最多的一方或者至少擁有45%，外國資本最多能夠用有20%。這些限制主要是為了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避免日後形成的壟斷資本蠶食控制國家經濟，妨礙國家對經濟的正確引導。但是國家對於投資社會基礎建設進一步放開了限制，比如，修築公路，鐵路，碼頭港口等等。無論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可以獨立承擔，國家還能無償給予必要的技術指導。對私人投資小型企業政府繼續維持原來的鼓勵政策，限制更少，鼓勵私人小型企業發展。

　熱熱鬧鬧的大江南北完全沒有嚴冬即將到來的景象，報紙上每天都能看見重大的新聞事件。大討論依然佔據主導，王韜新政令頒布之後的第二天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大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