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時下學界每探討歷史課題，必首先論述其地位，內中往往又不乏過甚之詞。如果我們沿襲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先生當年的說法，將宋代豔稱為“東方的文藝複興時代”，並認為東方的文藝複興早於西方的文藝複興幾百年，隻怕有哄抬歷史地位之嫌。宮崎氏同時又說:

　中國的文化，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漸漸扭轉了這種落後局面，追上了西亞;到了宋代便超過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1]

　宋代以前的中國文化是否果真落後於西亞?這裡姑且置而不論。但他認為宋代文化“居於世界最前列”，顯然屬於平實之論。

　早在北宋熙寧年間，國史編修官李清臣就說:“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漢唐”。[2]南宋末年，蒙古國信使郝經則把宋朝連同先前的漢朝、唐朝盛讚為“後三代”。他上書宋理宗說:

　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3]

　陳寅恪先生在四十多年前，進一步認為: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4]

　鄧廣銘先生最近又指出:

　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達於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後的元明之所不能及。[5]

　估計之高，無以複加。

　宋代文化橫比當時世界各國，超過世界各國，處於領先地位;縱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個新高峰。對宋代文化的這兩個基本估計，似乎已經成為定論。不過，把握宋代文化的時代特征或許比揭示其歷史地位更重要。錢穆先生說得對:

　就宋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6]

　他認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7]錢氏的闡述未必處處精當，但頗有啟發性。

　宋代文化最為明顯的特征，恐怕莫過於相對普及。它同時又象征著宋代文化的繁榮。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表現在哪裡?原因是什麽?這正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奇童出盛時”，“婦女多能詩”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將多。這三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或許即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在年齡上不分長幼、在性別上不分男女、在行業上不分文武。

　所謂神童，眾所周知，無非是指智力超常的兒童而已。在宋代，諸如王禹九歲、丘浚十歲、孔文仲七歲、蔣堂六歲、黃庭堅七歲會寫詩、能作文一類的記載，比比皆是。特別叫人吃驚的是，楊億“數歲不能言”，突然吟詠《登樓》詩: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8]

　朝廷為選拔超常兒童，從宋太宗時起，設立童子科。[9]宋綬、晏殊、薑蓋、李淑、蔡伯`等在宋真宗時，先後被賜予同進士或學究出身。其中福建蔡伯`年齡最小，隻有三歲，宋真宗欣然賜詩一首:

　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

　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姿。[10]

　此後，從宋仁宗朝到宋徽宗時，賜出身者20人;宋高宗朝，求試者36人，授官者6人;宋孝宗朝，求試者74人，授官者7人;宋光宗朝，求試者17人。嘉熙元年(1237)，女童林幼玉應試合格，宋理宗下詔，特封孺人。這些智力超常兒童，有的後來受到重用。宋孝宗時，禮部在奏疏中說:

　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後皆為賢宰相、名侍從。[11]

　宋代神童較多，與當時不少人主張“教子當在幼”[12]有關。歐陽修說:

　教育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13]

　宋代的中央官辦小學創設於元豐年間，崇寧元年(1102)十月又命令州縣普遍建立小學，負責教育8到12歲的兒童。政和四年(1114)二月，中書省上奏:

　小學生見近一千人，入學者尚未已。[14]

　可見，當時官辦小學之興盛。民辦小學與官辦小學相比，不僅數量多，而且興辦早，並深入到鄉村。民辦小學的情景多次出現於詩人筆下，如宋伯仁《村學糾》:

　頑童一草廬，土朱勤點七言書。

　晚聽學長吹樵笛，國子先生殆不如。[15]

　趙汝《憩農家》:

　農家頗瀟灑，虢虢清泉流。

　…………

　群兒窗下讀，《千字文》、《蒙求》。[16]

　《千字文》、《蒙求》是宋時使用的小學教材，編寫於前代。宋代編寫的小學教材除頗負盛名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而外，為數尚多。如歐陽修所編《州名急就章》: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

　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家承政令。

　……[17]

　鄉村小學數量太多，教師當中難免有濫竽充數者。如鄱陽(今屬江西)千秋鄉的李晟，就是個冬烘先生。他“讀書不多，年過五十，猶為人訓蒙，兩目浸昏，夜不能視一物”。[18]謝深甫青年時代在家鄉教書，自己“始不過讀《吩啊范薄[19]所謂《吩啊罰薹鞘嵌戀撓型薊墓適率欏U飫嗬鮮萄В勻恍鞍儷觶踔兩壩粲艉蹺腦鍘蔽竽釵岸級計秸晌搖薄2茉琛短獯逖猛肌販澩痰潰

　此老方捫虱，眾雛爭附火。

　相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

　鄉間學童習以為常，居然拒不接受糾正。當時人不禁感歎:

　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

　鬱鬱乎文哉，學生都不來。[20]

　不過應當承認，這類學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並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王曾、蘇軾、葉夢得、張孝祥、陳傅良等知名人士，兒童時代都上過鄉校、村學。當時，“途巷小兒聽說三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21]這恐怕也應視為民辦小學、家庭教師普及文化的成果。

　盡人皆知，“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個歧視婦女的觀念形成於明末。[22]與此相反，在宋代不僅“當時風尚，婦女皆知愛才”，[23]而且在她們當中湧現出不少人才。提起宋代的才女，人們立即會想到李清照及其《漱玉詞》、朱淑真及其《斷腸集》以及俗稱蘇小妹的蘇洵幼女蘇八娘。其實，即使就能文的婦女來說，也遠不止於此。在清人厲鶚《宋詩紀事》入選的詩作者中，婦女多達106人。至於其出身，相當廣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北宋人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稱:

　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

　他稱讚王安石的妻子吳氏、妹妹張奎妻、女兒吳安持妻、侄女劉天保妻能文工詩，佳句頗多，“皆脫灑可喜”。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8至100，集中地著錄了22位婦女的墓志銘，其中寫明“好讀書，能文章”的便有8位。如果說王安石因尊重婦女而受喝彩，那麽程頤則以歧視婦女而落罵名，但程頤家裡的婦女同樣能文。他的母親“好讀書史，博知古今”;[24]侄女“自通文義”、“喜聞道義”、“發言慮事，遠出人意”。[25]豈止王氏、程氏等大家婦女，在下層中間也湧現出一批女醫生、女棋手、女藝人以及女致富能手。南宋末年人陳普《古田女》詩雲:

　插花作牙儈，城市稱雄霜。

　梳頭半列肆，笑語皆機詐。

　新奇弄濃妝，會合持物價。

　愚夫與庸奴，低頭受凌跨。[26]

　她們顯然賺了大錢。此外，如比陽(即今河南泌陽)王八郎妻被丈夫遺棄後，因善於經商而獲得厚利，“蓄積盈十萬緡”。[27]這些婦女成天穿梭於市場上，並頗有才乾，看來不會毫無文化。

　宋代才女較多，與當時並未完全剝奪婦女獲得文化的權利有關。歐陽修編寫《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稱，其目的在於“以示兒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淺”，打算另編一部，“以配小學書”。在他擬定的篇目中，有《講學》。[28]婦女被作為教育對象，固然主要是為了向她們灌輸三從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頤的母親“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29]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為母親的女性肩上，也是個重要原因。如參知政事賈黃中博學多聞，宋太宗召見並稱讚其母親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30]參知政事蘇易簡才思敏捷，宋太宗詢問其母親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宋太宗誇獎道:“真孟母也！”。[31]孫昌齡考中進士並官至禦史，把成績歸於其母親楊氏:“吾母能誨我也”。[32]婦女如果沒有文化，很難承擔這一重任。宋仁宗時曾任參知政事的宋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的母親“知書，每躬自訓教”。[33]李君夫人盛氏“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34]因而她的三個兒子皆中進士。凡此種種，難以枚舉。

　在“粗人以戰鬥取富貴”[35]的五代，武將大多目不識丁。他們極端輕視文化，喋喋不休地說:

　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36]

　宋代的武將觀念發生變化，他們一般都懂得:

　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

　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覽書史，通究古今”;[37]出身農家的嶽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38]說到宋代的儒將，人們或許以為是專指范仲淹那樣的率領軍隊的文臣。其實，狄青、嶽飛這類“恂恂如書生”的武將，似乎也可稱之為儒將，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將郭逵，青年時代就以好學聞名。他“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饑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為常”。[39]宋真宗時官至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的馮守信“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進說，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稱讚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40]而楊億則讚歎:“本朝武人多能詩。”宋初名將曹翰即借詩發牢騷，寫下《退將》詩:

　曾經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41]

　此後，劉吉父、張師正等武將的詩則頗有豪氣。就連“初不知書”的韓世忠經過學習以後，“晚年能作小詞”。其中有《臨江仙》一闕:

　冬日青山瀟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42]

　似乎還寫得不錯。

　宋代文化素養較高的武將較多，與宋太祖提倡武將讀書有關。他說:“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43]此後，尚文氣氛彌漫整個社會，武將改文資雖然受到嚴格限制，但他們難免附庸風雅。何況，分別開始於鹹平三年(1000)和慶歷二年(1042)的武舉、武學，貫徹著武人應習文精神。王安石對此表示反對:“武舉複試墨義，則亦學究之流，無補事”。[44]但積重難返，其後果是:

　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大袖，專效舉子。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

　宋高宗憂心忡忡:“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45]宋太祖當初提倡武將學文化，本意並不錯。殊不知後來在促成有宋一代文風之盛的同時，偏差竟這樣大。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

　當然，宋代文化相對普及的主要表現還在於文化從先進地區推廣到落後地區、從通都大邑推廣到窮鄉僻壤，特別是從士階層推廣到農工商各階層，極少數世家大族再也不能完全壟斷文化，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提高。

　就地域而論，宋代文化的發展無疑是不平衡的。照北宋人王得臣看來，福建和四川是當時兩個文化發達的地區。他在《麈史》卷下《風俗》中說:

　閩、蜀同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並多於他所。

　“福建出秀才”，在宋代號稱“天下第一”。[46]如果說這隻是民間的說法，那麽《宋史・地理志》也說:福建“多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四川“聲教攸暨，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當時，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文化發達的程度並不亞於福建、四川。如江西的南安軍(治今江西大余)“儒術之富，與閩、蜀等”;[47]浙西的嘉興府(治今浙江嘉興)“詩書禮樂相輝相扶，裡之秀民、家之良子弟無不風厲於學”。[48]於是，宋代又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49]

　把江南、兩浙與福建、四川一概視為文化發達地區。素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的齊魯即北宋時期的京東，盡管一度“弘誦闕然”，可是宋仁宗以後，這裡的人們“益知貴詩書之業”。[50]不僅江西，“雖荒服郡縣，必有學”，[51]而且在當時最落後的夔州路和廣南東、西路，文化也逐漸得到普及。如夔州(治今四川奉節)，從前“此邦之人尚不識書”，到慶歷年間，“人漸知讀書”。[52]兩廣地區學校相繼建立，朱熹《朱子文集》卷10《靜江府學記》、《瓊州學記》、《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等文即是其證。

　南宋諺語說:“天上天堂，地下蘇杭”。[53]宋代文化最發達的地方，無疑當首推南宋行都臨安。耐得翁《都城紀勝・三教外地》稱:

　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余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裡巷須一二所，弘誦之聲，往往相聞。

　蘇州的情況同樣是:“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54]豈止城市郊區，即使窮鄉僻壤，學習文化的風氣也逐漸形成，有北宋人晁衝之《夜行》一詩為證:

　孤村到曉猶，知有人家夜讀書。[55]

　南宋人宋伯仁《嘲不識字》一詩則生動地描繪了一位好學的農村孩子:

　難字逢人問，村中一小兒。

　璋獐寧易辨，亥豕似堪疑。

　鹵莽原非莽，耕犁別字犁。

　識丁何足道，煮字不充饑。[56]

　其實，他不值得嘲笑，應當受到鼓勵。無怪乎朱熹說:

　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眾。[57]

　對於宋代文化逐漸由先進地區普及到落後地區、由通都大邑普及到窮鄉僻壤的盛況，《宋史》卷155《選舉志一・科目上》作了簡要的概括:

　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

　南宋學問家陳傅良則對整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了雖然誇張，但卻形象的描繪:

　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

　未省有宇宙，孰與今多儒！[58]

　他所強調的“人人”、“家家”，其主要涵義顯然不在於地域，而在於階層。宋代文化相對普及的最重要也最富有時代意義的表現是文化不再被極少數士家大族所完全壟斷，逐漸由士階層普及到農工商各階層。

　宋代“雖為市賈，亦重儒術”的事例不少。[59]北宋時，許驤、馮京等讀書人，都是商人家庭出身。被稱為“吳紗帽”的饒州(治今江西波陽)帽匠吳翁“日與諸生接，觀其濟濟，心慕焉。”他“教子任鈞讀書，鈞少而警拔，於經學穎悟有得。”[60]南宋時，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富商武邦寧“交易豪盛，為一郡之甲”，他叫其次子武康民“讀書為士人”。[61]就連道學家陸九淵也是個商人之子，他“自先世為藥肆以養生”。[62]而朱熹則允許其弟子經商，他說:“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63]或許正是根據這些史實，清朝人沈指出:

　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

　他認為，從宋代開始，“天下之士多出於商”。[64]這個“多”字連同前面那個“方”字，未免言過其實。但當時士、商之間的界限確實也不太分明，有的商人文化水平甚至很高。如北宋末年居然出現了這樣的事:“吳道潔之學，出於富順監賣香薛翁。”[65]道潔是吳溉的字號，他是個六經、百氏無所不通的著名學者，有“德君子”之稱。吳溉向“以賣香自給”的富順(四川今縣)薛翁請教，薛翁“以所學授之”。據說，吳溉從此“所為益純粹近古”。[66]

　宋人曾豐說:“居今之人，自農轉而為士”，“所在有之”。[67]富弼講得具體些:

　負擔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學，謂之學課。亦欲獎勵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68]

　宋代農家子弟學習文化的事例，史不絕書。如北宋時，王禹“世為農家，九歲能文”;[69]蔡襄“年十八，以農家子弟舉進士”;[70]進士方資“世業農”;[71]巢谷“眉山農家也，從士大夫讀書”;[72]三河(河北今縣)“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為業”;文安(河北今縣)戚彥廣“粗讀書，尤邃法律”，“務農植谷”。南宋時，真陽(即今廣東英德)“曲江村人吳琪，略知書”;海州(治今江蘇連雲港)睢佑卿“父祖以農桑為業”，他“獨親於學，作文賦詩，為鄉裡稱道”。[73]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宋代某些生活很困苦的貧民，也勤學苦讀。如宋真宗時登科、宋仁宗朝拜相的杜衍，少年時代過著流浪生活，“往來於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74]宋仁宗朝登科、宋神宗時拜相的陳升之“少年時，家苦貧”。[75]南宋初期歷任地方官，所至有能聲的傅自得父親死後，“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76]宋孝宗時登科、宋寧宗朝拜相的謝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賃舂以食”。[77]他“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瓶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78]

　豈止貧民而已，某些社會地位極低下的賤民，也努力學習文化。屠宰在當時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賤職業。元豐年間，黃州(治今湖北黃岡)有位屠戶，其子“易業為儒”。[79]北宋後期，“為人傭作”的張繹“發憤從人受學”，“後頗能文”。[80]連驛卒之女也能寫下優美的詩篇:

　一枕淒涼眠不得，挑燈起作感秋詩。[81]

　陸遊在讚歎之余，將她娶為妾。更有甚者，臨安一團頭之女“能詩”。所謂團頭，不過是“乞丐之長”。如果這個團頭“家富”，[82]那麽腰無百錢，沿街乞討的張雍，居然對《毛詩》頗有研究，並在宋太祖時中進士，宋真宗時出任開封知府。足見，宋代文化的普及面確實較廣泛。

　三、“板本大備，儒者逢時”

　宋代文化為什麽能夠相對普及?尤其是為什麽能夠較廣泛地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其原因之一在於當時具備相應的物質條件。具體說來，不外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各階層的生活改善;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書籍比較普遍。

　盡管宋代貧寒子弟勤學苦讀並功成名就的事例不少，但無法否認這樣一個起碼常識，即文化的相對普及離不開必要的物質條件。北宋人吳孝宗認為，饒州“好善為學”形成風氣，是由於這裡“民家富而戶羨”。[83]南宋人李正民指出，海鹽(浙江今縣)“市廛編戶往往家給人足”，因而他們“喜教子弟以詩書”。[84]當時人的這些說法，不無一定道理。

　從種種跡象看，宋代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比前代有提高。在宋朝統治者眼裡，當時社會上簡直是奢侈成風:

　人怠久安，驕於逸欲，物豐大盛，耗以虛浮。[85]

　民俗多尚奢侈，才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86]

　因此，朝廷多次下詔禁奢，可是收效甚微。奢侈之風雖然應當製止，但這似乎又反映了人們的生活確實有所改善。朱熹的感歎: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87]

　表明民間衣著方面的水平提高。宋代的俗語:

　早辰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薑椒茶。[88]

　則意味著普通老百姓飲食方面的需求增長。北宋人朱長文說:蘇州“井邑之富過於唐世。”並強調:“以一郡觀之，則天下盡可知。”[89]他認為宋代比唐朝富庶，應當說是事實。

　宋代各階層生活狀況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焦炭煉鐵法的普遍采用即所謂“燃料革命”，以至鐵製生產工具質量明顯提高、產量成倍增長，並進而促成了整個社會生產的大發展。宮崎市定先生當年“以高熱的使用來說明宋代文化”，據他講並得到了加藤繁先生的“完全同意”。[90]此說固然很有見地，但畢竟不能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首先不能忽視，促進宋代社會生產大發展的因素除了“燃料革命”而外，還有租佃製在農業生產領域、雇值製在手工業生產領域的推廣以及徭役制度的變革。如蘇軾就認為，募兵製代替府兵製、免役法代替差役法，“天下便之。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91]包括徭役制度變革在內的封建生產關系內部的調整，對社會生產發展的促進作用顯然同樣不小。

　其次應當注意，印刷技術的長足進步即所謂“印刷革命”同樣為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宋代不僅是雕板印刷的黃金時代，而且有活字印刷的發明和應用。“燃料革命”誠然是一場了不起的能源革命，而“印刷革命”則是一場小看不得的信息革命。因此，信息傳遞和儲存的方式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信息的傳遞由主要*聽覺到主要*視覺，而信息的儲存除了大腦之外，還有大量的書籍。如所周知，“印刷革命”在15、16世紀的歐洲是文藝複興的重要物質條件。由於社會結構和歷史條件的差異，“印刷革命”在宋代所發生的影響與歐洲雖然不同，但作用同樣很大。具體說來，有以下兩點。

　一是書籍價格大幅度下降。明代學者胡應麟說:

　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抄本鹹廢不售。[92]

　宋代的史料證實了胡應麟的說法，當時刻本書籍的價格隻是抄本書籍的10%。[93]書籍便宜多了，它不再為世家大族所獨有，小康人家也有可能擁有。

　二是書籍數量成倍地增加。直到北宋初年，書籍仍然很少。從北宋中期開始，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書籍產量大增，它才在社會上較廣泛地流行起來。景德年間，國子祭酒邢m對宋真宗講到過這個變化:

　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94]

　後來，蘇軾也說: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95]

　宋代書籍增多，是好事還是壞事?朱熹等人認為是壞事。他們把當時某些人讀書不認真，歸罪於書籍太易得，說什麽“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96]這實在是太偏頗。書籍增多無疑是一件有利於文化普及的大好事。它為社會各階層掌握文化並進而參與政治提供了物質條件，而極少數世家大族則難以完全壟斷文化，因此也難以完全壟斷政治。

　四、“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宋代文化能夠相對普及，其原因之二在於當時具備相應的政治環境。講到這裡，人們或許以為主要在於宋朝是個文官政府，號稱“以文治天下”。[97]不錯，宋朝與作為武人政權的五代正好相反，它采取了某些促進文化發展的措施，諸如重視書籍的搜集、整理、編纂以及慶歷、熙寧、崇寧三次興學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政治屬於典型的官僚政治，不僅同魏晉嚴格的門閥政治大異其趣，而且與隋唐的半門閥半官僚政治也不盡相同。

　毫無疑問，任何封建政權概莫能外地屬於封建地主階級專政。但封建地主階級的領導階層因時期的不同而不同。具體地說，宋代是以官僚地主階層為主體的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宋朝皇帝“於士大夫無所負”、[98]“與士大夫治天下”，[99]依*主要由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即官僚地主階層管理國家，統治人民。官僚地主與門閥地主的不同之處在於:門閥地主是個封閉性、世襲性的集團，即所謂“公門有公，卿門有卿”;[100]官僚地主則是個開放性、非世襲性的群體，即所謂“驟得富貴”、“其家不傳”。[101]正是被宋朝政治的這個性質所規定，宋朝政府推行了某些有利於文化普及到社會各階層的政策，其中主要有以下兩條。

　一條是“廣開來學之路”。[102]關於中央各級官辦學校的入學資格，宋朝的規定不同於唐朝。現依據《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和《宋史》卷157《選舉志三・學校試》，列表比較如下:

　學校名稱

　朝代

　入學資格

　國子學

　唐朝

　三品以上官員子孫

　宋朝

　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孫

　太學

　唐朝

　五品以上官員子孫

　宋朝

　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四門學

　唐朝

　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宋朝

　八品以下官員至庶人子弟

　由上表不難看出，與唐朝相比，宋朝的中央官辦學校招生范圍擴大，入學資格降低。這還隻是紙面上的規定，太學實際上已敞開大門，招收“遠方孤寒之士”。[103]按照規定，隻有九種人不許上學，其具體內容是:

　凡隱匿喪服，或嘗犯刑，或虧孝弟有狀，或兩犯法經贖，或為鄉裡害，或假戶籍，或父祖犯十惡，或工商雜類，或嘗為僧及道士，皆不得與士齒。[104]

　對於這項規定，有三點需要說明。

　第一，農家子弟未被拒之於學校大門之外。因此，“執耒垂髫之子”得以入學，“抱籍綴辭。”[105]

　第二，工商子弟按照規定似乎不許入學，但實際上並不完全如此。如學者湯千在宋理宗時，先後執教於南劍州(治今福建南平)州學和嘉興府學，“雖胥吏、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黌序，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106]

　第三，這項規定隻適用於官學，書院一類的私學則不受此限。如張繹“本一酒家保，喜為詩。”謝良佐勸告他:“何不去讀書。”他說:“某下賤人，何敢讀書。”謝良佐說:“讀書人人有分。”後來，張繹成為程頤晚年的得意門生。程頤“無貴賤高下，但有志於學者，即授之”。[107]至於陸九淵講學，更是“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108]其中有不少人根本不識字。

　宋代教育的對象擴大到各階層，與興時等級結構的變動如士庶界限泯滅、賤民等級消亡、[109]四民區分不嚴等有關，以致人們的觀念發生了某些變化。於是，諸如此類的說法:

　貴賤雖殊，人則一也。[110]

　僮使本傭雇良民。[111]

　四民皆百姓之本業。

　竟出自統治者之口。同時也因為統治者出於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把提高各階層的文化水平作為消弭人民反抗、減少刑事犯罪和民事糾紛的手段。在他們看來，“一邑為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將變而為善”。[112]他們所說的“善”、“惡”，自然是以封建政治倫理道德觀念為標準。

　另一條是“取士不問家世”。宋代的科舉製與唐朝相比，至少有下面兩個不同之處。

　第一，錄取范圍擴大。按照唐朝的制度，“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113]這個限制在北宋初年，實際上已被突破。宋太宗於淳化三年(992)三月，下詔規定:

　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

　無異於承認了“工商之子亦登仕途”[114]這一既成事實。豈止工商之子，甚至還“有道釋之流還俗赴舉”。[115]無怪乎當時人說:

　糊名考校中，諸行百戶，何所不有！[116]

　第二，制度比較嚴密。唐朝的科舉製在很大程度上隻不過是科舉其名，薦舉其實。[117]而宋朝統治者為了把政權建立在較廣闊的社會基礎上，一再強調:

　貢舉重任，當務選擇寒俊。[118]

　並采用彌封、謄錄、鎖院、別試等辦法，防止官員子弟舞弊。[119]唐朝士人曾牢騷滿腹:

　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120]

　宋代舉子則躊躇滿志: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121]

　各階層子弟通過讀書應舉、入仕為官的道路，宋代顯然要比唐朝寬廣些。

　宋代的《勸學詩》、《勸學文》、《勸學歌》很多，說什麽“賣金買書讀，讀書買金易。”[122]而新科進士則洋洋得意地說:

　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123]

　其實，“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124]這一社會現實，本身就是一首最動人的“勸學詩”。在當時人看來，讀書應舉而登科有“五榮”:

　兩覲天顏，一榮也。臚傳天陛，二榮也。禦宴賜花，都人歎美，三榮也。布衣而入，綠袍而出，四榮也。親老有喜，足慰倚門之望，五榮也。[125]

　關鍵在於“布衣而入，綠袍而出”，一登科即做官，並且初次授官便優於唐朝，以後升遷又比唐朝迅速。即使久考不中，也能享受某些優待。[126]因此，科舉對人們的吸引力，宋代比唐朝增強。

　宋代的科舉製既不像先前的唐代，保留著薦舉製的痕跡;又不像往後的明清，出現了八股取士的問題。說它是封建社會中最為合理的選舉制度，固然並非毫無道理。可是，即使對於宋代的科舉製，也不能評價過高。當時人就認為，科舉弊病不少。如“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核其實”。[127]邵雍曾感歎:

　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128]

　又如引導人們為考試而讀無用書。在程頤看來，舉子所讀之書“都無用處”。[129]宋孝宗因此歎息:

　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130]

　舉子一旦中進士，又往往束書不觀。李M詩雲:

　多少儒衣隻假塗，貴來誰肯更觀書。[131]

　陳師道詩雲:

　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132]

　楊時氣憤地說:

　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133]

　特別是某些讀書人讀書不是為了治國安邦，而是為了升官發財，學習目的很不端正。歐陽修《讀書》一詩將他們的心態和盤托出:

　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

　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

　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

　謂言得志後，便可焚筆硯。

　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134]

　對此，當時人不乏辛辣的諷刺。如據蘇軾《東坡志林》卷1《措大吃飯》條記述，有兩個窮書生“相與言志”。一個說:

　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嘗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

　另一個說: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複睡！

　難怪當時人把這些“措大”叫做“米蟲”。[135]更有甚者，尚未登科就妄想將來如何享樂，但即刻便闖禍。韋居安《梅間詩話》卷中引“東坡詩注”稱:

　有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以寢。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乾營田宅，蓄聲妓，而高車大蓋，無不備置，遂踏破甕，故今俗間指“妄想”者為“甕算”。

　朱熹指責這類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136]並浩歎:

　憑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隻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137]

　不過應當正視，經過改革後的宋代科舉制度確實刺激著社會各階層掀起了學習文化的熱潮，達到了“群起而趨之”的程度。蘇轍對此有所描述: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以是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138]

　豈止“農工商賈之家”，就連“執勞苦之役”的張繹，起初開始學習文化，其動力也來自於科舉。他“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詢問旁人:“何以得此?”得到的回答是:“此讀書所致爾。”張繹於是“發憤力學，遂以文名”。[139]科舉以高官厚祿為誘餌，卻激發起人們的學習熱情。這或許也屬於恩格斯所說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140]罷。

　五、“人生至要，無如教子”

　宋代文化能夠相對普及，其原因之三在於家庭對後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緊。當時，蘇州的情況是:

　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141]

　饒州則出現了這樣的局面:

　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142]

　其實，並不限於蘇州、饒州兩地。“子弟不可廢學”[143]是有宋一代家規、家訓中必不可少的一大重要內容。如北宋初年，宰相范質的《戒子孫》詩:

　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144]

　一直流傳至今。宋代著名的格言:

　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145]

　表明當時教育後代受到不少家庭普遍關注。

　人們何以如此重視教育後代?官僚家庭與非官僚家庭的出發點相同之中，略有不同。

　就非官僚家庭來說，教育後代主要是為了擠入官僚行列。貧寒人家的父母常常這樣對兒子說:“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門閭。”[146]即使是“家饒於財”的富翁，也“常以名不掛仕版為慊。”[147]既然朝廷已經為他們敞開了通過科舉改變門戶的大門，他們自然要竭力慫恿其子弟走這條光宗耀祖之路。於是，當然“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148]把竇禹鈞教其五子皆登科，作為學習的榜樣。富商許唐“教子以興宗緒”，[149]結果如願以償。曹州(治今山東曹縣西北)“市井人”於令儀“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他的兒子於場⒅蹲佑誚堋⒂詵孿嗉討薪浚謔弦瘓儷晌安苣狹鈄濉薄[150]縉雲(浙江今縣)潘君“為商，所致大獲，積財逾數十百萬”，“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151]

　宋代科場競爭激烈，考中進士談何容易。但在農工商之家中所出現的讀書應舉熱，擴大了文化的普及面。他們的子弟如果久考不中，退而經商務農，有文化總比不識字強。如鄱陽黃安道因“累試不第”而“罷舉為商”，不久“小有所贏，逐利之心遂固”。福州林自誠“為商賈之事”，生意似乎不錯，原因或許在於他“嘗業儒”。宿州(治今安徽宿縣)士人錢君曾“遊上庠”，後來回鄉務農，“買田數萬畝”，因善於經營而“為富人”。[152]

　就官僚家庭來說，教育後代主要是為了防止家道淪落。在社會流動比前代增大的宋代，官員之家傾家蕩產的事屢見不鮮。黃庭堅在《家戒》中說:

　諦見潤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滿堂。不數年間複過之，特見廢田不耕，空鋝桓S質旰蠹戌戌ビ詮フ擼瀉傻6胗諦新氛摺[153]

　究其原因則在於“若子孫一不肖，則家道淪落”。[154]葉夢得談得比較具體:

　博弈飲酒，追逐玩好，尋求遊戲，任意所欲，有一於此，近二三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身破家者。[155]

　於是，當時出現了這樣的諺語:

　莫道家未破，破家子未大。[156]

　因此，官員之家都十分重視教育後代，隻是著重點各不相同。如宋祁強調“人不可以無學”，他說:“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157]王安石認為“非讀書不足以應事”，他說:“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158]劉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他說:“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159]而葉夢得則要求後代“旦起須先讀書三五卷”，“無事終日不離幾案”，他說:“苟善於此，一生永不會作向下一等人。”[160]葉夢得希望自己的子孫成為人上人，在封建時代雖然並不奇怪，但畢竟不足為訓。

　為了防止家道淪落，士大夫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方案。陸遊官運不亨，自稱“看盡人間利與名，歸來始覺此身輕”。[161]他對官場不免感到厭倦，認為:

　吾家本農也，複能為農，策之上也。杜門窮經。不應舉，不求仕，策之中也。安於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則無策矣。

　陸遊提出的對策雖然有上、中、下三種，但子孫“不可不使讀書”[162]是其共同之處。他主張:

　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163]

　在當時很有代表性。如果說“古者士則不稼”，[164]那麽宋代的士大夫則普遍認為:

　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165]

　因此，宋代出現了不少所謂“耕讀家庭”。

　袁采提出的方案比陸遊設想得更周密，並且更加突出地強調了子弟學習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袁氏世范》卷2《處己・子弟當習儒業》條中說: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劄、代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為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

　在宋代，“雖將相大臣之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無世祿可守”。盡管中高級文武官員的子弟享有恩蔭入官的特權，但被視為無出身，以區別於有出身的進士，甚至在其散官階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視。難怪當時人告誡其子弟:

　王氏之琪、、^器盡[_，韓家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雲。[167]

　用這些具體事例，勉勵子弟刻苦學習。程顥的母親為了鼓勵程顥考進士，在他使用的書籍上寫下:“我惜勤讀書兒”、“殿前及第程延壽(程顥幼時名)”。[168]可見其望子成龍，心情何等急切。

　為了確保後代學有所成，家長可謂千方百計。他們采取的辦法，大致有下面三條:

　一是舍得投資。即使普通農家，也往往挑選有培養前途的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余勤謹農桑，愛惜錢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許唐為了培育兒子，更是“罄家產”。[170]所謂“罄”，即盡，即不留其余。他簡直是不惜血本。至於投資方向，不外是用於聘請名師和購買書籍。人們普遍認識到擇師教子，“實非細事”，在行動上“隆禮厚幣，延好師席”。[171]如許唐便將其兒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即今浙江寧波)袁氏對於家庭教師，“未嘗三日無饋遺”。史稱，“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172]“藏書教子孫”，在宋代蔚然成風。當時，“貴家子弟，必藏好書”。[173]宰相韓琦“家藏圖書萬余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174]太常少卿陳亞“蓄書數千卷”，視為“平生之所寶”，並“以詩以戒子孫”:

　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175]

　普州(治今四川安嶽)士人杜孟藏書甚多，他對子孫說:

　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

　因此，人們把普州杜氏稱為“寶田杜氏”。[176]清河(河北今縣)士人丁“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他說:

　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

　果然，他的孫子丁度“力學有守”，[177]在宋真宗時登服勤詞學科，宋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豈止富貴之家，即使普通農家，隻要稍有條件，也盡量為子孫購置些必讀書籍。如陳傅良“兒時從鄉先生學”，看到“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178]

　二是親自督促。據說，寇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他的母親“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體罰雖不足取，但這一秤錘作用很大。寇準“由是折節從學”，不久即中進士，後來官至宰相。母親死後，他“每捫其痕，輒哭”。[179]孔延之“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賢，天下以為盛”。[180]他的兒子文仲、武仲、平仲，不僅先後中進士，而且文名滿天下，號稱“清江三孔”。范純仁在紹聖年間，遠貶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終始如一”。[181]陸遊不僅“夜永臥聽兒讀書”，而且親自動手為寒窗攻讀的兒子服務，有《寒夜》詩為證:

　稚子忍寒守蠹簡，老夫忘睡畫爐灰。

　他發現兒子學業長進，不禁欣喜萬分，揮筆寫下《示兒》詩:

　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欲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

　陸遊有《短歌示諸稚》一首:

　義理開諸孫，閔閔待其大。

　賢愚未易知，尚冀得一個。[182]

　可見，他承擔著輔導孫子學習的責任。

　三是提倡苦讀。如范仲淹就要求其家“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183]某些富貴之家為了“有資於勤苦”，甚至立下一條家規:“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184]由於從小受到培養，長大學習成為習慣。如錢惟演“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他“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185]至於貧寒人家的子弟更過著節衣縮食、勤學苦讀的清苦生活。為了維持生活，他們往往邊讀書邊教學。如宋太祖、宋太宗朝宰相沈倫青年時代，一面“習‘三禮’”，一面“講學自給”。[186]臨江(即今江西清江)人王省元“居於村墅。未第時，家貧苦，入城就館，月得束二千。”福建士人王克己“居華亭，以教學為生。”南城(江西今縣)童蒙“未第時，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貧甚，聚小兒學以自給”。[187]而宋高宗朝狀元王十朋在入太學前，除“日誦數千言”外，還“聚徒梅溪，受業者百數”。[188]他們邊讀邊教，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對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貢獻。

　贅語

　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是個並不算小的題目，絕非這篇文章所能完全道明。行文至此，雖言猶未盡意，但篇幅已不短，理當打住。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有下面三點需要說明。

　首先，筆者無意誇大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據統計，崇寧三年(1104)，整個宋朝轄區的總人口約1億，學生總人數才21萬多，[189]僅佔總人口的約0.2%，入學率依舊低得可憐。宋代的識字率雖然無法統計，但大多數農民肯定不識字。當時人有詩雲:

　行行蛇蚓字相續，野農不識何由讀。[190]

　即是其例證。更有甚者，就連前面一再提到的富商許唐也因自幼失學而“不識字”。[191]因此，我們講到宋代文化的普及，總是用“相對”二字加以限制，盡管顯得別扭，但似乎要確切些。

　其次，本文並未將宋代文化相對普及所應包含的內容囊括無余。當時，文化不再被極少數世家大族所完全壟斷，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提高。各種文化形態在這一新形勢下不能不相應變化，以適應社會各階層的需要。加之宋代的商品經濟比唐代後期更活躍，人們的生活節奏隨之加快。蔡襄說: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192]

　司馬光也說:

　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暮，惟錢所求。[193]

　人們這樣繁忙，難怪當時人大多主張，做事情應簡便。如南宋人郭雍認為:

　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製繁，易以製難，便不費力。

　羅大經稱讚“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他本人同樣認為: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194]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各種文化形態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通俗化的趨勢。諸如學術方面的從漢學到宋學，文學方面的從“雅”到“俗”，[195]書法方面的從碑書為主到帖書為主，繪畫方面的從政治畫、宗教畫為主到山水畫、花鳥畫為主[196]等等。就文學方面來說，眾所周知，不僅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在宋代方興未艾，而且平易、流暢的風格已經成為宋代文人文學的主流。[197]北宋初年的士子說:

　《文選》爛，秀才半。

　南宋的學者則說:

　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198]

　蘇軾同他的前輩歐陽修這兩位大文學家，堪稱宋代文人文學的代表。按照朱熹的認識:

　歐、蘇文好處，隻是平易說理。[199]

　這位朱老夫子居然一再強調平易，諸如“聖人之言坦易明白”、“詩須是平易不費力”[200]之類，簡直不勝其舉。豈止強調而已，他“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多、議論太多”，自己“作《易傳》、《詩傳》，其辭極簡”。[201]陸九淵比朱熹又進了一步，他不僅把不識字的農民作為講學的對象，而且“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202]就連朱熹也稱讚: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203]

　看來，從漢學到宋學固然是思辨性加深的過程，同時似乎又是學術通俗化的過程。宋代各種文化形態的通俗化趨勢， 顯然應當屬於宋代文化相對普及的題中應有之義。無奈受筆者知識結構所局限，本文對此隻能缺略。

　最後有必要說明的是，本文認為文化的相對普及是宋代文化最為明顯的特征，但絕不是唯一特征。所謂最為明顯，或許隻不過是浮在表面、淺層次的同義語。除此而外，值得探討的問題還不少。如宋代學派林立，學者各是其是，互不相讓。宋代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宋代學者敢於懷疑，不僅疑傳，而且疑經。“思想的相對解放”[204]能否視為宋代文化的又一個特征?理學雖然最終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桎梏，但它的興起適應時代需要、體現時代精神，絕非偶然現象。宋代理學的勃興本身從某種意義上可否看作是一次思想解放?盡人皆知，唐朝對外來文化具有驚人的吸收力而於史有名，由於當時正處於消化外來文化的過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難免帶有某些所謂“異國情調”。而宋代文化則是在消化過程基本告一段落以後，建立起來的更加富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文化。照劉子健先生看來，“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模式”。[205]今天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審美觀點以至表達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獨特個性，明顯地不同於外國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尤其是又為什麽會如此?要具體地予以回答，似乎應當從研究宋代文化入手。鑒於這些問題層次較深，筆者自知學力有限，實在不敢問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