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沒的龍旗――北洋海軍史略

　西元1840年是中華民族近代災難史的開端。一個與天朝上國相隔萬裡的國家用為數寥寥的40余艘船艦(其中半數為運輸船)居然從廣州灣到渤海灣橫行無阻，控制了數萬裡海岸線，更打敗了全球GDP產值第二的龐大卻已經老朽的帝國，並迫使這個帝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大清帝國有海無防的虛弱在西方強盜的眼中一覽無余。

　戰爭其實並不突然，1832年，東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從廣州北上，途經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直至朝鮮、琉球探索航道時，就將其對中國水師的觀感匯報，稱“有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隻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1艘(英國)戰艦”(南木《鴉片戰爭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在中國沿海的偵察活動》)。1835年，林賽在給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的信件中更是肆無忌憚的表示:侵略中國只需要1艘主力艦，2艘大型巡洋艦，6艘護航艦，34艘武裝輪船就足夠了(英國艦艇在“費希爾時代”以前，艦艇上常備陸戰部隊)，這支艦隊“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沿海中國海軍的全部威信一掃而光，並把數千隻土著商船至於我們的掌握之下”(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

　盡管今天看來，也許這句話是有些言過其實，但在飄花對比當年的清朝水師來說，恐怕不無道理。1685年康熙規定如有打造雙桅500石以上違反製式船隻者，無論官民，均發邊治罪。這固然是當時為進剿台灣鄭氏集團所需，但在收台之後一直沒有開禁。而當時的大清水師在施琅指揮下雖然依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軍力量，但較之百年前的明帝國由陳U指揮的那隻參與了壬戊之役，實力足以傲世全球的廣東水師，在質量上、技術上已經有所退步，而在此後150余年間，清統治者由於完全沒有海上的威脅，水師幾乎無用武之地，從裝備到人員都已經不堪使用，在這個世界航海事業急速發展的年代，被徹底的甩下了。

　當1840年的炮聲在虎門外口響起，且不用說朝中老朽的士大夫們，即便是林則徐也認為水師技不如人，根本無法與戰，隻能退守陸防。

　然而，林則徐也認識到“以船炮而言，本為防海必須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為長久計，也不得不先事籌維”(《密陳辦理鴉片不能歇手片》)，並委托魏源編寫出版了《海國圖志》，首次明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

　然而遺憾的事，當時的整個帝國除了這極少數的有識之士以外，依然沉浸在古老的迷夢中，盡管道光帝曾經下令東南各省趕造戰船，但整頓海軍的嘗試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停滯了。

　歷史在無言中前行到了1853年，當太平天國武裝力量攻佔了武漢，大軍水陸並進，一舉攻佔江寧的時候，長江上百舸千帆盡是太平軍戰船，大清帝國水師兵敗如山倒，迫使曾國藩重新組建了湘軍水師。然而這支水師在當時的中國雖堪稱精良悍勇，當放在抵禦外侮的地位上恐怕較之原有的水師也未必有什麽質的不同。飄花從前看《湘軍記》的時候，曾見過曾國藩親撰的《水師得勝歌》，當時出於好玩，記了下來，今天放到這裡，卻是另一種滋味……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水戰真秘訣;

　第一船上要潔淨，全仗神靈保性命;

　早晚燒香掃灰塵，敬奉江神與炮神。

　第二灣船要稀松，時時防火又防風;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擁擠吃大虧。

　第三軍器要齊整，船板莫沾半點泥;

　牛皮圈子掛槳柱，打濕水絮封藥箱……

　第四軍中要肅靜，大喊大叫需嚴謹;

　半夜驚營莫急躁，探聽賊情莫亂報……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張……

　若是好漢打得近，越近賊船越有勁。

　第六水師要演操，兼習長矛並短刀;

　蕩槳要快舵要穩，打炮總要習個準……

　第七不可搶賊贓，怕他來殺回馬槍;

　又怕暗中藏火藥，未曾得財先受傷。

　第八水師莫上岸，隻許一人當買辦;

　其余個個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連曾國藩識見上不過如此，其余人等又能有怎樣的見識！

　倒是薛福成在《庸Q筆記》中記載:1861年與曾國藩並為時人所重的胡林翼在統大軍合圍安慶後，策馬登山，觀察地勢時，“忽見兩艘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於是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不數月，薨於軍中。”

　不過，太平天國席卷整個南中國的燎原烈火也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海軍變革。李泰國建議清廷“宜買此輪船數隻，掃除狂寇”。(《怡良等奏英慫恿中國買其炮船並允助戰已予批駁》)，盡管因第二次鴉片戰爭導致計劃延後數年，但也讓清廷進一步認識到，原有的綠營水師也好，改為長江水師的湘軍水師也好，鎮壓太平軍尚勉強可用，但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根本無法對抗。曾國藩在《複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明確指出:“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

　1861年，發生了幾件後來對中國海軍建設有深遠影響的大事是在這裡必須予以紀錄的。

　其一是鹹豐之死、同治登基和北京政變，顧命八臣被兩宮垂簾賀恭親王議政所取代。

　其次就是李秀成大軍攻克寧波、杭州，兵鋒直逼上海。

　恭親王的上台對於中國海軍建設的重大意義在以後會有比較詳細地闡述，作為洋務運動在清廷中央的的總代表和曾、李等人在中央的總後台，其意義和影響也是比較深遠的;但李秀成大軍的勝利對於清廷卻是極為沉重的打擊。由於當時西方列強普遍觀望中國大地的這場內戰，並都想從中漁利，清廷不能不考慮到太平軍與西方列強合作的可能。而李秀成兵指上海的目的，在清廷得到的情報中其中一條就是借此向外國購買一批炮船。這不能不使得恭親王等清廷中樞震驚。因此，1862年1月31日、2月1日連續兩天之內，恭親王即以總理衙門名義致信江蘇巡撫薛煥、兩廣總督勞崇光、福州將軍文清，令其迅速籌款購艦。3月14日，繼任海關總監的赫德接到總理衙門的指示，命其通知李泰國，立即在英國購買並裝備艦隊，並迅速開往中國，已備戰事。

　李泰國迅速籌備，通過外交大臣羅素，很快就購買了6艘炮艦(“北京”號、“中國”號、“廈門”號、“廣東”號、“天津”號、“江蘇”號，另有供應船1艘、快艇1艘)。艦隊由阿思本指揮。這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李――阿艦隊”。

　李泰國在1863年1月與阿思本簽訂了13條合同，主要內容包括:

　1、中國建立外海水師，阿思本允作總統4年，除阿思本外，中國不得另延外國人作總統。中國所有外國樣式船隻，或內地船雇外國人管理者，或中國調用官民所置各輪船，議定嗣後均歸阿思本一律管轄調度。

　2、阿思本隻執行李泰國轉交的中國皇帝命令。若由別人傳諭，則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則李泰國未便傳諭。

　3、所有此項水師各船員弁、兵盯水手均由阿思本選用，仍需李泰國應允，方可準行。

　4、此項水師，俱是外國水師，應掛外國楊石砌好。因為船上是外國人，非有外國旗號，才能盡心盡力;也是外國各商不敢藐視。所設計旗樣為:綠底，中用黃色兩條相交，心內畫黃龍尖旗。(以上引自《清末海軍史料》)

　之所以特別把這一段加入，不僅僅因為這是英國試圖全面控制中國海軍的企圖，也不僅僅因為李泰國所簽訂的這份合同完全沒有經過總理衙門的批準和授權，更重要的是其後來的影響。對此在後文將有闡述，此處特意列出，以作對比參照之用。

　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對這一艦隊極其反感。曾國藩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此次總理衙門奏定條議，將兵柄全予李泰國，而令中國大吏居節製之虛號，不特蔡國祥如駢拇枝指，即吾二人，亦從何處著手?”(蔡國祥為湘軍水師悍將，屆時在總理衙門與李泰國反覆交涉達成一個協定後被任命為艦隊的漢總統)(此處引自《曾國藩全集》)。

　今天飄花看來，李泰國所設想的不僅僅是英帝國主義者控制中事力量的企圖，也包含了另外一種觀念――中央集權觀念。艦隊不聽從各省督撫大員，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權――皇帝的命令，類似湘軍、淮軍這樣的由地方編練、對地方負責的武裝是不能也不應該存在的。這是英國法權觀念的一種另類體現。然而，晚清時期內外困頓，中樞積弱，實權更多的分掌在各地方漢族大員的手中。清廷既沒有決心、信心，也沒有實力來推動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況清廷本身對於兵權問題也是同樣警惕，明確照會英國公使卜魯斯:“中國兵權不可假於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記中明確表示:“李泰國不會成功”(赫德《至金登乾》)

　其結果是後人皆知的:李――阿艦隊被解散，船隻被撤回變價出售，李泰國的總稅務司被赫德接替。對此，飄花認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新敗之後，清廷如此迅速的給出了強硬的外交抵抗，不能不認為是一次重要的值得分析的事件。在這一事件中，中國方面首次開始計劃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裝備，應當是洋務運動的先聲。但從一開始就遭遇到西方列強企圖控制的嚴峻挑戰，不僅給後來的一系列洋務運動中與外國人的合作打下了陰影，而且把完全可能重新組建，歸自己學習、掌握的的船隊“變價出售”，不惜巨大的損失，僅僅是為了“折對手驕氣”，今天看來並非完全妥善，更多的是一種不成熟的致氣心態，不能說不是錯過了第一個機會。

　李――阿艦隊計劃雖然失敗，但是觸動了清廷敏感的神經。與此同時，一個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漸走上了歷史舞台，他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與曾國藩同為道光十八年進士，故1844年李鴻章中舉之後即投入曾國藩幕下，1847年中進士，其八股為世人所重，文采飛揚。其同年中包括後來著名的張之萬、沈葆楨、何Z、郭嵩燾、馬新貽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國藩幕下參讚軍機，1862年根據曾國藩命令，組建7000淮勇東奔上海，並署江蘇巡撫，自此開始了他波瀾起伏的悲劇人生。

　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各支武裝力量中，李鴻章的淮軍與諸軍不同，遠不像湘軍一般重視義理綱常的教育，部下能戰之將、能文之臣也遠遠不及湘軍集團(這裡請注意對比後來北洋海軍將領的特點)，但李鴻章非常重視“西法”。部下淮軍基本裝備西式槍炮，按照西方操典訓練，因而實際戰鬥力更在湘軍之上。1863年，李鴻章率淮軍協同湘軍與太平軍激烈交戰，為了滿足己方的後勤需要，不至全操於外國人之手，李鴻章特別奏請催調同知銜候補道丁日昌抵滬主持製造事宜。這就是江南製造局的先聲！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亡，太平天國覆滅指日可待。清廷從中樞到地方一致將目光開始轉向國外。2日，總理衙門即提出了震驚全國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自洋人構釁以來，至今數十年矣。殆鹹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製勝之兵，而無製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臣等每於公余之際，反覆籌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豈可偷安苟且，坐失機宜?

　另附有李鴻章至總理衙門的信件，在當時更是“不可思議”之言: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至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雪;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今天的中國史學界普遍認為，這正是洋務運動開始的標志。而中國海軍的真正發展，也就伴隨著步履維艱的洋務運動開始了！

　中國最早嘗試建造近代輪船的，是徐壽和華蘅芳。1862年，兩人在曾國藩的要求下，在安慶軍械所開始嘗試依照魏源的《海國圖志》和鄭複光的《火輪船圖說》建造輪船。1865年中國第一艘實用蒸汽船“黃鵠”在南京建造成功(安慶軍械所隨著湘軍攻克天京遷往南京)。同年，丁日昌在虹口購買了美商開辦的旗記鐵廠，李鴻章又將丁日昌原來開辦的炮局及總兵韓殿甲的炮局並入，並新配備了容閎在美國購買的一批機器，曾李兩人由此正式奏請成立“江南製造總局”。原安慶軍械所大批技術骨乾隨即進入江南製造總局，開始了江南製造總局至今150年與中國海軍建設同呼吸、共命運的艱辛歷程。

　最初的江南製造局主要是製造軍火，以供清廷圍剿撚軍所需。但1867年5月16日，清廷即批準了曾國藩提留部分海關稅款造船的請求。徐壽和華蘅芳等人立即組織技術人員進行試製。1868年7月，“恬吉”下水，其技術性能大大超過了“黃鵠”，令中國官民激動非常。曾國藩首次鼓舞，再次提請增加造船經費。受此激勵，1869年5月，“操江”完工，10月，“測海”下水，次年10月，“威靖”竣工。到1872年5月，排水量達2800噸，1800馬力，安裝有20門火炮的“鎮安”艦下水之際，江南製造局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技術學習階段。

　然而這一階段造船，依然體現了近代中國技術落後的嚴重問題。除了“鎮安”及後來的同型艦“馭遠”與國外同級別軍艦尚有可較之處外，其余船隻不過是炮艇罷了。且由於國內經濟、技術貧弱，大批原材料隻能從國外進口，且主持建造的也依舊是外國工程技術人員。建一船所耗費的財力，往往超過外購軍艦的一倍還多。從經濟帳上算，這是不合適的。而且整個清軍陸軍正在全面換裝，加之圍剿撚軍余部的壓力，江南製造局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於大量的軍火。因此，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盡管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等人全力支持，也沒有能夠繼續開工。中國國產艦船的建造轉到了左宗棠開辦的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上書清廷，提請建設福州船政局。與李鴻章相比，左宗棠更清醒地認識到擁有自己的製造能力的重要作用。而以恭親王為首的清廷雖然擔心李――阿艦隊的教訓，但對於練兵製器的重要意義也同樣認識深刻。因而痛快的答覆了左宗棠的計劃。鑒於李――阿艦隊的教訓，左宗棠十分重視保證中國方面掌握權力，與法國方面所定的條約規定相當細致。但不久，左宗棠就因為受命西征而必須離開閩浙總督的位置。臨行前，左宗棠唯恐船政局半途而廢，乃推舉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接替自己主管船政局的全面工作。

　沈葆楨接掌船政局後，船政局各項規章制度及生產開始走向正軌。至同治十二年(1874年)，船政局已經先後製造了“萬年青”、“湄雲”、“福星”、“伏波”、“安瀾”、“鎮海”、“揚武”、“飛雲”、“靖遠”、“振威”、“濟安”、“永保”、“海鏡”、“琛航”、“大雅”15艘艦船。但同江南製造局一樣，存在著自製艦船成本費用過高，仍需要進口外國原材料、主要產品仍需要外國工程師主持建造等一系列問題。然而，考慮到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製造業基礎，也完全沒有技術儲備，能達到這樣的程度，依然應該說是給中國的海軍裝備建設打開了一個艱難但卻還算不壞的開局。

　在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機器開始轟鳴運轉之際，一個在中國海軍史上甚至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更為重要的事情在悄無聲息中開始了。它就是福州船政學堂。

　福州船政學堂與福州船政局幾乎是同時開辦的，創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根據其行軍治政的經驗，意識到艦船易造，人才難求。最重要的還是要培養出一批能夠駕駛近代艦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而這樣的人才同製造、技術一樣，國內毫無根基，隻能從現在開始著手培養因此，在與法國方面簽訂的條約中，專門規定了創辦學堂，教授製造、駕駛知識的內容。

　1867年1月6日，學堂正式開學，招收了嚴宗光(嚴複)、羅豐祿、林泰增、方伯謙、林永升、黃建勳、蔣超英、葉祖圭，邱寶仁、何心川等數十人，年齡均在12-15歲之間。後又招入張成、呂翰、鄧世昌、林國祥等。從首屆學生的地域看，主要以福建省人士居多，其他省皆少，這主要是由於習慣、傳統及路途等原因，但也因此導致了後來海軍中幾乎成了福建人的天下，福建人相互援引、支持，對非閩籍將領排擠，逐漸形成了後來所稱的“閩黨”，似乎正是由此開端的……但不管怎麽說，船政學堂培養出了中國海軍第一批指揮官，解決了近代戰艦無人可以操作、指揮的嚴峻問題，為近代中國海軍的發展奠定了極其重要的根基。

　在這一期間，發生了一件必須非常重視的事件――日本侵台。

　1868年日本倒幕派成功奪取政權之後，即迅速開始組建了新型的海軍。1874年，日本即派出其當時並不強大的海陸軍力量威逼琉球、入侵台灣。

　清政府一開始一無所知。直至日軍5月7日在台灣登陸後才發覺日本的企圖。5月14日，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授權節製福建省鎮道以下各官，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準其調遣。隨即沈即率“安瀾”、“伏波”、“飛雲”3艦抵台，之後又調“揚武”等艦常駐澎湖，“福清”等艦分駐台北、廈門、福州，掩護淮軍武毅銘字軍6000余人登台。從而在陸上、海上對日軍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脅。在中國方面的巨大軍事壓力下，日本被迫和談。然而由於當時清廷在多個方向都有嚴重的危機(西北阿古柏叛亂，南方因越南獄法國關系殊為緊張)，因此在美、英、法三國的調停下，清廷決計妥協，以50萬兩白銀了結了此事。

　此次台灣事件，對雙方影響均極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的體會到了海軍在侵略戰爭中的重大意義，隨即從英國進口了“扶桑”、“金剛”、“比睿”等艦，加強自身海軍建設。而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也意識到日本已經成為中國近在咫尺的最危險的敵人，對海軍建設的重要性逐漸形成共識。

　但綜觀來看，飄花認為，這次日本進犯是在其羽翼未豐的情況下的一次冒險。清廷沒有能夠借此機會傾力進擊日本，確實是一次重大的戰略失敗。依照當時的清廷實力，並非沒有力量將戰爭轉移到日本本土，迫使日本簽訂城下之盟。而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當時的艱難局面，甚至可能導致日後中日局面的全面變化。然而清廷之所以如此缺乏決戰的決心。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國內、國際局勢的交困。陸軍精銳開赴西北平叛，其背後有沙俄的陰影;西南則與法國爭奪日趨激烈，不得不遣軍以防。且自鴉片戰爭以來，外戰屢戰屢敗，也確實極大的挫傷了清廷從中樞到地方各級決策者的自信心。沒有開戰，也實在是出於無奈！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當時清廷面臨的困局了。

　在中日簽署《北京專條》之後，總理衙門立即上疏，明確指出台灣事件被迫簽和的根本原因在於國防力量的嚴重不足，原擬定的各項國防政策在“清流”們的嚴重阻力下多未能實行，導致面對多方危機時沒有足夠可靠的依仗力量。明確指出:當務之急乃是“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緊急待辦的事宜。並將該疏發往各地討論。

　與此同時，丁日昌也向清廷提出了《海洋水師章程》，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三洋新式水師，以近代軍艦完全取代舊式師船的構想。這一設想得到了總理衙門的讚同，尤其是得到了軍機大臣、大學士文祥的鼎力支持。總理衙門的清廷中樞們明確意識到，日本已經逐漸成為中國國防的主要敵人了。然而，晚清的官僚們畢竟都是舊式文人出身，真正了解洋務的官僚仕宦非常少有，對於19世紀的世界重大變革缺乏足夠的了解，也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因此，對日本的明治維新所帶來的重大變化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在目標上雖然已經達成了基本一致，而且顯然判斷也相當準確，但在具體的籌劃和準備工作中，顯然是不夠的。而且台灣事變迅速平息，“清流”們也根本沒有身在中樞和東南沿海的官僚們的切身感受，並沒有意識到這一事變的意義何在，“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為恥辱”，從輿論上反而對革新依舊百般擎肘，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的保守、陳腐性展露無疑。

　1875年，同治駕崩，然而這對於中國的海防建設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為穩定時局，李鴻章被任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清代不設丞相，以大學士為內閣首領，其中又以文華殿大學士為首輔)，積極支持海軍建設的文祥升任武英殿大學士，海軍建設由此得到了中樞的全力支持。此時遠在揭陽丁憂的丁日昌在李鴻章等人的要求下，再次呈遞了複奏，詳細闡明了自己的思路。他認為清廷在外交上應暫時努力確保和平環境，迅速加強陸海軍建設。尤其在海防建設上，鑒於海岸線綿長，海域遼闊，必須建設一支龐大的近代艦隊，盡管目前由於本國技術、工業都相當落後，但如果不努力保證自己擁有建造能力，則“終受人把持，終無自強之日”。在大力發展軍事力量的同時，借鑒外國先進經驗，在國內大力開發經濟，尤其對當時強大的“清流”複古反洋思潮予以了猛烈的批判:

　“西國事事必求遠勝古人，故術日習而日精;中國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辯論多而事之業少，虛文多而真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實意亡矣！夫鐵船飛炮，古人所無之物，亦古書未載之條，嗜古者固無怪其不欲棄我之長，效彼之長。然使彼僅以船炮自囿於泰西，則我何妨以戈矛自足於中土?無我弱一分，則敵強一分，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安危禍福之間，固有稍縱即逝者。”(《代奏丁日昌議複海防六條折》)

　這份6000余言的奏折其實可以看作是早期洋務派官僚的總目標與總規劃，不僅翔實具體的提出了練兵、造船、工業等方面的具體計劃與措施，更是把思路展開，從國防推及到國家發展的全局戰略規劃，如果當時清廷能夠完全按照這個思路走下去，恐怕日後必定是另一個局面。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份奏折雖然得到了恭親王、文祥、李鴻章等人的大力支持，卻幾乎萬全未能實現。其原因就是以“清流”自居的漢族士大夫群體和保守的京官們的全力阻撓。

　通政使於凌辰上書攻擊說:“古聖先賢所謂用夏變夷者，李鴻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他認為，李、丁等人講求洋學，延用洋器，就必定已精修洋業洋學為取士標準，則仁義廉恥必定會被棄置敝履，危難之時無人可共國家緩急。因此，他聲稱:“但修我陸戰之備，不必爭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結以忠義，不必洋人機巧也。”“複不可買洋器洋船，為敵人所餌齲又不可仿照製造，暗銷我中國有數之帑項擲之汪洋也。”(《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於凌辰奏折》)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更是一折五片，抨擊丁日昌“矯飭傾險，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對大力興建海軍，自行建造、購買近代戰艦更是嗤之以鼻，聲稱:“但就我所能辦之炮台、輪船、洋槍、洋炮，參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舳板、快蟹、長龍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線槍、火彈、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銅鐵各炮，練習不懈，訓之以忠義，水陸兵勇互相援應，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及附片》)兩人的背後，其實是一大批對洋務變法堅決抵製的士大夫官僚，其直接目的是阻止丁日昌出任兩江總督，更深層次的是對洋務運動的全面否定。

　由此，飄花不得不慨歎，在這個紛亂複雜的年代，在這個整個世界都在飛速進步的年代，新興的洋務派官僚們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孜孜以求，探索著複興國家的道路，而正統的士大夫們卻依舊死死抱住舊儒家的陳腐觀念不放，其固執迂腐幾乎不可理喻。他們依舊堅定地認為，隻要重人心、重教化，必定能夠用夏變夷。即便是滿清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歸順於漢民族的禮義教化。因此，他們視洋務派為漢奸，卻忘記了歷史上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之所以歸化於漢民族，正是因為漢民族更加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所謂“禮義”，其實僅僅是這種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在文化上的體現，自古至今的所有勝利者都不是用什麽空頭的“禮義”製勝的。可悲、可歎、可恨、可笑、可憐的是，他們還自以為得計，並為自己維護了所謂的“尊嚴”而洋洋自得。而正是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世俗道德阻礙了近代中華民族最後逃脫災難的機會，帶來了百年的悲劇。而今天更為可悲、可歎、可恨、可笑、可憐的是，居然依舊有著一大批為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世俗道德招魂的人們，將這種種都推諉於某個民族、某個個人，而根本無視於究竟是什麽造成了民族百年悲劇的根源。

　以恭親王為代表的洋務官員們決心不惜一切把改革推進，提請按照原擬定的六條參考各地意見開始著手辦理。海防建造近代艦隊一事，囿於財力，先設北洋一軍，拱衛京畿，待財力逐漸充實，則當繼續建設其他兩支水師。並要選派人才留洋加強製造學習，對於凌、王等人的批評，應當“毋庸置議”。

　然而，宮中發出的《著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諭》卻是:

　海防關系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若築室道謀，僅以空言了事，則因循廢弛，何時兼諸施行?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唯事屬創始，必須通盤籌畫，計出萬全，方能有利無害。若始基不慎，過於鋪張，既非切實辦法，將興利轉以滋害，貽誤曷可勝言。計唯有逐漸舉行，持之以久，講求實際，力戒虛糜，擇其最要者，不動聲色，先行試辦，實見成效然後推廣行之，次第認真布置，則經費可以周轉，乃專責成。著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練軍、設局及招致海島華人諸議，統歸該大臣等擇要籌辦。其如何巡歷各海口，隨宜布置，及提撥餉需，整頓諸稅之處，均著悉心經理……各該省督撫當事事和衷共濟，不得稍分畛域。陸軍需歸並訓練，方能得力……江防與海防表裡，著彭玉麟、楊嶽斌會同李成謀勤加操練，俟海防船炮購成，應則要添設兵輪船若乾隻……至鐵甲船需費過巨，購買甚難，著李鴻章、沈葆楨酌度情形，如實利於用，即先購一兩隻，再行續辦。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撥應用，即著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這道上諭確定了今後十年海軍發展的基本方針。然而，恭親王等人原計劃的建設三洋海軍，其中先建北洋的計劃被改為南北洋分洋、分任的並進格局。其權術之微妙無可殆言，唯可惜了大半載集籌議精華的建軍方針的改變。自此以後，三洋水師的計劃雖然又曾一再被李鴻章等人提起，但由於晚清官場內部的權力之爭，這一本來相當符合中還實際情況的計劃再也未能實現。南北洋水師自此分道而行。

　李鴻章對此結果是相當不滿意的，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明確指出:“海防一節，雖奉簡派，徒擁虛名，恐鮮實濟。第一是無財，次則無人，又無激勵之法。衰暮負此重寄，瞬見顛蹶，如何可支?”然而，他依舊決心在這一職務上盡自己所能，“甘為眾矢之的，無所疑懼。即有於、王等十輩，亦不敢竟避其鋒！唯此次總署為群議所持，複陳數條，大都模棱敷衍，而由必強我輩萬做不到萬辦不好之事，隻有挺身而出，不予強拉旁人。”這段自白其實也可以說是他在整個晚清史中活動的真實寫照！

　在朝廷決定組建兩洋新式水師之後，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開始走上了比較正規的歷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開近代化歷程的，卻是南洋水師。其原因就在於南洋水師有兩個強力的支持者和領導者:沈葆楨和丁日昌。此時的南洋不僅近代艦船較多，而且率先實現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應辦事宜十六條》。但由於沈葆楨於1879年即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離職，南洋水師失去了領導人物，北洋水師卻由於李鴻章位高權重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旋即超過南洋，成為了清朝的國家海軍。

　(注:《海防應辦事宜十六條》內容為:1、海防會辦應閱歷深厚，精通海防;2、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宜選深諳外海水師之大員統領，延請熟諳水師之西員會同操練;3、請調李成謀去閩台總統水師，先將船政輪船練成一軍;4、船政局經費必須保證;5、船政局輪船當預儲管理人才;6、江防僅長龍、舢板不能禦外侮，宜輔以淺水輪船及水雷;7、日本廢琉球，我此時海防未備周齊，隻能予以譴責，俟我防務沛然，再興問罪之師;8、對日需俟其先發，分投牽製;9、日本即便二三年不犯台灣，也必北圖朝鮮，我須預作準備;10、朝鮮須與泰西各國立約，以防日本並吞;11、英、美、法、德中宜聯絡一國，與之獨親獨厚，使緩急可為我用;12、請速購鐵甲船、水雷，並整頓營製、餉製、行政、用人;13、籌辦海防，須整頓吏治，團結民心;14、嚴整軍隊賣缺;15、沈葆楨宜來金陵、上海兩處;16、健康好轉，再上北京。若不能愈，也隨時接受朝廷查詢。)

　恭親王、李鴻章等強調先行建設北洋水師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聯軍攻擊大沽炮台，並進而攻破京津的教訓。而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英、法等七艦雲集天津、煙台一帶威懾，更令清廷統治者記憶猶新。李鴻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後，利用職權和其統轄的淮軍系統，將山東、奉天各地海防權力統歸於己手，使得北洋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責、權、利的統一，而這種優越條件是沈葆楨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設一支近代海軍，首要的事情是要選擇好海軍統帥。李鴻章選擇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為太平軍程學啟的部下，後隨程部投降了曾國藩。1862年，程部轉歸李鴻章隸書，丁隨即歸屬淮軍體系。其在鎮壓太平天國、進剿撚軍中作戰勇猛，屢立戰功，因而為李鴻章所賞識。然而丁為人喑弱，對近代海軍一無所知。李鴻章當年組建淮軍時，手下能乾將吏原本就甚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鴻章建議大膽起用船政學堂的學生統領海軍，但李最終選擇他的根本因素還是為了更好的控制海軍。這實際上給後來北洋海軍內部的紛爭和最終的悲劇埋下了第一個伏筆。

　建設近代海軍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裝備的保障。

　前面已經提到，江南製造總局和福建船政局已經自行開工建造了數十艘舊式炮艦，李鴻章為加強北洋海防建設，先後調撥“操江”、“湄雲”、“鎮海”、“泰安”4艘入駐北洋，成為北洋海軍最早的海上機動打擊力量。但李鴻章由於鎮壓太平天國的經驗和自造艦船確實成本大大超過外購，質量也確有缺欠，因而過於偏重外購艦船。在他的推動和恭親王等人的支持下，中國近代史上開始了首次大規模外購軍艦。

　最先進入北洋序列的是四艘“鎮”字號蚊子船。蚊子船是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天才設計師倫道爾設計的一種裝有巨炮的淺水炮艦，其排水量僅僅300-400噸，而裝有一門裝載於2000噸以上軍艦的大型火炮，因火炮炮口前出於船身，類似蚊子尖嘴，故名之為“蚊子船”。該型船隻攻擊力較強，但因為火炮不能轉動，完全依靠船身調整來瞄準，因此機動性大受限制。且航速有限，基本上沒有什麽海上作戰的能力，主要是作為水上機動炮台配合陸地固定的岸炮防禦海岸線之用。從性能及設計思想來看，在當時不失為一種相當先進且性價比優良的海軍武器。但坦率的說，這僅僅是海防力量，而於李鴻章等人需要的構建海上機動打擊力量的目標相去甚遠，李鴻章從此也認識到，想組建近代海軍，還是必須依靠大型鐵甲戰艦，單純的輕型船隻是沒有爭奪製海權的可能的。(此處飄花特意的介紹，是希望各位能夠與今天的海防建設作以對比)究其原因，還是洋務官僚們缺乏近代艦艇知識，不了解戰術、技術性能而造成的。不過，後來的許多史家稱這是外國人欺騙中國人的證據卻顯然是因為其對近代海軍技術發展的不了解，不能以此為憑的。

　隨即，李鴻章又為北洋水師訂購了“超勇”、“揚威”2艘巡洋艦，當時又稱為“快碰船”。1880年，鑒於西北中俄伊犁交涉甚為緊張，李鴻章等人終於決心在德國伏爾鏗船廠訂造了後來著名的“定遠”和“鎮遠”鐵甲艦。此二艦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屬於第一流水準，在遠東更是無有對手。而這兩艘戰艦耗銀高達340萬兩，對於當時年支出不過7000萬兩左右的清廷來說，實在是一筆不小的數字。李鴻章為此屢屢致信在德國監造的李鳳苞等人，叮囑其一定認真考校。隨後，又在德國訂造了1艘穹甲巡洋艦“濟遠”。

　鑒於海防薄弱導致西方侵略者屢屢從海上入侵，甚至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實力遠遠弱於中國的的日本也敢於侵略台灣的慘痛教訓， 清廷為了加強海防可謂不遺余力。查閱晚清戶部檔案，其常例的財源主要包括地丁銀、雜賦銀、糧折、耗羨、鹽稅、常稅、漕折漕項、租息，另有厘金、洋稅、關稅、捐輸、完繳和一些其他的稅源，年收入總計約在8000萬兩上下，但其年常規支出即有7000萬兩左右。而晚清時期先後爆發太平天國起義、撚軍起義、阿古柏等大規模戰亂、叛亂，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項，就耗銀達5230萬兩之多。朝廷左支右絀，深感財力維艱。而近代海軍更是一個費銀子的事業。李鴻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後，最頭疼的就是經費問題。為此專折上奏:“凡事非財不行，而北洋三省財力最窘，無別可籌之款……適當茲經費支拙之地，彷徨無錯，展布何從?”(《督辦北洋海防謝折》)

　盡管面臨的巨大的財政困難，恭親王等人加強海防、購買近代大型軍艦的決心不變，為此，總理衙門和戶部奏請由洋稅(海關稅)和厘金(工商業稅)項下撥解南北洋海防經費，每年合計約達400萬兩。盡管由於各地財政拮據，且由於鎮壓太平天國，地方軍閥興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內輕的格局而導致每年實際解送款數達不到這一標準，但對於日益艱困的晚清財政來說，也實在是一筆巨大的款項了。由是也可見晚清的戶部官員們雖然在歷史上籍籍無名，卻為洋務運動和近代海軍的締造作出了怎樣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其實也是近代中國海軍建設的大功臣。