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

　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

　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

　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

　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

　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

　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佔，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

　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

　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

　禦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

　非如後世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

　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

　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

　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

　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歷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

　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

　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

　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

　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製，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為

　《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

　山》作於夏後，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

　《歸藏》不名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

　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

　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無咎，非創製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

　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製立法，以前民用;

　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複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

　《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

　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製天下，

　作新耳目，殆如漢製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為一例也。揚雄不知

　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

　通於治歷，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歷學者，皆可推尋，豈

　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

　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

　《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

　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

　《中說》，誠為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

　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

　蹈於c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

　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為王者改製之钜典，事與治歷明

　時相表裡，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秘書

　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

　“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佔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

　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

　《周官》，而《連山》、《歸藏》，可並名《易》，《易》不可附《連山》、

　《歸藏》而稱為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為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

　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

　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製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

　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

　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佔有其辭，則《連

　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

　《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

　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為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

　也。

　欽明之為敬也，允塞之為誠也，歷象之為歷也，(歷象之歷，作推步解，非

　歷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

　以治歷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歷自黃帝以來，代為更變，而夫子乃為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為

　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

　歷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

　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

　即以卦畫為歷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乾支之前所創造也。

　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為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

　開天創製，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歷，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

　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

　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

　《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

　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

　益四代，為萬世之圭臬也。歷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佔不同，而夫子獨

　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歷顯而《易》

　微;歷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歷也。歷

　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跡可拘;是以歷官不能穿鑿於

　私智，而《易》師各自為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

　此，益知《太玄》、《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

　知為王製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

　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

　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

　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

　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

　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

　雎鳩之於好逑，湍局墩曄紓醵萇咧賭信籩丁妒芬病N逍兄

　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岩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

　《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

　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

　《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跡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

　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為天為圜諸條，

　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

　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

　為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為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

　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裡。夫《詩》之流別，盛於戰

　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

　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

　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

　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

　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

　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

　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

　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

　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

　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為尤盛。反覆審之，而

　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

　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

　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發，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

　者斥之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玄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

　皆即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

　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

　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

　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即聖人之道也。以象為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

　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ヒ灰酰

　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即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

　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

　悔有悔亡，咎有無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

　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

　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

　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

　也?以三王之誓、誥、貢、范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

　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

　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

　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

　《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

　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

　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

　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

　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

　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

　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為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

　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為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

　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

　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

　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

　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

　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

　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

　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

　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不知《周官》之法廢

　而《書》亡哉?蓋官禮製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

　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

　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范、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

　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

　《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

　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

　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跡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

　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

　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

　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

　《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

　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范諸篇之錯出，轉譏

　《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

　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

　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

　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

　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

　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

　《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

　《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之者眾。周末文勝，

　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於神農，兵法醫

　經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為《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

　於依，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

　“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

　六典各存其副之製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

　為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為三皇之墳，如何為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

　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

　訓、誥，同為一書，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

　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

　為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

　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為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

　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

　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

　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

　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為《尚書》

　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

　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

　之所擬，並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

　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為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是劉

　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為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

　際，如別自為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為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

　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

　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

　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

　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佔百卷，蓋其書本官禮

　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

　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

　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

　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

　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複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

　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钜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

　於紀傳，則匯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

　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

　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

　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

　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

　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製外製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

　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識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

　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

　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

　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

　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

　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

　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

　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

　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

　(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

　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

　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

　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f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

　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

　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

　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

　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

　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

　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

　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

　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

　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

　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

　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

　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

　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

　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

　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

　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

　《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

　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

　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

　(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

　《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

　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製，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

　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複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

　傳也久矣！

　歷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複類此。《尚

　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

　《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

　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

　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

　可刪。以雲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

　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轉為末世

　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

　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

　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複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

　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複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

　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

　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

　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

　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

　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

　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

　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

　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

　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複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

　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

　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聖之製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

　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

　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

　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

　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

　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

　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

　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

　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

　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

　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

　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

　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雲:“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

　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

　後學為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

　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

　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

　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

　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

　《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

　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

　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

　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

　製，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

　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

　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

　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

　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

　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

　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

　為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

　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

　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

　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複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

　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

　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

　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

　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

　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

　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

　《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

　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

　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複，詩人

　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生，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

　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

　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

　有得失，畸才匯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

　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

　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

　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讎略

　・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

　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

　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

　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

　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

　《晏子》，後人所。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

　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

　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

　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

　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偽撰，而依乎古人;其

　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

　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

　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

　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

　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偽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

　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

　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偽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

　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

　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是以戰國為文章之

　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

　《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

　“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於聲音，

　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

　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

　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

　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

　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

　皆為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

　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為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

　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為樂之變也。)戰國之

　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

　《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

　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

　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

　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文之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

　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雲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

　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

　《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

　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藝之教

　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

　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F流;兩流、六朝、唐、宋、

　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

　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讚言，《爻》、

　《系》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

　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為《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

　《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

　林》，史遊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

　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

　言七字，演為歌訣，鹹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歎，取

　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為

　《風》、《騷》遺范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

　“六藝附庸，蔚為大國。”蓋長言詠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

　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為《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

　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

　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字於

　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為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

　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

　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

　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

　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

　《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著於列傳，自

　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

　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跡，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

　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

　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

　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

　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

　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

　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

　古學之不可複，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

　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范、陳、晉、

　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雲詩、賦、碑、箴、頌、誄若乾篇而未嘗

　雲文集若乾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

　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

　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

　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

　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

　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

　《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

　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

　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

　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

　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為主臣矣。班

　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雲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

　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

　體為史述讚，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

　別出一體為史作讚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製，遂於策問之外，

　別名曰詔。然則製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

　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後為後人輯定，不

　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者，則《過秦》

　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

　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

　《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

　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

　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

　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

　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

　《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

　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

　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

　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

　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

　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

　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

　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

　“雲電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

　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P乎！然猶經緯經紀雲爾，未嘗明指《詩》、

　《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

　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

　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

　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

　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

　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

　子而立父之號矣。

　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

　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

　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十二經，以見老子。”

　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

　為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詁，《孝經》

　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劉向、

　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為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

　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

　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

　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c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

　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

　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

　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

　《左氏》、《公》、《Y》之別於《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

　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

　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

　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

　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

　後儒以聖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命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

　可以意c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乾之，以有據也。師有

　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為異端矣。楊氏無書，

　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而莊子乃雲:

　“若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

　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

　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

　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

　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

　《列子》之加以《衝虛真經》，則開元之玄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

　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經其所經，

　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為經製。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

　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為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

　典，臣民尊奉為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

　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

　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

　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製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

　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

　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

　(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

　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

　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聖人，而習是術者，奉

　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

　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

　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古人以鳴高，

　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

　《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於

　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

　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

　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

　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

　製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

　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

　天，豈以是為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c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尊稱，義

　取經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

　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為傳固翼

　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為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

　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

　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雲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

　矣。乃雲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

　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c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

　雄蓋蹈於c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

　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為王莽

　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

　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

　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

　在乎?

　束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為文人

　戲謔而不為虐，稱為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

　《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為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

　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

　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

　載之《擬四愁》，《七林》之仿《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也。

　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

　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為訓

　典，而先自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

　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Y始收聲，有《月令》矣。

　(皆諧謔事。)

　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

　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為徑，亦不解題為經者，始誰

　氏也。至宋人注屈，乃雲“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

　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賦，固以《離騷》為重，史遷以下，至取

　《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

　經傳，欲同正《雅》為經，變《雅》為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

　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

　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為賞罰

　也。漢魏而下，仿《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數。 後之

　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

　本紀，本為《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為終始發明

　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

　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鑒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

　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

　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

　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為《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

　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為儒者

　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