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

　《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

　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

　從皆須備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製事

　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

　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隻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

　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

　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

　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

　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

　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

　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

　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

　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

　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

　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

　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

　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

　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

　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